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天门山的前一天，张树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飞行。

近 10公斤的装备背在身后，高过头顶。天气瞬息万变。

谁也没想到，刚到山顶，几乎在一瞬间，整座山被云雾笼罩住，6级大风吹得人走不稳路。旁边的同事劝他等雨停，张树鹏还是立刻决定，放弃飞行，下山。

在他眼里，翼装飞行，是一项不允许出错的运动。

一个月前，女大学生安安（化名）在天门山翼装飞行时不幸发生意外，这项运动因此走进大众视野。

在很多人看来，翼装飞行如同在生死边缘徘徊。但张树鹏说，在有足够丰富经验的情况下，如果遵循规则，做好准备，完全可以安全飞行。

在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中，35岁的张树鹏至今都是唯一的中国人。2017年 9月获得 2017卡拉宝翼装飞行世锦赛中精准穿靶赛亚军；2018年 9月获第七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穿靶赛季军；2019年 9月获 2019翼装飞行世锦赛竞速赛第四。

从翼装飞行走进中国到现在，算上爱好者在内，可以完成翼装飞行的只有 100人左右。而实现 400次低空翼装飞行的人，目前只有张树鹏。“在热爱的同时，也需要对运动抱有敬畏之心。“张树鹏说，“如果说，是好奇心驱使我走进这个运动，那么，是敬畏感才能让我一直坚持。”

那天傍晚，雨过天晴后，张树鹏又抓紧时间上了山，迎着日落，完成了当天唯一一飞。

起飞张树鹏半只脚已经站在了跳台外，脚下是万丈深渊。

早上天门山刚下过雨，山间的云雾还未完全散去，升腾的雾气扑面而来，只能隐隐约约从缝隙中看见远处的盘山公路，那是他接下来的降落地点。

张树鹏已经穿戴好装备，红色的翼装飞行服是他专门量身定做的，上面印着长城的图案，张树鹏希望把中国元素融入到这项极限运动中。这套装备已经用了近 5年，陪伴他飞了几百次，头盔上的运动相机，也记录了他每一次的飞行轨迹。

此时还不能起跳。尽管已经在此跳过上千次，哪怕闭着眼，张树鹏都能在脑海中勾画出路线。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张树鹏需要等云雾再散开些，直到可以看清降落点。他往回站了些，靠在栏杆上等待。

某种程度上来说，翼装飞行，也算是个靠天吃饭的运动。

跳台外，保安竖起了围栏，拉起警戒线，防止游客因为过于激动而发生意外。警戒线外，人群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他们高举起手机，不想错过张树鹏起跳的那一刻。

他们的身后，竖着一块巨大的宣传板，印着张树鹏的照片，上面写着“中国翼装飞行第一人”。张树鹏的照片被贴在天门山许多角落，索道入口、扶梯两侧，他飞行的身影在大屏幕上循环播放，俨然成为这里吸引游客的一块招牌。游客们都直呼幸运，没想到能在天门山亲眼围观一场翼装飞行。

2011年， 美国人杰布克里斯身着翼装成功飞越天门洞，

从此，天门山在翼装飞行界，名声大振。近乎 90度的悬崖峭壁，1400 米左右的垂直落差，天门山得天独厚的地形，令全世界翼装飞行爱好者心向往之。

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已在这里连续举办多届， 几年前，

在张树鹏此刻所站立的鲲鹏顶，参加比赛的选手，就从这里依次起跳。

翼装飞行曾经被称为“最危险的极限运动”：当飞行者起跳后，加速向下方俯冲，张开手脚展开飞行服，瞬间充满空气产生升力，随即进入飞行状态，便可通过调整身体姿态实现转弯、加速、减速。

“抬头看蓝天，低头看云海。”张树鹏说，像鸟儿一样在空中飞翔，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这是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感受到的体验。

更多的人在手机直播里等待张树鹏起跳。人群中，十几个张家界当地的导游主播架起了三脚架。 导游宋道红早早占据了最靠前的绝佳位置，把镜头对准了张树鹏，不断向点进直播间的网友科普翼装飞行。张树鹏每次来天门山，宋道红都来拍，在短视频平台上，最高的一条播放量超过了 3000万。

人群中，渐渐有人开始小声嘀咕，“怎么还不跳？”距离张树鹏站上跳台已经过去近 5分钟， 宋道红对着手机屏幕那端，安抚已经些许不耐烦的网友：“大家不要急，张树鹏很快就要飞了！”

张树鹏经历过许多次类似的场景，游客们误以为他在进行飞行表演，而实际上，这是他再普通不过的一次日常训练。

他只能尽力屏蔽这些声音，此刻，他需要心无旁骛。

云雾渐渐被吹散开，远处的降落点已经清晰可见。张树鹏戴上了头盔，重新站在了跳台中间。右手在身后的跳伞包旁来回摆动了几下，他在模拟等会开伞的动作，许多习惯从他最初接受翼装飞行培训时被保留到现在，已经成了他下意识的反应，张树鹏每次起跳前，都要重复多次。

“3、2、1。”他低声倒数，张树鹏纵身一跃。200 多公里的时速往前，张树鹏只能听到风擦过身边，呼啸而过的声音。

同一时间，身后响起一阵惊呼，许多人没来得及反应，张树鹏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人们瞬间涌向栏杆处往下探头。

飞速下降的张树鹏被凸出的崖壁挡住，十几秒后，他又出现在视线中，开始平稳地飞行，逐渐化成一个模糊的红点，直到顺利开伞。

1分 30秒后，在半山腰的公路上，张树鹏安全降落。

“那一刻来得太迟了”

最初，张树鹏也是围观人群里的一员。

2012年，他曾站在同一个地方，看翼装飞行世锦赛。他亲眼看着十几位运动员依次从跳台跳下，在空中划出漂亮的曲线， 张树鹏惊叹不已，彻底被翼装飞行的魅力所折服。

但在这之前，他和大多数人一样，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翼装飞行的视频，直呼“这是个疯子的运动”。

合上笔记本电脑屏幕， 张树鹏还是莫名觉得心痒痒，又打开电脑，接着看了下去，就这样，他反复关上电脑又打开，

断断续续了几次，最后关掉了视频，没再想起。

彼时的他还是一名滑翔伞运动员， 正在国家队进行集训。从 2004年开始练习滑翔伞，在他 8年滑翔伞的运动生涯里，张树鹏拿过许多冠军，2009 年，他成为第一个拿到世界滑翔伞锦标赛冠军的中国人。

而直到这场比赛，张树鹏下定决心，也要学翼装飞行。

从天门山回到家，他立刻开始上网查资料，一边找国外最合适的跳伞基地，发邮件报名，一边跑去咨询国内顶尖的跳伞教练。两个多月的时间，他把有关跳伞的书翻了许多遍，

朋友送给他 100多页的跳伞资料，快被他翻烂。

2012年底，张树鹏飞赴美国，来到亚利桑那跳伞基地。从空中往下看，这片美国西南部的土褐色平原尽收眼底，一望无际，在这里，他开始学习翼装飞行。训练基地 200 多个人里，他是唯一的中国人。

但想要完成低空翼装飞行，并没有那么容易。低空翼装飞行，只有一个降落伞，开伞的高度也更低，对飞行者而言，

意味着更短时间的反应机会和更高的危险程度。

张树鹏需要迈过的第一道门槛， 是高空跳伞次数达到200次，而后，高空跳伞和高空翼装飞行的次数累计达到 400

次，他才能学习低空翼装飞行。

为了在签证有效期内快速刷完次数，张树鹏成了跳伞基地最勤奋的那个人。

跳伞基地跳伞，需要凭票上飞机，张树鹏通常一次买 100

张票，很快就能消耗完。他一天跳伞的次数最多达到 12次，

甚至超过了专业队的队员， 专业队每次跳完有专人帮忙叠

伞，节约时间也节省体力，但张树鹏只能自己来。

他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刚刚落地，就得迅速叠好降落伞，

等着下一班飞机调度，交票给工作人员，再登记架次，如此循环往复。

没多久，跳伞基地的人们都知道有个中国人，为了学翼装飞行，拼了命似的跳伞。教练和他开玩笑，后来给他起了个绰号———机器。很多学员每天见到他的第一句话，问他，“今天跳几次？”

巨大的运动量使得张树鹏的体重迅速降至 62公斤，体力消耗让他特别容易觉得累。去美国时，他特意带了一些藿香正气水，他怕自己累到虚脱，每天下午三四点喝一些。飞机上升到 4200米的高度，通常需要 15分钟左右，张树鹏总会趁着这段时间稍微眯一会儿，再让旁边的人把他叫醒。

一个半月的时间，张树鹏就完成了 208次跳伞，正式拥有了学习翼装飞行的资格。而这个过程，一般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说，通常需要两三年。后来，教练詹姆斯对着媒体称赞张树鹏：“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在两年内从零基础到掌握高空翼装飞行、定点跳伞和低空翼装飞行的人，他创造了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界纪录。”

很快，张树鹏就迎来了自己第一次翼装飞行。激动和兴奋包裹着他，那一刻真正来临时，张树鹏忘却了一切紧张的情绪，“自己早已经做好准备，而这一跳来得太迟了。”

独行者从学习翼装飞行的第一天起， 张树鹏的目标始终明确：

拿冠军。

私底下的他，沉默话少，笑起来甚至有些害羞腼腆。但当他的身份切换成运动员， 张树鹏浑身上下， 一股子冲劲儿。

“从我最初接触翼装飞行，全球还只排得上一万多名时，我想在这个比赛中拿到冠军， 也许那个时候别人会觉得我狂妄，

但我的想法从来没变过。” 张树鹏觉得， 自己不是天赋型选手，勤奋才他的是捷径。

他因为翼装飞行去过很多地方，湖北、湖南、云南、瑞士、

意大利、阿联酋，他从直升机上起跳，也爬过大桥、悬崖。

2016年，张树鹏第一次参加了翼装飞行世锦赛。算得上主场优势， 天门山成了张树鹏平日里训练最频繁的地方，最多的一年，张树鹏去了 39次。他笑言，这几年去张家界比回老家的次数还要多得多。

更多的时候，张树鹏是个独行者。他习惯穿着一身黑，背着翼装飞行服、降落伞和头盔等装备，在天门山反反复复地起跳、降落、叠伞、坐缆车上山，一次飞行只需要几十秒到 2

分钟，但每一次完整飞行通常要花费 50分钟。

凡是训练的日子里，只要天气允许，张树鹏通常 5点多就起床，赶最早的一班缆车，一直要飞到日落。每回到张家界，总是有不少朋友要请他吃饭聚聚，但他一般都会推掉：吃一餐饭的时间，对他来说，就意味着少了一次飞行的机会。他在天门山的飞行纪录，一天 12次。

在天门山，他飞行的次数累积超过 1060次。每次到天门山训练，短则三四天，长则一周。

张树鹏很享受独自一人训练的过程，专业上的收获让他充满成就感，偶尔也能激发出他额外的灵感。2017 年，张树鹏首次在天门山挑战移动靶， 这是他在训练中偶然冒出的想法。起跳后，他以 200公里的时速，成功击穿行驶中汽车上方的靶标，

穿靶而过，而靶心距离车顶只有 5米。

风吹日晒让张树鹏的皮肤变成了小麦色。 他身高 180厘米，体重常年保持在 70公斤，全身都是肌肉。对于同级别的运动员来说，在身材相似经验差不多的情况下，更重的体重可以让他在飞行时更好地控制身体。

为了让自己能快速提高，早期，每一次飞行后，张树鹏都会记笔记，记录下这一飞的起跳动作和速度，每一个多余的动作、

手脚的晃动和起跳的角度，都可能对飞行产生影响。他习惯在每一次比赛后回看所有选手的动作，逐个视频揪着细节分析。

张树鹏会定期出国，或是自费请教练专程来到国内，两三天的时间里，飞上四五次，每一次飞行时，教练在上方和他同时飞，全程航拍张树鹏的飞行动作，一对一帮他做飞行指导和数据分析。

但比赛总有残酷性和运气的成分在。2018年的世锦赛，前一天，张树鹏刚刚收到的定制翼装服不合身，他连夜找了张家界最好的裁缝改制，最后在竞速赛中，只获得了第 9名。

成就感和挫败感共存，张树鹏觉得，没拿到冠军，他就想一直飞下去。

敬畏心张树鹏习惯把危险想在最前面。在学习翼装飞行之初，他向

教练咨询的第一件事，是飞行时，最糟糕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

“失控。比如降落伞打不开，或者在空中被降落伞缠住。”后来他总结道，“绝大部分飞行中所遭遇的失控，归根结底都是人为因素。”

翼装飞行在诞生之初事故多发。但在各项设备技术都逐步完善的当下，翼装飞行的事故率是千分之五。

很多风险都能在真正飞行前避开。2013年，一位匈牙利的选手因为对天门山的地形不熟，全速试飞时撞到山谷，不幸遇难。这几年，总会有朋友发现他们眼中适合翼装飞行的地方，推荐给张树鹏。每一个地点，张树鹏都会去仔细勘察地形和周边环境，结果，大多数的地方都没法满足飞行条件。

张树鹏每次起跳瞬间， 他工作室的同事还是会紧张到揪心。尽管他们已经在现场看过多次，尽管他们知道张树鹏都已经做好万全准备。

张树鹏做事细致。刚开始学叠伞的那几个月，教练示范时，

他特意拿着相机在旁边拍了一个多小时， 回去反复看视频。即便到现在，动作熟练到已经可以快速盲叠，张树鹏依然会慢条斯理，将伞衣一幅幅叠好，将操纵绳一根根理清防止打结，全程20分钟全神贯注。每一个细节都为他的生命做保障，一旦发生意外，在最后关头，降落伞便是他们的救命伞。

但张树鹏也经历过年少轻狂的时期，飞滑翔伞那几年，“自信心一度到了膨胀的程度，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脊柱、腰、腿、

脚踝伤了个遍。有一次飞滑翔伞时，张树鹏突然飞进涡流中，风速突然加大，瞬间伞没了一半，没等到他反应，连人带伞，以七八十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撞到了土坡上，整个人昏了过去，土堆被砸平，张树鹏的腰也直接骨折。

这些年，在极限运动上，张树鹏的性格收了很多，变得越来越谨慎，他在很多场合和采访中都反复强调，“永远不要去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外太多的事， 要正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给自己留有足够的安全余量。”

在美国跳伞基地，张树鹏见过“90后”的年轻人，刚刚掌握跳伞技能就不可一世，也见过 70多岁的老人，走路颤颤巍巍，

但在每一次跳伞时还依然淡定稳健。“即使是这项运动里的顶尖高手， 在每一次挑战前， 都会做足准备才上场。“张树鹏说，

2011年，杰布克里斯在飞越天门洞前，在头盔中装了软件，模拟天门山场景，做过多次针对性训练。

有不少人找到张树鹏，向他咨询翼装飞行，甚至有人想拜师。张树鹏从来不带学生，他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翼装飞行运动员。

几个月前，张树鹏和团队去河南拍翼装飞行的视频，他决定从一座大桥上起跳。每天凌晨 1点睡 4点起做准备，但天不遂人愿，

他们等了 3天，4级的风也整整刮了 3天，最后还是决定放弃。

“在可飞可不飞的时候，宁愿选择不飞。”张树鹏说，比起纵身一跃的勇气，对于一名成熟的翼装飞行运动员来说，很多时候，更需要做出的，是背包下山的决定。

毕竟，在张树鹏看来，“没有危险的运动，只有危险的人。”

云雾还未完全散去，张树鹏靠在栏杆上等待。 张凌云 摄

翼装飞行的人■本报记者 张凌云

7特稿2020年 6月 15日 星期一www.jfdaily.com

视觉设计：朱伟

上海公共卫生体系持续升级赋能（上接第 1 版）针对此前发热

门诊影像检查能力不足的状况，全市还遴选一批符合条件的发热门诊配置 CT设备。数据显示，迄今已有 16家医疗机构完成安装并陆续投入使用， 其余 16家月底前将完成 CT安装。 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多家医院发热门诊了解到：疫情期间担纲重任的发热门诊，服务流程也在持续改进。发热门诊加强流行病学史询问，严格筛查 14 日内有相关地区旅居史、接触史人员；对于有临床症状的要第一时间隔离留观；同时坚持“救治在先”，针对患者实施“边隔离、边观察、边治疗、边检测”，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作为常态化的发热门诊发展，

硬件、软件、人才配备均需跟上。邬惊雷透露：下一步，全市发热门诊还需要增加医护技人员、工勤人员，除

了配备常规感染科、 呼吸科专业人员外，亦应增配内科、急诊、影像、临床检验等专科医务人员， 对发热患者开展多学科、精细化诊疗。

更迅捷：加快核酸检测实验室建设加强新冠病毒检测能力，是疫

情防控新常态下的重要环节。数据显示：截至 5月 25日，全市累计完成 20976份样本检测，对 21807 名企业复工复产人员进行采样检测，

对 74216 名申请检测个人进行采样检测。此外，全市还组织了 45家指定医疗机构落实“快捷通道”，对复学后出现发热等异常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进行免费核酸检测，截至5月 25日累计采样检测 6481人。

迄今， 全市已有 37家医疗机构、17家第三方医学检验所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其他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正在加紧加快实验室建设。

位于长宁区的同仁医院自 4 月 8

日起， 率先对社会开放核酸检测。

院长马骏介绍， 医院不断疏通环节、优化流程、升级服务，同时专设场地和医护人员，实现一门式设置抗体检测和核酸检测，为复工复产复学把好“健康关”。就在不久前，

同仁医院又再度挖掘潜力，实现了核酸和抗体检测“双提速”，一般上午采样、下午即可出具检测报告。

记者获悉，下一步市卫健委要求：原则上二级以上综合性医疗机构，应当具备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的能力。市、区两级疾控中心实验室也将通过扩大实验场地、增加实验室人员和设备，合理安排人员排班， 实行 24小时轮班检测和全天候应急检测，保障样本检测“不过夜、无积压”。发热门诊对所有就诊患者开展核酸检测，确保“应检尽检”， 为上海城市安全和市民生命健康守好最坚固的底线。

市民家门口就有生态获得感（上接第 1版）

水更清从高空俯瞰桃浦镇新杨工业

园区的外环林带，不难发现一只振翅高飞的“白鹭”———南北厅河。它的身体是一个 2.48万平方米的湖，

而头、 翅膀和脚则是总长 1.2公里的河道。

只有住在周边的居民才知道，

这条名列全市 “最美河道” 的河 3

年前是什么样子。2017年， 在推进桃浦地区“五违四必”和生态环境整治工作中，普陀区和桃浦镇多部门联合执法， 铲除了河岸边的鱼塘，斩断了长年污染的“病根”。

如今，南北厅河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景点， 初春看二月兰的紫、

迎春花的黄， 还有紫叶李的粉与白；四月赏桃红柳绿；到了盛夏和深秋，还有色彩斑斓的睡莲和披上锈色“外衣”的水杉陪伴。

南北厅河的蜕变，是上海河道治理的一道缩影。两年前，上海还有 1.88万条段劣Ⅴ类河道，占到上海河湖总数的 38.7%， 到了今年年初，只剩 3000多条段，全市劣 V类水体比例下降至 7.8%。今年，上海将力争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

只用 3 年修复 1.88 万条段河道，仅从数量判断，这是一项不容易达成的使命。所以，上海开拓治水思路，广泛试点群防共治，充分借助外脑外力，让民间河长和志愿者成为河道消除污染的中坚力量。

晨雾中，68岁的村民河长张汉

培绕着河岸散步。他身旁这条虹桥26号河底的垃圾和淤泥， 是他和村里其他老伙计 2018年冬天一起下河，一担担挑出来的。为何自己下河？“有感情！” 老张说， 本来这条村沟是村民重要的取水来源，但上世纪 90 年代通了自来水后，河道功能迅速退化， 河里沦为排污池，河边沦为堆物场，加之水动力不足，没有自净功能，逐渐变得长年黑臭。

其实， 张汉培除了村民河长外，还有一个身份：崇明建设镇虹桥村雷雷民宿的负责人，这幢淡绿色外墙的民宿就盖在虹桥 26号河西面，离河岸不过十步路。“河道干净了，就会有更多回头客。”老张感慨地说，他要给后代留下一个好环境， 让村里的晚生后辈都能喜爱、

思念这里，而非避之不及。

“最后的 1％”，不放弃，再试试！（上接第 1版）虹口区桃源里、晋阳里

小区都是建于上世纪初的旧式里弄，外面看是浓浓的老上海风情，可一门之隔，内部居住空间狭小，也没有卫生设施。房屋产权方虹房集团与街道、居委干部一起想办法、做工作，

积极为具备条件的家庭装马桶，不具条件的则通过改造公用灶披间，增加卫生设施。

记者来到晋阳里改造好的公用灶披间，这里四面铺着整洁的墙砖，并排放置了两三个迷你卫生间。依靠这些办法，2个小区共为 496户居民解决厨卫设施缺失问题，近 70%居民因此获益。

家门外寻找“1平方米”

总有一些居民，不论家中还是楼里，都难以找到适合装抽水马桶的“1平方米”。为了帮助这部分居民，基层干部想到了“家门外”。而家门外的“1平方米”，需要属地政府和各方倾力相助。

愚园路 433弄，静安区寸土寸金的地段，有一栋“奇怪”的房子———里面门挨门密布着 39

个卫生间，它们的“主人”是弄堂内 12-44号的居民。过去，他们只能在弄堂的公厕排队如厕。

为了装马桶，静安寺街道、愚谷邨居委会动了很多脑筋：最初提出改造公共厕所，提升公厕服务品质，但居民们觉得“治标不治本”。

街道和居委反复琢磨， 推出了第二套方案，将公厕所在房屋清空，建造 17个卫生间，2-3户居民合用一个。 尽管这套方案有了很大提升，

但居民还是渴望拥有独用卫生间。可是，公共厕所的空间再精打细算，也匀不出三十几个“1

平方米”。 考虑到居民的房屋性质是市教委的系统公房， 街道和居委会一次次和市教委沟通，得到了市教委的理解和支持，于是第三套方案应运而生———市教委将公共厕所旁一处物业腾出来， 再由街道和居委会请施工队精心建造了 39个 0.9米×1.2米的独用卫生间，配备独立水表、电表，真正做到了一户一用。居民通过摇号选择卫生间，从此不再为上厕所发愁。

加装马桶难，最后这 1％可谓难上加难。不少街道、居委绞尽脑汁想办法、四处奔波找资源：居委无力解决，就寻求街道帮助，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努力破解看似无解的难题。为了不让一户居民落下， 一些街道不惜拿出临街房

屋、物业门卫室等。

去年底，静安区天目西路街道华丰居委会最后两户没装上马桶的居民收到了 “新年礼包”： 一间卫生间。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胡子翔说，由于种种原因，这两户居民无法在家装马桶， 而小区附近公共厕所每天 22时至次日 5

时关闭。考虑到居民的生活需要，最终将一处街道用房腾出空间，改成卫生间，12月初完工，

钥匙也配发给居民。

记者在中华新路沪太路口看到，一排当街门面房中，第一间里“大门套小门”，隔出 1 个小单间，新装了抽水马桶；单间外是街道的网格管理工作站。“街道盘了又盘，最终找到这处门面房，离居民家近，也有改造的基础。”街道房管办事处主任王中佳说。

一户居民都不能落下从记者调查看，无法安装抽水马桶的原因

五花八门，但基层干部们为百姓着想的初心却很一致：尽量不让一户居民错过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江宁路街道为居民加装了 590个 “1平方米马桶”，对最后剩下的几户居民，街道社区管理办工作人员周鹏飞想了很多办法。他试过电马桶，琢磨过不用水的高科技马桶，最后想到了移动厕所。

在海防路 413号，记者沿着几近垂直的木质楼梯来到二楼晒台，2台移动厕所并排摆放，

供楼内 4户居民使用。第 3台移动厕所安置在武定路 537弄垃圾箱房旁，供弄堂里一户居民使用，这里原先堆放着杂物。

从全市看，还有部分私房居民在拎马桶。照理说，这类房屋产权归属私人，要不要装、能不能装抽水马桶，都由居民自己决定。但一些区选择了主动跨前一步，向这部分居民送去温暖。

静安区天目西路街道的铁路新村毛家弄内，多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建的私房。数月前，

街道请来的施工队为部分私房居民装了马桶，

可也遇到了瓶颈：毛家弄 77号-80号不仅房屋狭小、建设标准低，楼上楼下还是不同人家。街道房管办事处、 居委干部与居民反复协商，大家同意在居民搭建的灶间里装马桶。

记者在现场看到，灶间内隔出一小块区域，装上了抽水马桶和水斗。施工队还

对部分灶间进行了加固，并在挖路面排管时将高低不平的弄堂小路修理齐整。

这些喜人变化，让毛家弄的居民们喜笑颜开。陆彩娣老人连说：“享福了，阿拉 1000个满意。”

改善居住条件没有终点从全市看，各区在加大旧改推进力度的同

时，对非旧改地块无卫生设施的改造也持续加快。去年，静安区消灭全区最后 2029个手拎马桶，黄浦区全年启动实施 1968 户改造，浦东、

宝山、松江等区启动改造数也都超过 1000户。

从改造方式看，除加装“1平方米马桶”外，

还有多种探索。 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各区都在创新探索改造的新模式：结合旧住房综合改造“改”一点，加快里弄房屋厨卫改造；

结合保留保护“修”一点，对历史风貌保护街坊进行内部结构、布局调整或部分复建，实现厨卫成套独用；结合旧改征收“拆”一点，即采取零星动迁征收方式彻底解决“拎马桶”；结合市政公建项目“带”一点，带拆部分无卫生设施老旧住房；结合协议置换“搬”一点，对老旧住房因地制宜开展置换安置；结合功能开发“抽”一点等等，通过“抽户”置换安置部分居民，降低居住密度以增设厨卫设施；结合居民共同参与“腾”一点，通过转让长期使用权、经营权的方式对房屋进行活化利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加装抽水马桶让居民的生活品质得到了改善，但鉴于老房居住环境总体较差，居民还有更高期许，仍然盼望着政府能更彻底地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不少干部也提出，加装“1平方米马桶”只是提升居民居住条件的一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全市上下通过持续创新、不懈推进，有望不断抬高民生保障的底线。

百姓的期盼，就是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重点。市房管局负责人说，上海每年都投入巨额资金推进旧改，下阶段将自我加压，进一步调高工作目标。不仅如此，上海还将围绕存量住房改造提升，进一步深化制度供给，推进城市有机更新，提升老旧小区的品质，多渠道、多途径地改善居民居住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