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意義與理論基礎 - Amazon Web...

政治科學論叢／第十三期／民國 89 年 12 月／頁 1∼26

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意義與理論基礎*

蕭全政**　

摘　　要

社會科學的本土化一直是二十年來學界所努力的目標。然而，近年

來，隨著國內的威權轉型和統獨議題的浮現，社會科學本土化潮流中遂

有「中國化」、「台灣化」，甚至「反中國化」與「去中國化」之爭。

本文從兩種社會科學典範的角度，一方面檢討社會科學「中國化」、

「台灣化」、「反中國化」和「去中國化」等泛政治性觀點的可能不足，

另方面則主張從台灣整體實存政經社文網絡立基，建構能突顯「學術主

體性」或「台灣主體性」的本土化社會科學理論。其間的關鍵，在於這

種方法能從一般社會科學的普同性中分離出台灣社會科學的特殊性，而

且能以台灣社會科學的普同性，整合國內社會科學上因不同時間或其他

理由而主張的各種特殊性。

關鍵詞：社會科學本土化、社會科學中國化、學術主體性、台灣主體性、科學哲學

壹、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爭論與意義

社會科學研究的本土化與國際化，本來是相輔相成、相應相生的課題，

但在國內，不幸的，卻經常表現出互剋互制、互相矛盾而且互相衝突的現

* 本論文初稿曾發表於南華管理學院教育社會學研究所與應用社會學系主辦，「社

會科學理論與本土化學術研討會」，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七∼八日。南華管理學院。 **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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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此，有人一談到社會科學本土化、社會科學研究的本土化或學術本

土化等類似的話題，就開始血壓升高，甚至聲嘶力竭的辯稱，應該強調的

是國際化而不是本土化；這種看似激動，甚至略帶情緒的反應，不但見諸

於一般學界中人，就算是學術上達到巔峰成就的國家級院士中亦不乏其人。

以最近較為有名的爭論為例，一九九八年李總統在中研院第二十三屆

院士會議開幕上的講話指出，「中研院是國家最高學術機構，未來不但要

朝向國際化發展，也要落實本土化。在國際化方面，應該積極投入國際學

術的主流，強化國際合作，與國際學術同步前進；在本土化方面，則要從

本土經驗出發，豐富研究內涵，帶動社會發展」（聯合報，一九九八年七

月七日，版五）。這樣平實的講話竟引起院士們兩極化的反應；而中研院

前院長吳大猷院士更是表示，「強調本土化，是不是要把國際院士都趕走？

這種情形跟關起門來做皇帝沒什麼兩樣；學術本來就應該國際化發展，本

土化問題不能亂講」（中國時報，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版五）。為什麼

李總統這種只是強調「兼顧國際化與本土化」的言論，會引起如此強烈的

反彈呢？要理解這個問題，必須回到二十年來台灣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歷史。

一九八○年年底，中研院民族所曾邀集國內和香港方面諸多著名的社

會科學研究者，舉辦「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研討會。這個研討

會的目的，根據主其事的楊國樞與文崇一教授的說法，是希望根據中國的

歷史、文化及社會特徵，研究中國社會的重要與獨特問題，以求能在問題、

理論及方法上有所突破，而擺脫西方學術附庸的窘境（楊國樞與文崇一，

1982: i-vii）。這樣的努力，曾經明顯促使國內二十年來在心理學、人類學、

社會學和政治學方面的發展。

然而，自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國化」，逐漸被

「本土化」取代，甚至轉向「台灣化」、「反中國化」、「去中國化」的

潮流（羊憶蓉，1995：186-188）。從「中國化」，到「台灣化」、「反中

國化」、「去中國化」，社會科學研究的本土化，亦從追求「學術主體性」，

擴及找尋「台灣主體性」的歷史、文化與政治運動（戴寶村，1993；李喬，

1993）；學術性的本土化運動，亦被認為演變成「本土化的學術動員」（羊

憶蓉，1995：195-198），其中很明顯的已經夾雜著「台灣結與中國結」的

爭鬥，或「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扞格（戴國煇，1983；1994；韋

政通，1991:57-69；陳昭瑛，1995：26-29）。學術本土化的追求，顯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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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威權政經變遷中被泛政治化，無論是統派或獨派的主張（陳昭瑛，

1995；陳映真，1995；王曉波，1995；林書揚，1995；陳芳明，1995；張

國慶，1995）。

從實存歷史角度看，「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確不僅因為數百年來

台灣一直是中國的偏遠地區或國際列強的殖民地，因而長期度過「亞細亞

的孤兒」式的疏離與落寞，還因為思想上的荒蕪、依賴、零散、缺乏主體，

因而喪失生活的意義與努力方向（葉啟政，1991：198-199）。戰後威權體

制所強加的政經秩序與政經方向，雖然曾暫時壓制台灣社會的空虛、零散

與迷亂，但是，一九七○年代初後，連串外交挫敗、國際孤立與同時發生

的兩次石油危機，卻直接強烈衝擊冷戰格局下台灣威權體制所隱含的僵化

並與本土脫節的政經秩序、政經方向和國家定位。因此，從蔣經國的行政

革新、十大建設，到彈性外交；從「大學雜誌」、「夏潮」、「八十年代」、

「亞洲人」、「台灣政論」，到鄉土文學論戰，台灣的社會，無論在政治、

經濟、外交、思想、文學或意識形態上，都普遍表現定位主體性、追求主

體性的反省與行動。一九八○年底中研院民族所召開的研討會，開始澈底

反省、批判國內的社會科學研究，顯然亦是此具主體意識的反省與行動中

的一環（葉啟政，1991：220-223）。

然而，在強調「一個中國」原則的威權體制下（蕭全政，1999），標

榜「中國化」以追求學術的主體性似乎可以瞭解，而在「一個中國」原則

鬆解（蕭全政，1996），以致於過去被壓抑的台灣歷史、鄉土教育等重新

被肯定（羊憶蓉，1995：186），而且在政治權力結構與運作上出現「中華

民國的台灣化」時（若林正丈，1994），「中國化」變成「台灣化」，甚

至「反中國化」與「去中國化」，似乎也不是很難認知。但是，社會科學

研究的「中國化」，是否真能確立「學術的主體性」？而，同樣地，社會

科學研究的「台灣化」，或「反中國化」與「去中國化」，是否就能確保

「台灣主體性」呢？

從「中國化」到「台灣化」，羊憶蓉教授在回顧二十年來台灣社會科

學本土化運動中，曾提出一個有趣的觀察。她認為，兩種本土化運動都在

追求「主體性」，但是兩種運動所追求的「主體性」卻是相互矛盾；因此，

她同時質疑，兩種掛著「學術本土化」招牌的運動，是否經歷過從「中國

化」到「台灣化」的變化，而仍屬同一個直線進行的「本土化」運動，或


者本質上就是兩支不同的運動（羊憶蓉，1995：188）。對於筆者而言，學

術的歸學術，政治的歸政治，但是，學術不能脫離實存的現實而存在，而

政治亦須根據實存的現實而展開；追求「學術主體性」的「中國化」，與

追求「台灣主體性」的「台灣化」，應該要回到實存的現實，而且從此現

實出發，整合於同一種兼顧理論與事實的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中。因此，

台灣的社會科學本土化，亦須能同時說明「中國化」與「台灣化」的兩種

脈流，而且化解其間的爭議。羊教授在文中所引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話，

「經由特殊性而達成普同性，經由普同性而達成特殊性」（羊憶蓉，1995：

210），或許正可以幫助我們思考這些問題，只是我們必須先釐清且整合台

灣社會科學本土化中的特殊性與普同性。

台灣社會科學本土化，其實隱含兩種層次的特殊性與普同性關係：一

方面，相對於反映或能解釋整個人類歷史變遷的一般社會科學之普同性，

台灣的社會科學當然有其因實存現實的不同時空因果過程而展現的特殊

性；另方面，相對於反映或能解釋台灣整體歷史變遷的社會科學之普同性，

國內過去不同時段的社會科學，例如主張「中國化」與「台灣化」時期，

亦分別會有其特殊性。台灣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其實就是要找尋並確立

能夠獨立於一般社會科學的普同性，而且能夠整合國內不同時段的特殊性

之主體性。唯有這樣的主體性，才能在時空流轉的歷史因果過程中，讓我

們所建構的社會科學理論和我們所面對、熟知、經歷的實存現實相結合，

而且可以自在的和其他時空背景下的理論相對話，甚至整合為更高層次的

更普同化理論。

為釐清此兼容兩種普同性和兩種特殊性的「主體性」，本文第二節將

從自然科學發展史的演化中，顯露社會科學「中國化」的不足；而第三節

將從科學哲學兩種社會科學典範的角度，釐清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理論基

礎；第四節則將以此基礎理論觀點，重新檢討社會科學「中國化」、「台

灣化」、「反中國化」與「去中國化」等潮流或訴求的發展，以嘗試確立

台灣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基本方向和作法。

貳、社會科學「中國化」與傳統科學觀中的普同性

二十年來，國內社會科學界主張「中國化」論者，曾分別從研究方法


（楊國樞與文崇一，1982）、方法論（何秀煌，1982；林南，1986）、認

識論（高承恕，1982；葉啟政，1994；黃光國，1999b）、知識社會學（金

耀基，1982），甚至世界體系理論（葉啟政，1982；1984；蕭新煌，1982），

嘗試突顯台灣的學術主體性，而且論及建構與發展此主體性的方法。然而，

一般而言，在這些論者中強調研究方法與方法論者，通常相信「科學」是

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因而無法跨越傳統「科學」概念內涵中的理性主義與

邏輯實證論的機械化普同性，以致於難以從一般社會科學的普同性中，有

效分離並確立台灣社會科學的特殊性；相對而言，強調認識論和知識社會

學的觀點，經常以具特殊性認識基礎的文化社會脈絡，或直接援引 Karl

Mannheim 的知識相對觀（Mannheim, 1952）與 P. Feyerabend 的多元典範

（Feyerabend, 1988），而解構社會科學的普同性與客觀性，並從中突顯「中

國化」所能促成的學術主體性，但是也因強調多元、相對化，而可能流於

偏狹的「我族中心論式」的（ethnocentric）主體性，而且切斷與其他社會

之理論間的對話與整合。

自十七世紀以來，在自然法和表現於自然科學發展的理性主義傳統

下，「科學」的概念內涵，一直被強調是在 what to know 層次，即找尋存

在於宇宙與人類社會的理性和理性運作法則；而在科學方法論上，即 how to

know 的層次，則強調演繹、檢證和比較的過程，以找尋這些具有普同性而

超時空存在的理性與理性運作法則。就像牛頓的萬有體系一樣，這些理性

與理性運作法則被認為是客觀存在的，而找尋這些理性與理性運作法則的

方法，亦具普同性而超越時空與個人；因此，透過不斷的演繹、檢證與比

較，人們能逐漸演化性的得到一般化理論，並接近客觀的理性與理性運作

法則。

這種自然法和理性主義傳統下的科學觀，雖然經過經驗主義和實證主

義的考驗，而鬆緩一般化理論及理性與理性運作法則的強調，但是在取而

代之的找尋「社會規律性」（social regularities）和邏輯實證論影響下，「科

學」的概念內涵，仍是強調科學知識的特質和科學知識的發展，以致於仍

偏重普同化科學知識的邏輯結構形式，和經驗檢證程序上的證實或否證過

程。

這種科學觀，追根究柢，是建立在牛頓物理所撐持的本體論、宇宙論

和科學觀上。根據絕對時間、絕對空間、質量不滅和標準度量等先驗性的


假設，牛頓物理所突顯的，客觀的宇宙本體是絕對不變的理性與理性運作

法則；此理性與理性運作法則，普遍且超時空的涵蓋宇宙萬有的整體，而

呈現在其可以用邏輯與數學形式表現的動態、和諧秩序中；宇宙的任何物

質，就根據其在系統中的初始狀態和外來作用力，而展現超越時空的因果

運動過程（武長德，1984：125、157）。人和人類的歷史與社會，都是宇

宙的一部分；因此，人是理性的，而人類的歷史與社會，亦將體現理性的

秩序和各種超越時空的理性運作法則。另方面，理性的宇宙所體現於人類

的歷史與社會中的理性與理性運作法則，經常是人們在社會科學活動中，

建構一般化理論的始點（所以有前提演繹），或要證實的目標（所以有檢

證）；而且由於人類理性與經驗的有限性，所以透過其他人種、民族、文

化、社會或國家的系統化比較研究，亦可對於同一種理性與理性運作法則

的詮釋或體現，找出最完善的形式與內涵，而豐富社會科學的知識，或促

成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蕭全政與楊德睿，1991；蕭全政，1998：108-112）。

這種強調科學知識與科學方法的普同性之論點，在台灣的例子中，顯然為

「中國化」論者中企圖從研究方法和方法論層次建立學術主體性者所接受。

然而，從自然科學發展史上看，自二十世紀初以來，相對論、量子論

和混沌論（chaos theory），已先後對牛頓物理所隱含的本體論、宇宙論和

科學觀不斷產生挑戰和替代。例如，相對論否定時間、空間和標準度量的

絕對性，也否定質量不滅定律（若有不滅，應是質能不滅，而非質量不滅）；

量子論否定牛頓物理因結合絕對理性、萬有秩序和超時空因果關係等假設

而形成的機械式決定論（即知道初始條件就能預測往後的運動與發展的機

械觀論點），也否定一般化理論；而植根於熱力學的混沌論，更以時間不

可逆性，而將本體論上主張理性永恆不變的牛頓萬有體系，澈底的判定為

與實存宇宙不符的封閉體系（蕭全政，1998：112-117）。

當牛頓的萬有體系被證實是不與「時間之矢」（the arrow of time）

（Coveney & Highfield, 1990）同時並進的封閉體系時，立基於其本體論、

宇宙論和科學觀的社會科學理論，亦因而變成封閉體系的社會科學理論。

封閉體系下的社會科學理論，本來就難以充分解釋或預測開放體系下的社

會現實，而一旦後者面臨激烈的轉型或變遷，則兩者間的差距將更形明顯。

回到台灣的現實，一九八○年左右社會科學研究者所以會感覺「在日常生

活中，我們是中國人；在從事研究工作時，我們卻變成了西方人」（楊國


樞與文崇一，1982：ii），因而推動社會科學「中國化」；而一九八七年解

嚴之後，「中國化」卻變成「台灣化」、「反中國化」等，這不能不說是

因為封閉體系或相對封閉體系的社會科學理論無法充分反映開放體系現象

的緣故；前者表示封閉於西方社會的社會科學理論，根本不能解釋空間上

有所不同的「中國」之社會現象，而同樣的，後者表示封閉於過去的「中

國化」社會科學理論，根本不能充分解釋時間上有所不同的「台灣化」社

會現象。其間的關鍵，在於西方社會科學的機械化普同性和「中國化」陣

營中強調研究方法與方法論者的相對機械化普同性，根本無法涵蓋或充分

涵蓋台灣息息變遷、刻刻流轉的特殊性，尤其是解嚴與結束戡亂後的翻天

運動。在此情況下，台灣的所謂社會科學，根本難以作到最起碼的解釋或

預測台灣實存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等變遷，而必須重新被反省。

相對而言，在社會科學「中國化」陣營中，強調從認識論或知識社會

學觀點，以確立「主體性」（葉啟政，1994）或「學術實踐的主體性」者

（黃光國，1999a；1999b），在以文化社會為脈絡的相對化、知識相對觀

或多元典範論顛覆社會科學的普同性時，似乎也很難拒絕從「中國化」到

「台灣化」，甚至「反中國化」與「去中國化」的合理性。但是，其中各

分別隱含「主體性」的「中國化」、「台灣化」、「反中國化」、「去中

國化」和學界所要追求的「學術主體性」之間，到底有何關係？是並容？

衝突？或後者根本是由前者們共同體現？換言之，他們所強調的相對性、

相對觀與多元論是否有其極限？而與普同性之間又有何關係？或根本就沒

有普同性？這些問題的釐清，似乎必須仰賴有關科學哲學的辨正，故留待

本文第四章再行討論。

參、科學哲學與兩種社會科學典範

黃光國教授和林俊義教授在論及當前台灣社會科學的現狀與發展時，

都曾強調科學哲學的重要性（黃光國，1999a；1999b；林俊義，1999）。

的確，從 Thomas Kuhn 的角度看，人類史上科學的不斷進步，都是因為其

理論基礎的科學哲學不斷出現革命性的遞移（Kuhn, 1970）；而更重要的是

他曾提示，「當科學陷入危機時，它經常仰賴於從其自身基礎的哲學性分

析，而謀化解之道」（Katouzian, 1980: 4）。這對於國內的社會科學本土化，


顯然具有重要的啟發。

從實存角度看，哲學、科學與社會三者，都是人類生活過程中不可或

缺的領域。哲學的內容涵攝宇宙及人類社會客觀存在與變遷的基本原理，

和人類社會應然的規範價值；科學在於解釋客觀實存與變遷，並預測其發

展；社會則屬客觀實存的事實，而其在時間上的累積，即構成歷史。此三

者間之關係，正如生命一樣，是可分析但不可分割的；假如沒有社會，科

學與哲學都變成玄學；假如沒有科學，哲學與社會並不相干，而社會亦不

知其真象與未來動向；而假如沒有哲學，科學與社會都將喪失其發展方向

（Katouzian, 1980: 1）。台灣社會科學的發展困境，必須從哲學層次才能釐

清其根源。

在古希臘時代，哲學一般被分為物理學、倫理學和論理學（logic）；

依現在的術語，則是宇宙論、人生論與知識論。宇宙論又可分為兩部分，

其一是研究「存在」之本體及「真實」之要素者，即所謂「本體論」

（ontology）；其二是研究宇宙之生成與發展，及世界之發生與歷史者，此

是所謂「宇宙論」（cosmology）。其次，人生論亦有兩部分，其一是研究

「人是什麼」的，包括生理學、心理學等；其二是研究「人應該是怎樣」

的，包括倫理學、人生哲學與政治哲學等。另外，知識論亦可分為兩部分，

其一是研究認識的特質與知識的性質者，即所謂認識論（epistemology）；

其二是研究知識的規範者，即所謂邏輯學、理則學或論理學（馮友蘭，1936：

2-3）。

自古希臘以來，哲學的內涵已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的演進而不斷的分

化：有的仍歸類為哲學的範疇，如本體論、宇宙論、認識論與人生哲學；

有的已列為科學的範疇，如宇宙論中的物理、化學，人生論中的生理學、

心理學，知識論中的理則學；而有的則屬於規範性的學科領域，如倫理學

與政治哲學等。

從科學的角度或層次言，至今仍足以左右科學的內涵和方向的哲學領

域，事實上包括本體論、宇宙論、認識論與人生哲學。Thomas Kuhn 曾以

典範（paradigm）的概念，分析科學哲學的革命、遞移過程；而所謂的典範，

即包括特定的先驗假設、概念、理論、分析技巧、分析模型、解決問題

（problem-solving）的能力特性，而且流行於特定的科學社群（scientific

community）（Kuhn, 1970)。其實他所謂「特定的先驗假設」，事實上就是


指特定的本體論、宇宙論、認識論和人生哲學；其中，對於自然科學而言，

人生哲學的重要性也許不一定都那麼顯著，但是對社會科學而言，其重要

性卻是非常關鍵。

從自然科學發展史的角度看，本文第二節所提的牛頓物理與混沌論，

事實上分別有其特定且連貫的本體論、宇宙論與認識論；而分別以此二典

範為基礎而發展的社會科學，除承襲其特定的本體論、宇宙論與認識論外，

亦有其分別衍生的人生哲學與科學觀。其次，有趣的是，兩種社會科學典

範所隱含的這些相關內容，正好呈現強烈的相互對照。

一般社會科學中，所謂的科學，是強調要在理論與事實的對立關係中，

建構理論以分析事實（即社會與歷史現象）、解釋事實、預測事實，甚至

控制事實。但是，由於對理論與事實兩種層面的不同強調，社會科學歷來

即存在各種有關社會科學哲學，或方法論與研究方法上的論爭。前述以牛

頓物理所含科學哲學為基礎，而強調演繹、檢證和比較過程，以追求一般

化理論的，正是社會科學中強調理論層面的典範；相對而言，以混沌論所

含科學哲學為基礎，而強調事實的分析與歸納，及歷史因果關係的掌握者，

則是社會科學中強調事實層面的典範（蕭全政，1994）。

在社會科學中，強調理論層面者，在絕對時空、絕對度量、自然和諧

法則及萬有秩序等先驗前提下，非常強調科學知識，及累積與驗證這套科

學知識的方法與程序，其目的是希望能夠建構一般化理論。他們認為要能

統合理論與事實間對立關係的科學知識或科學理論，必須具有邏輯性

（logical）和經驗性（empirical）；而在以社會現象中的規律性（regularity）

和類似性（similarity）為對象的研究過程中，從概念的界定、命題的確立、

資料的收集和分析，到命題的檢定，均須嚴守客觀、中立的態度和科學的

實證精神，才能建構體現形式理性、客觀性與普遍性且具實證經驗內涵的

超時空一般化理論。

在具體學科領域中，強調理論層面者認為，社會科學可依功能性的差

別與分工，分化為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地理學與

歷史學等，但是透過科際整合的努力，這些領域又可相互聯貫而為統一的

社會科學。例如行為科學即企圖以理性、自利的個人為中心，在個人行為、

人際關係及人類與其生活環境間關係等三個層次上，依其所展現的各種規

律性與類似性，而整合所有社會科學學門（魏鏞，1971）。


相對而言，強調事實層面的社會科學觀者，在相對時空、非決定論、

時間不可逆與矛盾、衝突的混沌因果中的秩序等前提下，非常強調實存社

會歷史事實的解釋，及其動態變遷的因果分析；其最終目的或可稱為是整

體實存人類社會歷史的重構。他們認為，人類社會與歷史，透過糾纏、綿

延卻連貫的因果網絡關係，串連其在時間面向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而

假如科學的意義是在分析、解釋並預測事實，則其關鍵當在掌握隨時與相

對時空下的事實絕對相關的因果關係，因為在時空相對而且時間不可逆

下，所有的人類歷史都絕對不會重演(故在開放系統中絕對沒有超時空者)。

然而，所有的「現在」都根源於「過去」，而所有的「未來」，亦都由「過

去」與「現在」發展而來；「過去」、「現在」與「未來」間，必然存有

因果上的關聯。

相對於強調理論層面者的重視社會現象之規律性與類似性和理論的普

遍性與內在科學性，強調事實層面者更重視社會現象的變異性（variation）

與差異性（difference）和理論的特殊性與因果性。例如，為了建構具普遍

性的社會科學理論，行為科學派即以理性、自利的個人假設為中心，而在

政治、經濟、法律等領域，找尋其規律性與類似性而立論。但是，相對而

言，強調事實層面者為了充分掌握相關因果關係，除人的因素之外他們必

然還注意非人的（impersonal）因素，及此等涉及人與非人因素間的動態因

果過程；其間，對於因時空和人的相對而展現差異性與特殊性的強調，顯

然遠多於規律性與普遍性。

強調事實層面者在重視差異性與特殊性之時，仍受到人類實存歷史與

社會的制約，而不致於出現無限相對的現象。雖然人類無法完全認知或證

實客觀實存的人類歷史社會是什麼，但卻也無法否定其客觀實存。人類可

能因為知識、信仰、文化等主客觀因素，而對此客觀實存產生認知上的相

對性，但在時間不可逆下，此客觀實存必然具有其絕對單一性，故此等認

知上的相對性，在理論上說，亦將有其絕對性的異中之同。而事實上，如

何不斷的以客觀事實檢證理論性的因果分析，並建構更符合人類歷史社會

的客觀因果網絡關係，正是此派中所強調科學活動的最終目的。因此，相

對於強調理論層面者的科際整合與一般化理論建構，此派觀點強調人類歷

史社會只有一個，雖然具有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不同層面；而若要

整合這些層面，不應該從普遍性的假設和規律性的社會現象出發，而必須


從構成社會與歷史的整體，以及貫穿各不同層面的因果關係網絡著手。

鑑於哲學、科學與社會三者相互間之關係，兩種社會科學典範的差異，

不僅表現在它們對於何謂科學、何謂社會科學，及如何聯結理論與事實間

關係之看法上有所不同，亦將表現在哲學層次相關內涵的差別上；以下將

從四個層面略論之。

一、本體論─不變 vs.變

宇宙本體的存在，到底是理性或是事實？決定例如真、善、美等的要

素和標準又是什麼？一般而言，在本體論上，有強調理性先於事實者，也

有強調事實先於理性者；而前者亦因而強調真、善、美等的客觀、絕對標

準，後者卻主張真、善、美等的相對、多元化。

在社會科學中，強調理論層面者，通常主張理性先於事實，而且傾向

於主張宇宙本體的絕對、單一、永恆的不變。無論此理性來自上帝、自然

法傳統，或康德所說的絕對理性，他們都傾向於強調先驗存在的理性、和

諧的宇宙秩序，而且「有或一定有某種永恆、超時空的基準或架構存在，

以為我們最終訴諸於判斷合理（rationality）、知識、真理、真實、善，或

正當（rightousness）之本質的基礎」（Bernstein, 1983: 8），因而亦有絕對、

客觀的真、善、美、社會公平、正義等判準。自由主義者，自洛克以來，

所主張生命、自由、財產等天賦人權及憲政主義、自由市場等理想，都是

此中典型例子。

相對而言，強調事實層面之社會科學觀者，通常相信變的宇宙本體論。

無論宇宙的根源是始於大爆炸或其他發生論與不可知，也無論宇宙本體的

變是源於唯物辯證論者所說的矛盾，或 Ilya Prigogine 所稱的宇宙非平衡性

（普里戈金，1990：234-236；Prigogine & Stengers, 1984），他們都傾向於

強調客觀實存是個刻刻流轉、息息變遷的大實在；其中，時空的流轉與主

體的變遷，都由相應變化的因果關係所串連，而此等多變、相對的因果關

係，唯有在特定時空脈絡中才有絕對化的傾向。這在社會科學中的典型例

子，包括現實主義者認為自由主義經濟學所歌頌的市場價格機能不一定最

好，而其所批判的壟斷和寡佔也不一定不好，一切好壞應由實存相關政經

因素決定，一九九七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即直接證實這一點；而人權也不是

天賦的，其具體內容亦由相關實存政經條件所決定。


二、宇宙論─超時空歷史社會觀 vs.因果歷史社會觀

強調不變的本體論者，通常亦強調超時空的理性宇宙觀；宇宙是個和

諧有秩序的整體，其存在、運作與變遷，都在理性、和諧的秩序中進行。

人類歷史社會是宇宙的部分，因此它也是理性、秩序的；其中存在著競爭，

但都是良性且和諧的，甚至人類社會就是透過競爭，才達成效率和演化，

並因而體現宇宙中永恆而絕對的理性。人類歷史社會做為宇宙的一部分，

故持不變的本體論者認為，它在各層面上都體現宇宙各種不同的超時空理

性法則，例如法律上的自然法及以之引申的法理與法體系，經濟學上的供

給法則（the law of supply）、需求法則（the law of demand）、賽伊法則（the

Say’s law，主張供給可以自動創造需求）、葛拉宣法則（the Grasham’s law，

強調劣幣會驅逐良幣），行政學上的巴金森法則（the Parkinson’s law，強

調組織會有不當擴張和濫權傾向），及政治學上的寡頭鐵律（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強調政黨及一般組織都會有中央集權化的傾向）。這些法則都

稱為是“law”，表示皆屬先驗而非人化的，即人類只能發現（discover）

而不能創造（create）它們（Babbie, 1986: 36-37）。這些理性法則，其實經

常就是強調理論層面者建構一般化理論的始點，或要證實與追求的目標。

相對而言，強調變的本體論者，通常亦強調相對時空的因果歷史社會

觀。此派觀點認為，人類社會為解決其個體與總體的生存與發展問題，卻

面對本質上屬資源匱乏的限制局面，因而出現各種聯合與衝突；而人類社

會就在這些矛盾、衝突與聯合、妥協中，展開其因果相聯的歷史變遷。這

種因果關係串聯人類社會在不同空間上的所有個體和各種層面的總體，也

結合這些人和他們所面對非人和他人因素間的關係；而且，它在時間的脈

絡上，在時間不可逆前提下，聯貫了過去、現在與未來，而展現整體人類

歷史的因果發展與變遷。勿庸置疑地，此因果網絡勢必是非常的複雜，但

卻非混亂或無脈絡可尋。

強調事實層面的社會科學觀者，根本上是接受因果歷史社會觀，而且

企圖從連貫不同時空的整體性（holistic）角度，掌握相關事件或社會現象

的整體因果網絡，從而預測其未來發展。Karl Popper 曾將整體性觀點及歷

史因果預測者，全部打成烏托邦式歷史主義（historicism），且視為是開放

社會的敵人（Popper, 1962; 1964）。其實 Popper 所批判的「歷史主義」，


是指「歷史定論主義」，即指「一種相信歷史演變規律的心態及對歷史趨

勢作預測、預言的行為」，不是指人文學門方法論上一個「專研歷史知識

的特色及強調其在知識論上的特別地位」者（陳思賢，1992：42；Katouzian,

1980: 84-90）。從變的本體論和因果歷史社會觀看，歷史必然是要往前發

展，而且其未來必然要串聯其過去與現在，只是在開放系統中因果網絡關

係非常複雜，因此不可能出現決定論式的未來，但卻也不能否定非決定論

式的歷史因果預測。

三、認識論─思維 vs.存在，主觀 vs.客觀

在認識論所涉及存在與思維的前後，和主觀與客觀間關係的問題上，

兩種社會科學典範亦持不同看法。基本上，強調理論層面者認為主體的主

觀思維可以先於客觀存在，而主客之間永遠是二元對立；而強調事實層面

者，主張主體是客觀存在中的一部分，故主體與客體或主觀與客觀之間必

須統一，而客觀存在一定是先於主觀思維。

強調理論層面者的認識論，同時受到來自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傳統影

響，並企圖整合兩者於邏輯實證論的方法中。理性主義者強調主觀思維可

以先於客觀存在，如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人類可以透過上帝的感召、

天啟、神召，或人類自身的理性作用，悟出自然法傳統，或康德式的純粹

理性，或洛克等人的天賦人權說、社會契約論，或亞當史密斯的「一隻看

不見的手」等。當然，這些理性的傳統與法則，正如牛頓以來的古典物理

一般，主要是以邏輯和數學的形式來推演。另方面，經驗主義者強調，客

觀實存是獨立於人類經驗而存在者，此客體的本質（即康德所說的「物如」）

與經驗認識永遠不能等同，而有主客二元化現象；人們的經驗永遠是局部

的，頂多只能以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代替客觀。邏輯實證論正企

圖以不斷的科學檢證，整合理性與經驗、思維與存在，及主觀與客觀間之

關係（Katouzian, 1980: 47-53）。

相對而言，強調事實層面者認為任何主體都是客觀實存的一部分，而

主體的主觀思維是在反映客觀存在，或受客觀存在的激發；沒有存在就沒

有思維。整個客觀實存，從宏觀天體世界，到人類歷史社會，再到微觀的

原子世界，雖然其單一、完整、實存面貌至今或永遠很難完全認知，但是

科學的努力，顯然仍一直在縮短主觀與客觀間的差距。而從社會科學的領


域看，實存的人類歷史社會，是其相關思維的最根本基礎和來源；透過科

學活動而掌握歷史的因果發展，加上實踐及不斷的反複修正，人類亦可能

使主觀逐漸趨近於客觀。另方面，從整體與長期的角度看，世界觀與歷史

觀正是定位此主客體間關係的基礎脈絡。

四、人生哲學─原子式個人 vs.結構化個人

為建構超時空的一般化理論，強調理論層面者把整個社會現象的觀察

和理論建構的基本單元化約到個人。這種化約事實上是取法於古典物理，

因為在古典物理時期科學上的所有物質運動，幾乎都可以化約為原子的運

動，而且原子是最小的單位；因此個人也被假設像原子般的存在著。原子

式的個人都具有超時空的共同特性；而在理性的宇宙前提下，個人是宇宙

的一部分，故都是理性的個人。這些理性的個人，都具有如 Abraham Maslow

所說的層級化需要結構（the hierarchy of needs），從最低的生理需要到最

高的自我實現需要循序滿足（Maslow, 1962）；另方面，這些理性個人都具

有理性計算能力，而且追求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的極大化。此外，生命、

自由、財產的權利，又被認為是理性個人的天賦基本人權。

強調事實層面者對人的看法，不僅在強調其一般性（如理性的解決其

生滅過程中的生存與發展問題），更強調其相對時空性，即強調相對時空

下的一般性。從實存角度看，個人絕非原子式的存在，而是被結構化的

（structuralized）；他在任何時空，都被鑲嵌在特定歷史因果網絡結構中；

所有人事實上都是如此，而且透過這些包含人與非人因素的歷史因果網

絡，相互牽扯拉動著。每個人都在歷史結構脈絡中，體現歷史結構的各種

不同層面，而且扮演各種除個人以外的不同身份和角色。結構中的個人，

不一定都是宿命或外來決定的；他有特定的限制，但也有特定的機會。為

了生存與發展，每個個人或個人集合而成的團體或組織，都企圖儘量利用

並增加其機會，而儘量迴避或降低其限制；而這些作為與不作為，才真正

體現自我利益，而且促成歷史社會的變遷。由於個人具有多重角色、身份，

故其自我利益不必然都以個體自己（individual self）的利益為考量，還可

能包括與其身份或角色相關聯的團體或組織之利益；同樣的，理性計算的

一般化原則，亦將因為時空與人的相對，而出現多元相對現象（蕭全政，

1988：43-48）。


依照本文所論，社會科學中存在著兩種極端對立的理論典範；它們在

本體論、宇宙論、認識論和人生論，甚至方法論與研究方法上，都存在極

為不同的內涵。基本上，在社會科學所強調要聯結的理論與事實之對立關

係中，偏於強調理論層面的典範，主張不變的本體、超時空的歷史社會觀、

理性與思維可以先於事實與存在、人是超時空的原子式個體，而在方法論

與研究方法上，則主張方法論個體主義，並強調演繹、形式化、相關分析

及從理論到事實的研究過程。相對而言，偏於強調事實層面的典範，卻堅

持變的本體、具相對時空因果性的歷史社會觀、事實與存在必然先於理性

與思維、人是被時空結構化的個體，而在方法論與研究方法上，亦主張方

法論非個體主義，並強調歸納、實質化、因果分析及從事實到理論的研究

過程。兩種典範的個別不同內涵間，其實又存在著內在上的關聯（蕭全政，

1994）。

社會科學的發展一直深受自然科學的影響。在自然科學中，三百多年

來，從牛頓力學、愛因斯坦相對論、普朗克量子論、海森堡測不準定理，

到熱力學混沌論的最新發展，人類對於客觀實存的認識，以及認識此客觀

實存的內容與方法，都出現數度典範式的變遷。其中，古典物理的絕對理

性、絕對時空、絕對標準度量、萬有秩序和單一路徑因果決定論，都不斷

在科學發現的沖刷下而呈現相對化的現象。Prigogine 甚至指出，古典物理

的各種「絕對性」，只有在封閉系統中才可能存在，而在開放系統中，由

於時間不可逆，故客觀實存中從未出現相同的時空、相同的因果，也不存

在絕對的理性或萬有秩序；真正客觀實存的，是結合各種偶然與必然，卻

串連各種相對時空的複雜因果關係（普里戈金，1990；Prigogine & Stengers,

1984）。自然科學哲學確實不必然能直接移植到社會科學中來，但 Prigogine

對於古典物理的檢討，也確實值得我們在反省同樣主張超時空的絕對理性

與一般化理論的社會科學典範時仔細的參考。

從科學的普同性與特殊性角度看，強調理論層面科學觀者，從不變的

本體論、超時空的歷史社會觀、到原子化的人生論，實際上已使社會科學

的內容與過程都依理性、理性運作法則的普同性而發展。在此，任何因時

空、文化體系等而展現的特殊性，似乎只能補充或體現其普同性的更豐富、

完整面貌；要以此特殊性而展現學術主體性是很困難的。在台灣的例子中，

這是社會科學「中國化」陣營中因相信科學的普同性以致於只重視研究方


法或方法論層次者所無法克服的障礙。

相對而言，強調事實層面科學觀者，其不斷變遷的本體論和重視因果

的歷史社會觀，實際上可使特定觀察主體所涉及的特殊性因果過程，從整

體具單一、普同性的因果網絡中分離出來；被觀察者的主體因而可以具有

獨特的主體性。當然，強調此主體性，並不表示被觀察者將孤立或隔絕於

其自身存在的整體結構化歷史因果脈絡；其實，相反的，在主客一元論的

架構下，他正是以此因果脈絡為基礎，而進行主客觀因素的衡量，才確立

其主體性。由此推論，要追求「台灣主體性」的「台灣化」，甚至「反中

國化」和「去中國化」，在強調特定的特殊性時，也不能忽略涉及「中國」、

世界或整體人類歷史的更高層次之普同性。另外，對於「中國化」陣營中

強調文化相對化、知識相對觀或多元典範論者而言，學術主體性的建構也

顯然不是可以任意而為，而仍須受到串連各種相對時空的絕對歷史因果網

路的制約。因此，台灣社會科學的「本土化」，無論它是被理解為「中國

化」或「台灣化」，都必須以台灣實存的政經社文網絡為基礎，而且透過

歷史性的因果脈絡，往上承接國際政經體系的變遷，往下連結國內政經社

文的發展，才能同時化解兩種普同性與兩種特殊性間的矛盾。

肆、再論社會科學本土化

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意義顯然是多重的，從本土資料的運用、題材的選

擇、重要社會現象的理論性分析、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法論與研究方法上

的創新與修正、知識體系的建立、「建構具特色的論述體系」（葉啟政，

1994：72），到確立「主體性」（葉啟政，1994：53）或「學術實踐的主

體性」（黃光國，1998a；1998b），而在全球層次「掀起範型的革命」（蕭

新煌，1986：342）等，當然都屬本土化的範圍，甚至低俗如強調要以本國

語言、本國園地發表研究成果的（朱敬一，1998a；1998b），亦很難說不

是本土化的一部分。

二十年來，從社會科學的「中國化」、「台灣化」、「反中國化」與

「去中國化」，國內的社會科學的確已出現長足的進步，但是顯然仍未臻

理想，否則「本土化」的呼聲不會再起，而強調要突顯「學術實踐的主體

性」或重視科學哲學等呼籲，也不會再出現。那麼二十年來的社會科學本


土化，到底曾給我們什麼啟發？還有那些尚未完成而須繼續努力的，尤其

自九○年代初以來不斷面對粗糙的反本土化趨勢，又須如何重新深化調整

呢？

羊憶蓉教授在比較「學術中國化」與目前學界所求的「台灣主體性」

的本土化時，提到前者「是一個侷限在學術範圍內的運動，也是參與者自

稱的『學術自覺運動』」（羊憶蓉，1995：198）；他們「事實上並無強調

大中國意識的意圖，甚至小心避免著陷入『民族中心主義』的指責」（羊

憶蓉，1995：195)。相對地，她認為後者「可說是學術界在如火如荼的本

土化運動中攻占一隅，扮演了相當角色⋯⋯或可稱為『本土化運動的學術

界動員』」（羊憶蓉，1995：198）；而且他們對「台灣主體性」的定位，

是以「台灣」與「中國」的對立關係來突顯，以致有「反中國化」和「去

中國化」的訴求」（羊憶蓉，1995：186-188）。因此，她建議要突顯「台

灣主體性」還須考慮「台灣」與「世界」間的關係，甚至暗示要學學「學

術中國化」者「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的作法，不但強調「本土化」，也

要重視「全球化」與「國際化」（羊憶蓉，1995：200-201）。

羊教授從實存歷史脈絡批評學術本土化中「反中國化」和「去中國化」

的訴求，並建議從台灣與世界的對照中突顯「台灣主體性」；這樣的看法

的確頗有見地。然而，從同樣的歷史脈絡看，「反中國化」和「去中國化」

也不必然完全沒有道理，而台灣要面對世界所須進行的全球化與國際化，

又是如何化法呢？其次，「學術中國化」是否真的沒有大中國意識、不具

「民族中心主義」，是否真能「立足台灣，放眼世界」，或是否真能達成

健康的學術主體性呢？

在討論追求「台灣主體性」的本土化運動中，羊教授直接援引陳昭瑛

黑格爾式的論證，以為「台灣主體性」必須藉辨明「台灣」與「中國」的

關係才能突顯（羊憶蓉，1995：199）。但是戰後台灣威權體制依「一個中

國」原則而統治的歷史，不但扭曲權力分配，也以中國文化、思想、風俗

和教育，壓制本土文化和生活方式等；這個歷史告訴我們，矛盾不一定都

存在於對立面，也可能是內在或無所不在的。因此，威權轉型後，透過「反

中國化」和「去中國化」以恢復本土在文化與生活上的活潑面貌，不必然

是沒道理，只是不能過當。

其次，關於國際化與全球化問題，「立足本土」或「立足台灣」，都


表示先要有立足點，即定位的基礎；這就是學術的主體性。有主體性後再

像朱敬一教授一樣談論學術國際化，接受國際學界對於研究主題和研究過

程的嚴苛檢定（朱敬一，1998a），當然沒問題，但是假如缺乏主體性而要

強調如此方式的學術國際化，那顯然將踐踏二十年來國內學界前輩們推動

本土化的苦心與努力。尤其假如像張光直教授在期待「中國人文社會科學

該躋身世界主流」時，卻不論學術的主體性，而只要求學界，首先要跳出

中國圈子，澈底了解各個學科主流中的關鍵問題、核心問題；其次，在分

析中國豐富的資料後，須確定這些屬於全人類的問題是否具有新的貢獻；

第三，如果有貢獻，一定要用世界性的學者能夠看得懂的語言寫出來（張

光直，1994）。張教授的這些說法，簡直是莫名其妙，特別是他又強調，

「有一天英國的牛津大學經常從中國邀聘教授去教英國史、東歐文學和歷

史哲學，這一天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才能說是成熟，而我們才能肯定中國

的中國研究是科學的研究了」（張光直，1994：64）。這是什麼樣的國際

化？

另外，強調「學術中國化」的前輩們嚴守學術的立場基本上是無可置

疑，但是若說他們沒有「大中國意識」卻也不必然是真的。一九八○年民

族所的研討會，醞釀於「西化華人心理學者」的覺省，而參與者亦以港台

社會科學研究者為主；以後，參與者逐漸擴及新加坡和歐美華人學者圈，

而研究對象，亦以同樣深受中國歷史、文化影響，而且展現中國社會特色

的台灣、香港、大陸為主；至今，以楊國樞教授為例，仍然「對華人本土

心理學的前景充滿了憧憬與信心，深信本土化的華人心理學終將取代西化

的華人心理學」（楊國樞，1999：7）。顯然的，貫穿整個「學術中國化」

發展過程的，若說不是「大中國意識」，那也至少是「民族中心主義」，

而這是否就是羊教授所說的「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的確也會有人提出

質疑。

任何學術性的理論或主張，本來就很難避免隱含有研究者的主觀認同

或意識形態。但是，就像不當的「反中國化」和「去中國化」可能反而傷

害「台灣主體性」一樣，大中國意識或民族主義亦可能傷害台灣「學術主

體性」的確立。誠如葉啟政教授指出的，「『本土化』乃一具特定空間意

涵之關係性的啟動式活動，指向的是一個地區之自主性的追求與肯定，也

是主體性的型塑與展現」（葉啟政，1994：55）。大中國意識或民族主義


和「本土化」空間意涵上的可能矛盾，將直接影響「學術中國化」能體現

台灣「學術主體性」的程度。

楊國樞教授堪稱是二十年來「學術中國化」陣營中，最稱積極推動、

最富理論性反省思辨能力，且最有學術成就者。然而，有趣的是，楊教授

所自述的二十年來在學術理念上的一些重大轉變，卻似足以幫助說明上列

的矛盾與影響。一九八○年，在相信科學的普同性，即認為「科學心理學

全世界只有一個」，而且深刻瞭解中國歷史、文化與社會對於國人的心理

與行為的影響下，楊教授提倡「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而不談「心理學

的中國化」。一九八六年後，除了避免「大漢中心主義」的暗示並跟隨發

展中國家的流行外，為了較周全照顧台灣、香港、大陸在長期分離和快速

變遷後所出現的獨特性，楊教授將「中國化」改為「本土化」，因為「中

國化」似只能涵蓋兩岸三地在與傳統中國歷史、文化等有關的普同性，而

完全無法反映兩岸三地在長期分離與快速變遷後所個別發展的特殊性。一

九八八年，深受哈佛教授的刺激後，楊教授開始考慮發展「華人本土心理

學」；這是「心理學本土化」，而不再是「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化」，雖然

他仍相信科學的普同性。一九九三年後，楊教授進一步提出「本土契合性」

的概念，而強調研究者的研究活動與知識體系，和被研究者的心理與行為，

及生態、經濟等總體脈絡間密切配合的狀態（楊國樞，1999）。從「中國

化」、「本土化」，到「華人本土心理學」，我們看到楊教授從超越「時

空」，逐漸往特定「時空」落實，而且使「學術主體性」逐漸浮現；其中，

中國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的一般性影響，顯然一直在淡化中。面對未來，

大中國意識與實存上逐漸淡化的傳統中國的影響將仍存在著矛盾；楊教授

的「華人本土心理學」可能必須經過再一次的「時空性」調整，才能使台

灣的心理學澈底的本土化。

總之，人類的歷史與社會，其實經常類似 Prigogine 所描繪的實存宇宙

之混沌狀態；在此，存在著無數多卻相互串連的個體，而他們在主客觀上

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時間定向，而且依循不同的時間體系和動機體系在邁

進，而更麻煩的是，他們會在不同而特定的時空關係下互動或相互影響（普

里戈金，1990；Prigogine & Stenger, 1984）。儘管這種混沌可能在時間之流

中，因錯縱複雜的因果關係，而展現相對穩定的秩序，但是開放性的人類

歷史，仍將是以混沌和秩序相雜的情況往前發展。在此混沌與秩序相雜中，


固然存在著理性與秩序，但也少不了迷亂與混沌；而更重要的是，這些理

性、秩序、迷亂與混沌，並非獨立存在或可以獨立分割的，而是在時間之

流與空間的延展中，由各種因果關係所糾纏串連著的。社會科學的科學意

義，就在透過實存的時空脈絡，掌握能貫穿這些理性、秩序、迷亂與混沌

的因果關係網絡，以解釋並預測複雜世界的變遷。

在刻刻流轉、息息變遷的宇宙洪流中，所有的規律性（即秩序）都在

特定時空中形成、特定時空中延展，也都在特定時空中轉變；所有的存在

（being），包括各種規律性，都具有其特定時空性。在此，科學的主要意

義，可以是在找尋各種規律性的因果生滅過程，但卻不在於發現超時空的

先驗理性；而更重要的，應該是在透過實存的因果網絡，解釋、預測，甚

至控制實存世界的變遷。而在一個仍以「國家」為基本政經單元，進而對

內統合，對外獨立的國際政經體系中，以台灣實存的政經社文網絡為基礎

定位「台灣主體性」應該還是必較切合實際的；在此，「學術主體性」和

「台灣主體性」間較為一致，而且所謂的「本土化」才能較為踏實。這樣

的本土化才能將台灣社會科學的特殊性從國際政經體系所支撐的一般社會

科學之普同性中分離出來，而且能以台灣整體實存政經社文網絡所支撐的

台灣社會科學的普同性，透過相關的因果網絡分析，而消解國內各種不同

特殊性主張間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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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n Taiwan

Chyuan-Jenq Shiau

Abstract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has been an important objective of the academic efforts in Taiwan for the past twenty years.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uthoritarianism, beginning in the mid-1980s, however, there came severe disputes over the manners and contents of the indigenization. Among others, sinonization, Taiwanization, or even anti-sinonization and de-sinonization were separately argued to be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indigenization.

From the viewpoints of the two paradigms (the theory-centered and the fact-centered ones) in social sciences, this article first tries to inspec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arguments to define the indigenization as sinonization, Taiwanization, anti-sinonization, or de-sinonization. Furthermore, based upon the fact-centered paradigm, this paper argues the only way to embody “the academic subjectivity” or “the Taiwan subjectivity” that has been always emphasized in the indigenization efforts is to start from a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what had happened in Taiwan.

Keywords: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the sino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subjectivity, the Taiwan subjectivity,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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