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Dai Hao

戴 　 浩 　 指挥自动化专家 。 １９４５ 年 ８月 ３ 日出生 ，江苏省阜宁县人 。 １９６８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 总参某研究所研究员 。 主要研究方向是指挥控制系统的理论与技术 ，主持了全军指挥自动化网 、军事综合信息网 、战略级及陆军战役战术级指挥控制系统等重点项目研制和系

统工程建设 ，在发展战略研究 、体系结构设计 、军事需求分析 、系统综合集成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１ 项 ，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３ 项 。 出版专著 ２ 部 ，发表论文 ５０ 余篇 。 ２００５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一 、童年时代 ——— 从私塾到高小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我出生在苏北盐（城）

阜（宁）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 。 盐城曾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阜宁是一个经济落后 、交通闭塞的穷乡僻壤 。 农民终年的艰辛劳作 ，农村贫穷困

苦的生活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深知每一粒米 、每一张纸都来之不易 ，使我自幼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 。

我的祖父一生为农 ，农闲时做过私塾先生 。祖父也是我的启蒙老师 。 在我 ５ 岁的时候 ，就让我写毛笔字 ，背诵“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 每当我学习稍有松懈时 ，便会遭到惩罚 ——— 用戒尺打手心 。 在我 ６ 岁那年 （１９５１年） ，村里成立了第一座初级小学 ，我就开始上正规学校 ，从二年级念起 。

刚刚解放的农村小学 ，其实与私塾差不多 ，只有一个老师 ，教四个年级的二十多个学生 。当老师给某个年级学生讲课时 ，就让另外三个年级的学生看书做作业 。 这种复式教学充分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因为我可以随时旁听老师给其他年级的讲课 ，相当于在三年里 ，我把初小课本从头到尾学了三遍 。 四年级毕业后 ，经过升学考试的筛选 ，我才到全乡唯一的完全小学上高小 。

乡中心小学也是复式教学 ，只不过两个年级一个班 。 受农村师资力量所限 ，加之教学条件简陋 ，除语文和算术外 ，我的其他功课 ，如音乐 、美术 、体育等 ，均是成绩平平 。 但因我比同年级的同学要小一到三岁 ，在老师 、家长的心目中 ，我仍然是一个比较幼稚的小孩 。

二 、少年时代 ——— 从农村到城市我曾先后在扬州和南京就读中学 。 从农村

进城后 ，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我的学习成绩·３８·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戴 　 浩

也渐有起色 ，只是身体素质较差 。 １９５７ 年暑假得了伤寒 ，１９５８ 年 ５月 ，初二下学期快结束时 ，又患上了肋骨结核 ，被迫中途休学 。 但没想到这次生病是“因祸得福” 。 休学期间 ，我看了好多杂书 ，包括侦探小说 、苏联文学 、中国古典小说等 。 次年 ２ 月病愈后 ，我又重读初二下的课程 。 由于课本和一年前的完全相同 ，所以学起来非常轻松 ，期中考试时 ，除语文外 ，８ 门功课有 ７ 门考了 １００ 分 。 当时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很少 ，我做得又快 ，所以有大量的课余时间可以用来读书 。 有次从同班同学俞润处借来他姐姐念过的初三代数课本 ，感到非常新奇 ，一下子就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 。我就从头一页一页地阅读 ，并把书后所有的习题都做了一遍 ，以检验自己读懂了没有 。 以后 ，这种超前学习方式就成了一种惯例 ：在初三时开始自学高一数理化的课程 ，在高一时自学高二的数理化课程 … …由于先学了一遍 ，所以当老师给全班同学上课时 ，对我来说相当于复习 ，一来能抓住重点 ，加深印象 ；二来能比较老师的讲解与自己的理解有什么不同 ，有几次还当堂纠正了教师讲课中的口误 。

在所学的各科中 ，我曾经喜欢过文学 。 后来受高一班主任王芸生老师的影响 ，又转为喜欢数学 。王老师在教我们数学的同时 ，还在进修大学的微积分 。在王老师自强不息精神的熏陶下 ，我逐渐对数学产生了兴趣 ，对做数学练习题乐此不疲 。 我特别喜欢尝试一题多解 ，尽可能地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这样还可以验证答案的正确性 。由于我平时做的习题要比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多上好几倍 ，所以我最不怕数学考试 。 如果说别的功课在考试前还要复习的话 ，我觉得考数学没有什么可复习的 ，因为常用的数学公式早已熟记在心 。 １９６１ 年春 ，我因患黄疸性肝炎休学两个多月 ，但我在病房里一直坚持自学 ，病愈后照常跟班上课 。 在期末数学考试时 ，我第一个交了卷 ，而且未扣一分 。 我曾参加过南京市第二届中学生数学竞赛 ，获得

了二等奖 ，在后来的高考中 ，又以数学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力学数学系 。

三 、青年时代 ——— 从求学到“闹革命”１９６３ 年秋 ，我从南方第一次来到祖国首

都 ，进入了被誉为“工程师摇篮”的清华园 。 当时刚满 １８ 岁的我 ，对未来的人生道路 ，充满了幻想和憧憬 。 但我很快就发现 ，“山外青山楼外楼” ，清华园里拔尖的人才太多了 。像我这样在中学里名列前茅的学生 ，到清华后 ，学习成绩能保持在中上水平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 原先中学里那套超前学习的方法也失灵了 ，因为大学老师每天讲授的内容太多 ，有时连复习都来不及 。 例如我们的“数学分析”课程 ，用的是苏联人编写的教材 ，习题集是厚厚的一大本 ，如果一题一题地去做 ，时间上根本不可能 。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中学时代培养的自学能力 ，使我较快地适应了大学的生活 。 而大学时代接受的逻辑思维方面的严格训练 ，又使我在以后从事的软件编程和工程设计中获益匪浅 。

大学生活中还有件事 ，对我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就是军训 。

１９６４ 年开学后不久 ，按照学校的惯例 ，全校大二学生停课一个月 ，由部队同志来校组织我们军训 ，组成首都民兵师中的一个方阵 ，准备参加国庆节阅兵 。 当时训练的课目非常单调 ，就是手握步枪正步走 ，４０ 个人一排 ，行进中要步调一致 ，还要保持一条直线 。 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政治任务 ，我们训练时十分认真刻苦 。回想起来 ，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第一次军训 ，也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 。

１９６５ 年 ，毛主席提出 ：在校大学生要参加社会实践 ，向工农兵学习 。 所以在大二课程结束以后 ，全校二年级学生全部拉到天津附近的一个军营中 ，当一个月的兵 ，这恐怕是全国最早开展的军训试点 。

到部队后 ，我们过的是与学校生活迥然不同的军营生活 ，如站岗放哨 、紧急集合 、射击打靶 、铺路架桥 ，吃饭开会前要排队唱歌 ，还要评·４８·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戴 　浩

比学习“毛选”的心得笔记 … … 虽然训练很紧张 ，但一切又很新鲜 ，特别是与解放军战士有了零距离的接触 。 记得有一次政治学习时 ，我们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 ：黄继光为什么用胸膛而不用大腿去堵枪眼 ？ 为此大家争论得很热烈 。最后解放军同志在总结发言时 ，说我们这群大学生“书生气十足” 。 这次军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如一首连队歌曲所说 ：“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 … … 一辈子都会感到珍贵” 。

上世纪的 ６０ 年代 ，党中央发出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 ，社会上流行一句口号 ：解放军是所大学校 。 在这个年轻人的群体中 ，涌现出雷锋 、欧阳海 、麦贤得等一批英雄人物 ，他们和我们基本上是同代人 。 虽然当时还没有“追星族”这一概念 ，但解放军英雄人物确实是我们心目中的青春偶像 、学习的榜样 。 当时我非常羡慕军人 ，梦想有一天也能穿上有红帽徽 、红领章的绿军装 。但没有想到 ，１７ 年以后我才圆了这个梦 。

当我在清华求学的第三个年头快要结束

时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 ，“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 。 清华园沸腾了 ，大字报铺天盖地 。 一开始我是属于保校党委的“保守派” ，后来 ，在“老子英雄儿好汉”思潮的影响下 ，又变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 ，参加了红卫兵 。 当时我们年轻人把狂热看成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唯一标志 ，“青年学生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造反有理”等口号使我们忘乎所以 ，我曾盲目地加入到全国大串联的行列 ，到南方某省“炮轰”“火烧”当权派 ，“输出革命” ，后无功而返 ，只好继续回校“闹革命” 。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成立不到一年 ，就分裂为两派 。从此 ，派系斗争和“革走资派的命”交织在一起 ，大批判代替了大字报 ，高音喇叭声不绝于耳 ，偌大的清华园 ，不仅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甚至放不下一张安静的床 。 我的革命热情也日渐衰退 ，从“造反派”变为“逍遥派” 。 在寂寞无聊的日子里 ，我曾组织过全班同学“复课

闹革命” ，此举得到了计算数学教研组老师的大力支持 。 这是我们大学生活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专业实习 。 全班同学又坐在一起 ，用机器语言编程序 ，在纸带上穿孔补孔 ，在计算机上调程序 ，感到非常新奇 。但好景不长 ，派性搅黄了复课 ，两派对立升级为武斗 ，我和大多数学生一样 ，先后逃离了校园 。 直到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工人宣传队”进校 ，才逐渐恢复了校园秩序 。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日子 ，真是不堪回首 ，两年多的闹剧生活 ，荒芜了宝贵的时间和学业 ，对国家 、对个人都是一种悲哀 。

四 、人到中年 ——— 从工人到技术员１９６８ 年底 ，我们提前毕业分配 ，告别了生

活五年半的清华园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我在北京一家电子设备工厂工作 。 先是当了三年多的喷漆工 ，“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 在车间劳动期间 ，第一次接触了社会和工人 。 师傅们对我们很热情 、很友善 ，手把手地教我们干活 。 在他们看来 ，大学生一定是“全才” ，所以出黑板报 、写大批判稿 、搞技术革新 ，都把我们推到第一线 。 工厂中午不休息 ，下午四点多钟就下班 ，业务时间较多 。我想 ，在无线电厂工作 ，不懂得无线电的一些基础知识怎么行 ？ 于是我就利用业余时间 ，从头攻读有关课程 ，如无线电原理 、电子线路设计等 ，并自学了英语和日语 。 这对我后来的改行有很大的帮助 。

１９７２ 年 ，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大环境下 ，我被分配到工厂设计所元器件组从事电感线圈的设计 。 这种高电压 、大电流的线圈和普通线圈大不相同 ，它们是用粗铜管或宽银带缠绕而成的 ，一般只有七八圈 ，配以能自动调节电感量的机构 ，所以涉及更多的是电子设备的机械设计 。 当时找不到专门讲授这方面知识的教材 ，我只能向身边有工作经验的中专生请教 ，现在回想起来 ，我之所以能做到“不耻下问” ，是因为这是当时唯一的学习路径 。由于元器件组是配角 ，是为整机组服务的 ，所以一般的大学生不·５８·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戴 　 浩

愿意干 ，中专生便成了元器件组的顶梁柱 。 我虽有本科生的名分 ，但不是机械专业的大学毕业生 ，没有可炫耀的资本 。但对我来说 ，这也是第一次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 。 我较快地进入了角色 ，后来不仅在技术上能独当一面 ，还当上了元器件组的副组长 。 工厂的这段实践 ，使我记住了一个浅显的道理 ：一件复杂的产品或一项工程 ，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 ，贡献有大小之分 ，但责任是相同的 ；设计人员要在设计图纸上签名 ，以示负责 ，但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产品上 ，争名邀功 。

在设计所期间 ，我还干了一件分外的事 ，帮助李克美同志设计一种新型的谐波齿轮传动

器 。 它能极大地提高降速比 ，同时又能做到小型化 ，当时属国内首创 。 李克美同志是一个非常能干 、雷厉风行的女将 ，她邀请我参加设计工作 ，我就发挥了在数值计算方面的特长 ，推导出渐开线齿廓谐波齿轮传动时啮合参数的计算方

法 ，并第一次用高级语言编写程序 ，利用计算机帮助设计人员对比各种方案的优劣 ，从而选择最佳的啮合参数 。谐波传动器的设计和制造后来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还在实践的基础上 ，写出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篇学术总结报告 ，并被北京机械工程学会评为优秀论文 。

当我国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以后 ，我才离开工厂 ，又考回了清华 ，延续了两年半的研究生生活 。

五 、携笔从戎 ——— 从工程师到总设计师１９８２ 年 ，当我再次从清华大学毕业时 ，已

经 ３７ 岁 。 那时候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 ，科技人才青黄不接 。 我们这些新出炉的研究生 ，面临再就业的问题 ：有人出国深造 ，有人考博留校 ，只有极少数人选择入伍 。 我之所以做出参军这个抉择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专业对口 。 因为当时计算机在国防上的应用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又听说军队某研究所正准备引进超级小型计算机 ，欢迎莘莘学子携笔从戎 。 我相信 ，军队研究所正是我施展才华 、报效国家的理

想归属 。我入伍的时候 ，对越自卫反击战仍在进行 ，

我和同事们密切关注前线指挥通信的保障状

况 。 总部机关的一个参谋告诉我 ，发送一份机要电报 ，要经过作战 、机要 、通信三个环节 ，短短１００ 个字的电报 ，有时要花 １ 个多小时 。 看到我军指挥手段这么落后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

时隔不久 ，上级下达了建设指挥网的任务 。当时我刚刚被评为工程师 ，组织上就让我担任工程的副总设计师 。 这副担子的分量很重 ，因为工程建设面临重重困难 。 首先 ，要建造全军范围的具有用户电报功能的计算机网络 ，国内没有这方面的成功先例 。 我在学校时 ，并没有学过计算机网络 ，而课题组的成员里 ，大多是刚毕业的本科生 ，和我一样 ，对计算机网络只有一个概念性的了解 ；其次 ，西方国家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 ，在先进技术方面对我国实行禁运封锁 。 我们通过特殊渠道购进的一套国外网络软件 ，除了几本使用手册外 ，没有任何技术支持 。我和课题组的同志只能白手起家 ，边干边学 ，首先把一套英文的使用手册全部译成中文 ，然后再一本本地啃 。 短短几个月内 ，我们初步弄清了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 ，掌握了使用方法 。

在方案试验阶段 ，遇到的第一个拦路虎就是经常发生系统崩溃和缓冲池枯竭等莫名其妙

的现象 。 开始我们一筹莫展 ，后来就想方设法地再现故障 ，最后确定是引进的网络软件自身的问题 。 当时有人想打退堂鼓 ，甚至准备修改网络结构和配置方案 。 但我和几位年轻同志决心知难而进 ，主动承担了排查软件故障的任务 。因为网络系统非常庞大 ，打印出来的目的程序有几百页 ，要从密密麻麻的代码中找出症结 ，无异于大海捞针 。 在没有源程序的背景下 ，我们只能采用逆向工程的方法 ，将网络核心软件的机器指令翻译成便于阅读的汇编指令 ，然后确定每个子程序的功能 、相互调用的关系 ，猜测各种表格的数据结构 。 经过夜以继日地分析研究 ，我们终于找出了三处程序错误 ，并作了相应·６８·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戴 　浩

的更正 ，保证了网络软件的正常运行 。运用逆向工程的办法 ，我们还破译了当时

世界第二大计算机公司专用的数据链路层协

议 ，还原了协议的规范文本 ，为解决国产微机入网提供了标准依据 。 在此基础上 ，又编写了一个简易的网络软件 ，实现了汉字微机与异构小型机的互连互通 。 经过近 ３ 年的刻苦攻关 ，成功地建成了军内第一个指挥专用的计算机网

络 ，实现了作战 、机要 、通信环节的“三合一” 。１００ 多个汉字的作战文书的传输时间 ，从过去的一个多小时缩短到 ５ 分钟左右 ，并从此结束了专人坐飞机送情报的历史 。

１９９７ 年 ，上级又赋予我们指挥网后续工程的建设任务 ，指定我担任总设计师 。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网络体系结构的选择 。当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是走国际标准化组织推荐的开放系统互连的技术路线 ，难度和风险都比较小 ，能与原有设备兼容 ，网络能平滑过渡 。另一种是走以民用因特网为代表的技术路线 ，许多基础工作需从头做起 ，并会形成与在役系统不兼容的局面 ，因此风险较大 。 通过试验论证 ，分析利弊得失 ，我们坚定了选择后者的决心 ，因为因特网技术代表计算机通信技术发展的方向 。 当时我提出一个口号 ，“与原有系统的兼容不应成为采用新技术的桎梏” ，后来的实践证明 ，我们当时的抉择是正确的 。

在技术路线确定之后 ，我又和课题组的同志们一起 ，研究文电处理系统的方案 。 我们没有选择商用电子邮件这种比较稳妥的方法 ，而是下决心自己研制高性能的军用文电系统 。为此 ，我们分析对照了国际标准 ，有针对性地从中挑选了部分功能 ，并进行了适当的增补 ，作为系统研制的依据 。 军用文电处理系统的最大特点是对可靠性要求高 。 为此 ，在系统实现的过程中 ，我们采取了多种策略和措施 ，使丢报 、压报 、错投 、重投的概率降到万分之一以下 ，真正做到了万无一失 。 工程历经 ５ 年的艰苦攻关 ，最终投入了战备值勤 ，在作战指挥和军事演习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并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

回顾我入伍 ２０ 多年来 ，长期在工程建设的第一线从事技术工作 ，和课题组的同志历经艰辛 ，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在名利问题上从没有非分之想 。 虽然我也有几次立功嘉奖的机会 ，但最后还是让给了年轻的同志 。 我相信 ，只要你为党和人民做出了有益的工作 ，组织上是不会忘记的 。 在我年近花甲的时候 ，领导和同志们把我推选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 ，中央军委主席给我记了一等功 ，还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和元宵文艺晚会 。如今 ，作为一名老兵 ，在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浪潮中 ，我还要继续努力 ，争取再创佳绩 。

·７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