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5日 星期日责编 姚峥华 视觉 谢泰春 责校 伊诺10

领读七天 名家

杨周翰先生去世已经有十来年之久，说来奇怪，我还经常想起他，他是我已故师辈人物中经常引起我怀念的一位，虽然我跟他接触甚少，甚至可以说只是点头之交。

杨周翰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教授，在西语系，以曾获牛津大学过硬的学历与讲得一口地道牛津腔英文而闻名。20世纪整个下半期，中国高等院校文科所有的学生，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他。那个时期，以他为主所翻译的两本出自苏联学者之手的欧洲文学史论著，曾经是大学生们所能读到的唯一的两本此类史书；到了60 年代，他所领衔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册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此类论著，很快就成为了高等学校文科的必读书与教材，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仍然如此。与他并列主编的还有北大的两位著名教授吴达元与赵萝蕤，而参加其中个别章节编写的还有冯至、田德望、闻家驷、朱光潜、沈宝基、盛澄华以及戈宝权、杨耀民等学界名人。此书的编写实际上集中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所有文学史教学的精华，作为领衔的主编，杨周翰的重要学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杨周翰当时一直担任西语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主任。据我所知，在北大西语系，语言教学与文学教学是严格分开的，有关文学教学的教学任务与人员编制都集中在文学教研室，朱光潜、闻家驷、赵萝蕤、李赋宁都属于这个单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杨周翰曾经一时是一只“领头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领军人物”，至少是个组织者。

在“大军团”合作的项目里，往往很难看出参与者各自独特的学术个性，《欧洲文学史》甚至没有说明哪一章哪一节是由谁执笔，何况新中国成立初期阶段，在文化理论意识形态上一直就是向斯大林——日丹诺夫苏式论断“一边倒”，即使像杨周翰这样有深厚西欧文学修养的学者亦不可避免“讲套话”的命运。学者的精神素质、兴趣所向往往只能从其个人的学术文化作为中看出若干端倪，而且还得看学者本人是否有此自觉，以及社会大气候是否提供了实施的可能。据我所知，杨周翰除了在北大教书育人、主编了《欧洲文学史》外，在译著方面，主要的业绩是翻译了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与奥维德的《变形记》，在著书立说方面则留下一部关于英国17世纪文学的专著。

在当时，译介与论述欧洲 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几乎是时髦成风。杨周翰所潜心致力的这几个项目全是“冷板凳”，而且其难度也很显而易见，至少两部罗马史诗的翻译要求译者精通拉丁文，而 17 世纪英国文学研究对中国人显然也较为远僻，但它们对于近代欧洲的文学艺术发展却是不可忽视的源头。在这里，杨周翰表现出了一种纯粹古典的文学趣味，一种长途跋涉、究本求源的学术热情与不畏艰辛的治学态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绝非一部平凡之作，它的论述范围完全达到了文学史的广度与规模，而论述的深度却大大超过了即使是很具分量的文

学史著作，而达到了专著专论的精深。以我之浅见，它是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最有分量的一部学术力作，甚至直到今天仍可以这样说。

在北大时期，我们是抬头仰望着杨周翰在隆起的学术舞台上活动。大学毕业后，我自己也有幸蹭上了这个平台，得以比较近距离接触杨周翰。先是因为杨周翰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委，而我正分配到这个刊物的编辑部当翻译、编辑；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全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中心，经常举行一些会议与学术活动，杨周翰从来都是被邀请的重要来宾，而我这个研究所的“中青年业务骨干”总有机会忝列于这些会议与活动，这使我有了一些与杨周翰“同会”的荣幸，虽然从来没有学术上的交往，但我在生活中经常喜欢当莫里哀所说的那种“静观者”，特别是为我当时所景仰的人物，这些“静观”成为了我精神受益的一个途径，也成为了古稀之年感怀的源泉。

我所见到学术场合上的杨周翰是一个绅士风度十足的人，他这种风度不是表现在衣着上，而是表现在谈吐和行为举止上，特别是在由于教养、因内而外却难以言传的气度上，当然，他的衣着也很整洁、合身、讲究，虽然他经常只穿布料的中山装，几乎从来不穿正式的西装；当然，他的行为举止中也有那么一个令“同会者”颇为头疼的习惯，那就是他有抽烟的习惯，而且烟瘾不小。但你不可否认，他抽烟的身姿与手势均甚为优雅，绝无瘾君子那种

洋洋自得、摆谱作秀、旁若无人的狂态。应该说，他在场面上有一点著名学者似乎不可免的那种威严，如果说威严过重了一点，说矜持是蛮可以的。的确，他不苟言笑，谈吐虽然得体、平和，却并不那么使人感到亲切，风格显得古板，似乎颇得严谨的英国绅士之真传，至少是英国风习熏陶的结果。对同行同辈，他都很彬彬有礼，但显然很有距离，甚为严谨、矜持，甚至似乎有点“端着”“挺着”的味道，在我这个

“静观者”看来，他的神情神态中，仿佛总有一种沉郁的甚至低压的成分，也许是他某种内心状态的外化与流露，究竟是什么，我始终说不清，直到他去世后，我听说了他的某些“存在状态”，才比较有了若干理解。要知道，“学场”并不比“官场”简单、纯净，这里的一切，也往往是政治处境、权位等级、学养高低、成就大小的综合反映，一个人在这场合里的行为方式、处事风格往往有其深层的缘由。

……杨周翰先生于1989年离世。 ……

今天，我自己觉得对杨周翰的凝重、矜持似乎又多了一点理解。既然要面对不平，而它又是被盖上了权威的图章，并且无时无刻不固化在现实的待遇里，刻印在周围人们的潜意识中，那么，采取一种凝重、沉郁、矜持的态度予以应对，就是再自然不过，再合理不过的了。这只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含蓄的摒拒，是一个强者为了不丢失自我所采取的自持自尊的姿势。倒是我等后辈从个人的接触中，却见到了一个热诚率真的杨周翰。

《埃涅阿斯纪 特洛亚妇女》著者：[古罗马]维吉尔 塞内加

《埃涅阿斯纪》全书共分12个卷，叙述英雄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城被希腊军队攻陷后离开故土，历尽艰辛，到达意大利建立新的城邦的故事。

《特洛亚妇女》共分五幕，讲述的是希腊人用木马计攻入特洛亚城后，把丰富的战利品聚集在海滨，战利品中有特洛亚妇女。她们遭受着亡国妇女通常遭受的悲惨命运。

《变形记 诗艺》著者：[古罗马]奥维德 贺拉斯

《变形记》: 古罗马创世史诗，奥维德经典作品，对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以及中世纪甚至到巴洛克时期的绘画艺术有深远的影响。全诗共十五卷。

《诗艺》：古罗马文学家贺拉斯对自身创作经验的总结，它在欧洲古代文艺学中上承亚理士多德的《诗学》，下开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理论和古典主义文艺理论之先河，它强调了文学的开化和教育作用。

《攻玉集 镜子和七巧板》著者：杨周翰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莎士比亚研究的奠基之作，详论莎士比亚的成就以及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危机与前途 。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著者：杨周翰

杨周翰先生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角度,来研究17世纪英国文学的一部力著。

《蓝登传》著者：斯末莱特

《蓝登传》是斯末莱特的小说处女作，是一部典型的流浪汉小说，同时有很强的自传性质。它讲述了苏格兰人蓝登寻找爱情与财富的经历。

《亨利八世 情敌 我的国家》著者：[英] 莎士比亚 谢立丹

[美]戴文波《亨利八世》叙述了勃金汉公爵

被诛，凯瑟琳教王后被废，大主教伍尔习被黜，安·波琳加冕，和英国支教会脱离罗马教廷的统治而单独成立由英国国王直接领导的英国国教等主要情节。

《情敌》是谢立丹的第一部喜剧，写于1775 年。它所讽刺的具体对象是当时资产阶级贵族青年对于流行的感伤主义小说中的各种浪漫思想的迷恋。

《我的国家》是自由主义爱国者戴文波对美国使命的歌颂。他摆脱了许多文化和技巧上的累赘，而以简单动人的诗笔直率地写出了他的认识和他的愿望。

（作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杰出的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学者，西方文学翻译家杨周翰作品集（全六卷）日前出版，第一卷《埃涅阿斯纪 特洛亚妇女》，第二卷《变形记 诗艺》，第三卷《蓝登传》，第四卷《亨利八世 情敌 我的国家》，第五卷《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第六卷《攻玉集 镜子和七巧板》。杨周翰先生精通英、法、拉丁等多种语言，第一至四卷收录的是他从拉丁语、英语译出的经典译作，优雅流畅的译笔，纯粹古典的文学趣味，几十年来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灵魂；第五、六两卷是他在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领域的重要论述，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出发提出诸多鲜明创见，奠定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莎士比亚研究的坚实基础。杨先生提出的“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人，尤其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深影响了后辈几代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者。 ——编者

杨周翰：在矜持的背后柳鸣九（外国文学史研究专家）

西方文学翻译家杨周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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