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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1日 星期三

现代化成就了中国式神话。但“现代病”也随之而来。商业资本附带的物质功利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使金钱利益取代道德价值，逐渐成为社会“最高价值”。这就是近年来理论界热议的虚无主义问题。它表现为物欲的横流、文化的低俗、伦理的失范、道德的沦丧和精神的虚无等。虚无主义问题反映了人们对自身精神生活状态的忧虑和反思，却经常被误认为一种形而上的、高大上的纯粹思想问题，而忽略了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基础。总之，虚无主义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克服虚无主义，需要理论的建设，更需要实践的探索。在我们的现代化实践中，就有克服虚无主义的现实资源。

资本逻辑的运行使我们在

物质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但同时也导致了虚无主义的弊

端

资本逻辑的运行是虚无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使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的国度中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资本逻辑的运行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我们在物质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必然王国的进步并不等于自由王国的发展。资本逻辑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式的虚无主义问题。超越资本逻辑，是抵制虚无主义的根本要求。但简单地拒绝资本逻辑，这在当前阶段是不现实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努力建构起资本原则与公正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经济与制度层面上制约虚无主义。

正确认识资本逻辑的历史性和片面性。首先，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具有明显的历史性特征。资本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资本逻辑才获得了统摄一切价值的魔力。而资产阶级社会最隐蔽的意识形态就是将资本逻辑永恒化，当成高于人的客观规律。在这种意识形态的遮蔽下，资本逻辑披上了永恒神圣的外衣，虚无主义自然就成为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我们引入资本逻辑，必须深刻认识它的历史性。资本是现代社会兴起的根源，但并不是现代社会的永恒法则。我们需要资本，但也需要超越资本。资本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并不意味着要等这些合理性都丧失殆尽后才能去超越资本。资本的利用与资本的超越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同理，虚无主义的产生与克服也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其次，资本的功能具有片面性。资本逻辑具有双面效应，资本有利于财富的积累，但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资本既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幸福，也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不公正、贫富差距悬殊等，它与建构人的生命意义是相左的。

因此，要对资本逻辑进行社会主义的伦理约束。首先，要把资本原则严格限定在经济领域内。全面深化改革要求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要在经济领域给予资本逻辑充裕的发展空间，使经济的运行按照资本的逻辑展开，充分发挥资本的正面效益，让资本完成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历史任务。但同时也要防止资本原则的过度滥用，防止资本原则向政治、社会、文化、道德价值领域的僭越。要把社会生活分成两个方面，即经济的方面和非经济的方面。在经济方面承认资本、发展资本，在非经济的方面，即民生领域里坚持以人为本的最高发展原则，努力解决资本与社会和谐的关系。其次，要大力主张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资本逻辑的运行形成了当今中国“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劳动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呈急剧扩大的趋势。这表现为贫富差距拉大，资源分配不合理、权力寻租等社会现象。经济上的不平等带来了非经济上的不公正，导致了社会阶层极化、个体上升通道阻塞、群体间的不信任甚至仇视状态以及社会上普遍的拜金心理和仇富心态等。这要求我们要努力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弥补资本逻辑带来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不公正，努力创造条件从“形式上的公平”向“事实上的公平”转化。

抵制虚无主义需要进行价

值重建，而价值秩序的建构必

须建立在教化与认同相结合的

基础上

近代以来，我们对传统价值体系与心灵秩序的自我消解使国人身处“古今中西”的冲突中。传统道德载体坍塌，现代道德根基尚未稳固，造成了转型过渡期的信仰缺失和价值真空，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虚无主义现象。抵御虚无的侵扰，获得一种良好的精神生活和心灵秩序，这是当代

中国人迫切的精神需要，也是抵制虚无主义的必然要求。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顺应了这一要求，是对价值根基、主体和秩序的重塑。中国人正在进行这样一场价值重建。

首先，要锁定在价值理性的根基上。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是许多现代性问题产生的根源，更是虚无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马克思·韦伯深刻地体会到了工具理性对人的“宰制”。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合理化的社会，这种合理化思维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自由丧失”与“意义丧失”成为个人生存的挑战。由此可见，当工具理性妄图成为价值理性的基础，甚至取而代之，必然使价值理性沦为“工具”与“手段”，在此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价值与意义是失效的，因为在这种价值秩序中，人以物的方式存在，只是一个片面的孤立的符号或材料，而不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总体性存在。所以，当我们进行普遍社会价值共识与价值秩序构建时，必须深刻意识到工具理性的局限性，尽可能地排除工具理性的干扰，使价值理性获得一片自由开放的园地。唯有此，我们方能真正建立起一个能够沉淀浮躁、过滤灵魂、滋养身心的心灵家园。

其次，要实现价值主体的时代性更迭。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价值主体发生了更迭。以国家为核心的单一价值主体模式逐渐转变为以国家、社会、个体三重主体维度相互交织的多元模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正体现了现代价值体系建构中三重价值主体维度的需求。但是，这种多元的价值主体要求：首先，价值秩序的建构要建立在教化与认同相互结合的基础上。价值观的形成既是一个主体内在生成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共识与社会规范引导的过程。单纯以教化形式建构价值秩序，容易造成国家主体与社会主体对个体主体的压制；相反，仅仅依靠个体主体的认同来建构价值秩序，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容易给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有机可乘，或者造成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错位；其次，价值秩序的代表主体与现实主体具有一致性关系。社会主义价值秩序的代表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他们之间存在着价值利益的差别、矛盾甚至冲突。因此，如何使价值利益的出发点和归宿真正落实到实践的真正主体，使价值主体的创造与共享具有一致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凝聚共识、获得社会广泛认同的前提。

最后，要建立在历史实践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价值体系不是一个既定的前提，而是一个开放的价值实践与检验过程；它不是一连串的先天道德律令，而是外在的社会制度规范要求与内在的道德理想和道德意志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在价值理想与形式化制度结构之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一方面保持超越现实的价值理想，引导和规范价值的形式化制度建构；另一方面也需要使价值理想与现实的制度结构保持一定的距离，预防价值乌托邦主义。

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我

们既要避免简单的二元对立逻

辑，同时也要注意保留自身的民

族文化品格与身份特征

构建当代国人的民族文化身份，达成群体性的价值共识与身份认同，是我们在文化心理层面上抵制虚无主义时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从古—今、中—西两个维度来看，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对接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民族基因，它需要经过现代化的诠释和创造性运用，才能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文化身份“名片”，它需要不断强化自身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才能更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世界。在尊重文化形态历史性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角出发构建两者的历史性对接，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立场。首先，培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与未来意义，并不等同于它的本土意义、现实意义。这需要我们努力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符合现代文明发展要求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在自觉反思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现代解读和创造性发展，形成当代国人的民族身份特征。其次，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文化身份特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精神品格、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话语表达等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反映当代中国人的思维、实践、语言和心理，使马克思主义更深入到国人的心灵世界。

二是应对全球一体化与文明发展多样化相结合的问题。当前所开展的全球一体化本质上是以市场经济机制和资本为动力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即同一化的运行模式。随着资本在世界性范围的扩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民族被卷入到资本的漩涡里，各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劳动、商品、资源等要素都被同一化为资本，并在市场经济机制体系下进行世界性的生产、交换、流通和分配。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代中国是在非常独特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基础上进入到全球化的。这使我们在构建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时更深刻地遭遇到同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难题。它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破除简单的二元对立逻辑，在借鉴的同时避免同一；另一方面，要警惕同一性的侵扰，保留自身民族文化品格与身份特征。

确实，虚无主义是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遭遇的冷酷现实和严峻困境。但我们不能逃避，也无须避讳。当我们直面虚无，努力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寻找各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方案时，虚无主义将不再是现代人无法逃避的宿命，而只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实践问题。

(作者系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抵制虚无主义的“现代病”□ 杨丽婷

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既有知识又有关怀。

提到知识分子，人们便会有成千上万种的理解与定义，堪称人言言殊，难有定论。不过想必有两个特征应是大家的共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必须既有知识又有关怀。申言之，他一方面必须以接续和创造某种规范性、学术性的知识体系为其毕生安身立命之所；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将参与世事、批判社会视为吾辈义不容辞之责。只有专业知识,无公共参与,他不能成其为知识分子；同样,只有公共参与,而无专业知识,亦不能成其为知识分子。依此回望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禁让人心生喟然。自市场经济大潮勃兴以来，面对商业主义泛滥、评价机制严苛、大众文化突起等一轮轮的“惊涛拍岸”，知识分子们顿时发觉：自己已从昔日满腔热血的英雄降格为冷眼观世的看客，“我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担当精神日渐消逝，“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困窘感却愈见清晰。

毋庸置疑，知识分子须以学问为志业。然而，当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专业研究的细碎化、评价机制的标准化和脑体倒挂的日趋严重，使得知识分子们陷入尴尬的困境之中。

现代学术研究的一大特征便是高度专业化。学者们各自“占山为王”，专攻一隅，这客观上确利于研究的深化，但其负面效果亦甚明显。学者们如同一个个活在象牙塔中的工匠，其技艺日益高超，其作品精细无比，但却缺乏宏大的气象与现实的关怀。长此以往，恰如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所讲的那样：“局部性的知识分子愈成功,其封闭孤立的专业领域就愈受文化精英阶层的欢迎,对后者就愈具有吸引力,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的参与者。”大家纷纷“躲进小楼成一统”，身上的匠气愈来愈重。

当然，唯有从事专业研究，才能应对标准化的评价机制。学术评价趋于量化，这已是当前高校及科研机构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对于中青年学者而言，若不能在一定时间内获得一定级别的课题项目，完成一定数量的学术论著，那自己势必与职称晋升、薪金增加、荣誉称号无缘。既然冷酷的评价机制看重的是数量而非质量，在乎的是结果而非内容，那学者们只能在各自领域绞尽脑汁，深挖细凿，尽力在短期内多出成果。故就学术研究而言，量化标准绝非福音，学者切勿任其牵着鼻子走。

专业领域的困境进而会引发知识分子们在公共参与上的窘迫。“先天下之忧而忧”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们梦寐以求、矢志不渝的至高理想。尤其是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种问题丛生，诸多矛盾凸显，因而知识分子们胸中往往有批评乃至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烈冲动。然而一旦进入到言说或行动层面，他们又常常感到心虚气短、力不能及。究其原因，无非两条。一是专业研究的过于细化，学者往往对本领域之外的问题了解甚少，知识储备不足自然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发言能力有所顾虑，同时公众也会质疑凭什么让一个外行来讲房价、谈医改、论时政，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二是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要求任何价值的判断都须经过市场现实利益的估量，人文知识分子往往并不直接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因而他们的权威性和话语权便由此受到商业主义的严重挑战。

那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于公共事务，到底“说”还是“不说”，“做”还是“不做”？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不妨回望民国，看那几代知识分子如何发声。大致说来，民国学人对于公共事务之介入，多为两大原因。其一因时而发。民国初年政治失序与文化失衡，引发学者们纷纷忧虑，启迪民智之工作迫不及待。陈独秀便指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远在美国的胡适亦与陈氏心有戚戚，“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是故新文化运动之兴起，与当时那代知识人对时局动向的敏感把握密不可分。其二乃因势而发。“九·一八”事变爆发，本已不堪的局势愈发急转直下，这令栖身于象牙塔内的学者们倍觉心焦。于是他们纷纷利用自身专业所长，澄清事实，警醒国人。如历史学家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直接驳斥别有用心的日本学者之谬论，“日本治历史者，如公实立言，亦只能将东北史作为中国学之一部研究之，亦不能不承认东北史事为中国史事之一部，其地或为中国郡县，或为中国藩封，且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与傅怀抱相同，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也发表长篇论文《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悉心梳理有清一代东北被外国势力侵凌之历程，同时径直对国民政府提出批评，“我现在要提出的责任问题是九一八以前的我国外交当局，尽了还是没有尽了他们力之所能以免中日的大决裂。照我所知，他们不但没有尽，简直不知道大祸之将至。甚至在野人士有以日本舆情之激烈相劝告者，当局亦置之不理。除非别有证据拿出来，九一八以前外交当局的误国之罪是不能逃的”。

从民国学人身上，不难发现知识分子“发声”之必要与方式。首先，虽然对于非本专业领域的问题涉猎不深，但他们毕竟接受了十多年甚或数十年的系统学术训练，其观察问题的方法、思考问题的逻辑、判断问题的路径，都是非常科学专业的，而且具有普适性。所以知识分子们完全有能力与资格对专业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同时为了保证知识分子的权威，还可以采取一种“公共问题专业化”的折中思路。即对于某一公共社会话题，知识分子可仅从本专业的角度予以解释点评，这样既维护了知识分子的个人学术形象，同时也参与了公共事务的讨论，可谓一举两得。其次，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更是其自身角色的内在要求。一个社会的正义和良知的标准应该由知识分子提出,知识分子也应该是社会正义和良知的践行者与捍卫者。知识分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要体现正义的立场,他们要敢于担当大义。作为某领域的专家，知识分子比常人更有能力将真相公布于众，此时专业非但不是影响他们公共参与的障碍，反而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资格。

身处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们所面临的困境与窘迫，所遭遇的诱惑与迷茫，都是躲不过、绕不开的。唯有认清自身的两重属性，扎根学术研究，参与公共事务，才能调整自我，摆脱尴尬境遇。

“状元情结”，实际上是对任

何一个行当的杰出人士的尊重和推

崇，这种现象世界各地都有且无可

厚非。中国人的确有“状元情结”，证据就是喜

欢把考试优胜的，尤其是第一名，一般是县考、市考、省考、国考这样高级别考试的第一名，循旧例呼作“状元”，并情不自禁地给予异乎寻常的热情和追捧。

“状元”的本意是科举考试的第一名，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科举考试没有了，状元自然也就没有了。但是考试还在，“状元”一词自然而然变成了对各种考试的优胜者的比喻说法。有考试就有第一名，有第一名就有所谓的“状元”。

有人说，西方没有“状元”，也没有“状元情结”，其实不然。西方没有科举，自然也就没有“状元”这个词汇，但是他们也有形形色色的选拔性考试。大多数国家没有全国统一的考试、大学自主命题考试，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形形色色的考试、竞赛中选出优胜者，为之自豪，引以为荣。有些社区、街道也会因为出现了扬名立万的“状元”(winner，champion，superior)欢欣鼓舞。甚至喜欢竞争、崇拜优胜者、格外重视第一名(状元)，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之一。因为考试(比赛)得了第一名，而给所在“单位”带来的巨大荣誉感，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能去美国的著名高校读书的，是不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状元”？是。是不是层层选拔中的优胜者？是。到哈佛大学看看吧。因为哈佛无法统一全人类的语、数、外、史、地、生教材，他们选拔外国学生，主要看他们是否来自所在国家的名校。而申请入学的孩子们，

如果来自所在国家的知名高校，最好还有名教授的推荐信，那么他们拿到offer的概率就大大增加。这些孩子的英语成绩，几乎都是接近满分。入学考试，要通过雅思、GRE考试这样的语言关，以确保学生入学后能够听懂英语教学。被俞敏洪培训过的中国学生，因为满分太多，而遭到美国国家考试中心的质疑，早就是众所周知的“轶闻”了。就中国而言，各省的高考状元基本上去了北大、清华、中科大这样的超一流大学，而这三所大学的毕业生，基本上都去了欧美名校。个别专业的学生几乎全军迁移，中国的重点高校一度被嘲讽为欧美大学的预备班。俞敏洪上的是北大英语系，他说他班上的同学几乎都走了，其他理工科的就别提了。这时候，你说中国高考状元没出息，究竟是美国教育的失败，还是中国教育的平庸？中国的重点大学本科毕业直接参加工作而不读硕士博士的，比例并不大。而名校毕业，不论学士、硕士、博士，究竟后来干得是不是出色，算不算精英，我觉得可以做个调查，用数据说话，不要凭感觉主题先行，为了自己的小文章有噱头，或者为了恶心一把中国教育，就罔顾事实，信口开河。

最受人诟病的“状元情结”的另一层含义，是指中国人过分重视高考分数，忽略了学生的其他才能和品质，形成了“一考定终身”的荒谬。这是对中国高考现实的无知。实际上，2015年之前，北大、清华这样的重点大学，“裸考”入学率早就不到半数，通过校长推举、奥数竞赛、特殊才能、科学发明、先进模范等等方式加分实现自主招生的，早就超过了50%。我们经常听到奥运会冠军就读重点大学的新闻，也知道奥林匹克单项竞赛获得省级以上名次的都可能被重点大学提前

录取，至于道德模范、英烈子弟上大学的奖励性政策，更是多年来始终坚持的原则，甚至在严格限制加分入学的2015年，面向这些考生的优惠政策，都得以保留。汶川大地震中表现出优秀品质的学生，都以加分的方式破格录取进大学深造。因为在公交车上勇斗歹徒而受伤、耽误了高考的学生，则获得了多所大学伸出的橄榄枝。青年作家蒋方舟，曾经是文学神童，9岁就开始出版小说。她的考试成绩并不特别突出，但是清华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而不是一张卷子定终身)，给了她自主招生考试资格，并且把加分规则用到了极限，加60分。曾经有人质疑她的真实才华，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她不仅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活力，常年在知名报刊开专栏，粉丝无数，而且在道德水准、敬业爱国方面，也经得起考验。5月份，她获得了与莫言一起随同李克强总理访问南美的机会，这算是中国优秀文学青年的代表了吧。遗憾的是，这些活生生的不唯分数至上的事实，遭到了喜欢嘲讽中国人“状元情结”的人们的无视。中国的大学录取，早已经突破了传说中的“一张卷子定终身”的僵死、古板，他们却活在自己的虚构中。

我忽然想起今年高考第一天，微信上广泛传播的一个段子了。列举了两个名单，第一个是状元名单，包括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等人；第二个名单里的人有李渔、洪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问，我们记住了谁？当然是第二个名单里的人，这些人属于落榜生。而被人遗忘的第一个名单的人，都是科举胜出的状元。我知道段子是宽慰考生家长的，就以调侃回应：“高官和高知，一个都不能

少。从政还是做学问，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千千万万籍籍无名的状元出身的高官的辛勤工作，中国几千年延续不断的繁荣稳定，是不可能的。”

有趣的是，几天后，第三个名单出现了。1、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是状元；2、文天祥是状元；3、王维是状元；4、柳公权是状元；5、郭子仪是状元；6、贺知章是状元；7、张居正是当年出名的神童，顾璘怕他得瑟过分，故意压制了几十年，否则也是状元……也就是说，状元几乎都能写几句诗词歌赋，而那些为科举奋战多年的落榜生却未必能够领导一州一府，留在基层成为乡绅，倒是为他们几十年孜孜以求所获得的文史知识、人生感悟，提供了最佳出口。

我的意思是，举例说明，总是偏颇的，用极端案例得出普遍结论，是非常有害的。尤其是日常的小文章，一点煽情，一点曲折，一点小智慧再有三五个真假难辨的实例，鸡汤小文就炮制成功了。但是，举例总是会囿于个人阅历、知识积累和政治立场，让人们聪明又愚蠢。最常见的现象是：想得到什么结论，就看见什么证据，或者为了结论找证据。禅师说，人看见的都是自己心里有的。批评中国有过分的“状元情结”的人们，不少属于这种情况。“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西方的相同表述是“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中国的“状元情结”，实际上是对任何一个行当的杰出人士的尊重和推崇，文状元，武状元，养殖状元，致富状元，发明状元……高考第一名，只是表现之一。但是，如果你就是习惯性自黑，习惯性以偏概全，习惯性用道听途说的西方优点挤兑一叶障目下的中国缺点，或者干脆想当然自说自话强词夺理，那是神仙也没有办法的。

别老拿状元情结说事□ 刘加民

“发声”须有道□ 王学斌

虚无主义就像雾霾一样，让我们看不清历史、看不清现实，甚至看不清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