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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版马爱贤校对徐延峰2018年10月14日 星期日 www.xiancn.com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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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插图 王进城

东风恶还是西风恶□古傲狂生

国学堂

关山：秦人的牧场□贾 越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只要绿茵似毯、牛羊闲适就是风景。我一直想去关山牧场。

关山牧场在宝鸡陇县西南，宝鸡多山，且都是峻峭灵秀的石头山。山路蜿蜒向前，细细长长，那躲藏在崇山中的牧场该是多么温婉含蓄呢？然而，真正见到的景致却像一气呵成的山水画，峰丘和深涧都是功底。最美的当然是草场，浓情而肆意渲染的绿，静态点染的牛羊，动态套染的马，自然而奔放。秦人在这里强兵牧马，埋下一统江山的种子。

屈子在《离骚》的开头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高阳帝便是秦人的先祖。高阳之孙女脩因吞食玄鸟的卵，生下皋陶，在秦人的图腾中就常常出现这只体态轻盈曼妙的神鸟。三皇五帝，黄河泛滥，禹临危受命，皋陶之子伯益是他的助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不入家门，最终，他们遏制了黄河之灾。舜帝封伯益为虞官，掌管山泽，驯服走兽，后又赐他嬴姓，秦人便由此开始。伯益定是留下了深藏不露的神技，于是，他的后人皆以长于驯鸟兽而立世。

西周初年，西陲受戎狄侵扰，周人讲礼乐，不善马背之事。周孝王只好差人在汧水渭水间的牧场繁殖马匹，兴兵强国。巡视马匹时，周孝王从一人那里得知犬丘有非子，极善养马，便命养马的小臣带非子来见。如何调养病马，如何驯化野马，如何繁育小马，非子对孝王的提问应答自如。孝王满意，命他主管牧场。非子号秦嬴，伯益之后。非子驯马时，穿梭在山林草场，与天地对话，与星辰对望，驭马骑牛，尽情施展自己的才能。

太史公说：“马大藩息。”这是非子和牧场的功劳。兵强马壮的周告别了戎狄的侵扰。孝王赏秦地，非子是秦第一个王。秦人一边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耕作养马，一边继续抵御戎狄，开疆拓土。到了襄公，牧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襄公是庄公次子，文韬武略，出类拔萃。其长兄世父为了成全他建立诸侯国的野心，便让位与他。攘外在安内之先，襄公将其妹缪嬴嫁至西戎，都城东迁至汧邑，就在牧场边上。在设都的十四年间，这片膏沃之地给了秦人粮草，给了秦人马匹，给了秦人立于诸侯国之间的勇气和信心。关山里定然裹藏着秦人的魂。

周幽王昏庸，戏万方诸侯只为博美人一笑，后又废申后、太子姬宜臼。申后之父申侯进攻镐京，诛杀幽王，日暮穷途的西周终于灭亡。然而，良驹沃土滋养下的秦蒸蒸日上，是扶植新王还是追随旧部，襄公此刻的选择尤为重要。审时度势后，襄公护送平王去了洛邑，建立东周。平王念及襄公的好，将关中之西的大部分土地赏赐给他。秦正式成为诸侯国，汧邑是第一个都城。然而，最初分封的土地上遍布戎、狄部落，襄公屡战屡败，屡

败屡战，终于打到岐山，却因兵力悬殊，最终放弃。戎人曾攻打到汧邑，但因为缪嬴的缘故才留了襄公一条性命。然而，回到汧邑，回到牧场，襄公似乎又有了无穷的力量。可惜，他在西伐的途中离世，想必那时他的眼里都是汧邑，都是一片抹不去的绿。

之后的故事，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在春秋战国的五百多年间，秦人打过胜仗，也有狼狈失败的时候。被诸侯国戏谑排挤过，也跻身过强国之列，但始终没有离开关山这片土地。这里裹藏着秦人的魂，像天上玄鸟，供他们仰望、祭拜、生死追随。最终，秦王嬴政站在城墙上，大手挥向齐国最后的防守。他会想到驰骋在天地间的非子，会想到拥有野心的襄公，或者称霸春秋的穆公吗？书同文，车同轨，一扫六合是他对先祖最高贵的祭奠。

天下一统之后，关山又成了咽喉要塞之地。初汉，匈奴侵扰北疆，汉公主远嫁和亲。文景休养生息后，汉武帝决心反攻。于是有了卫青、霍去病，也有了关山的三十万西域良驹。二十岁，霍去病第一次率万余精骑征讨匈奴。这位年轻的将军一定发现了裹藏在关山中的秦人的魂。他在作战的地图上连出一条线，从关山出陇西，沿祁连直指西北。长途奔袭，人和马都受不了，关山便是他们休整的第一站。关山的灵气藏在细流长草中，洗涮着疲惫的将士和战马。休整过后，将士们双眸炯炯、精神抖擞，驾着千里良驹翻山越岭。战场上，一招一式都是致命的，稍不留神就落得马革裹尸。当年的关山给过秦人信心和勇气，如今，也给了这些抗击匈奴的勇士们昂扬的斗志，最终他们大获全胜。匈奴人怕了霍去病，唱着悲歌北移，“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藩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唐朝，关山的草场必然也给这盛世雄风增过色、添过彩。也许当年有西域的商人把这片风景记在了他的游记里，不知不觉，为东方的神韵又披了一层面纱。

来到关山后，我一直想知道，伯益当年留给后人的深藏不露的神技是什么？秦人的魂到底藏在哪里？我试着对话非子，穿梭于草场山林之间，抚摸着草地，感受它深处跳动的古老的脉搏。这里的马依然自由奔放，远处的蒙古包里飘出炊烟，烤全羊的余香还停留在唇齿间。秦人的遗风那样远，又这样近，简单古朴到让人动容。

秦人的魂，在哪里呢？这里的飞禽走兽、山泽虫草都透着灵气，像是要告诉我答案。从开疆拓土到一统天下，秦人与天灾抗争过，与人祸抗争过，他们用汗水和热血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万物生灵。伯益的神技和秦人的魂，最终都会烙印在我们的骨血里，我听见山水给了我答案，清晰的两个字：不屈。

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要受禁忌的约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说：“君子入人之国，不称其讳，不犯其禁。”《礼记·典礼》也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这里的“禁”是指习俗所忌讳之事。是说古人讲究忌讳，作事要入乡随俗，注意该国的禁忌，不说犯忌的话，不做犯忌的事。从这两处资料看，禁忌之俗从远古走来且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休戚相关、密不可分。远在人类童真时代，先民生活在宇宙洪荒之中，认识能力低下，内心恐惧不安，便以禁忌为伴。因此，禁忌是人类认识起步阶段的幼稚足迹，凝结着“人之初”的心理、愿望与幻想，是原汁原味的文化老汤。

当我俯伏在古文献堆中，梳理禁忌资料时，惊奇地发现禁忌形式之多如夏夜天空的繁星，千姿百态、无奇不有。言行有禁忌，数字有禁忌，生育有禁忌，饮食有禁忌，行业有禁忌，礼仪有禁忌，兵家有禁忌，宗教有禁忌，人名物名有禁忌，即使是潜心学术也讲究禁忌，节日禁忌更是多不胜举。禁忌就像无形的网，千百年来一直在人们的头顶上笼罩着飘忽着。

禁忌是人类的一种有趣的信仰习俗。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都有相同或相异的禁忌。如人名的禁忌，人名本来是供呼唤或者书写、区别于他人的符号而已。但从周代起，给人取名时已开始避讳了。那时推行宗法制，凡遇帝王的名字不能直说，也不能直接写出来，这就是国讳或公讳，以示臣民对帝王的绝对尊敬。晚辈见家长、族长、祖师辈人忌说名字，不许直呼其名，也不能直接写，这就叫家讳或私讳。避讳之法，或改字，或空字，或缺笔。避讳制度延续了二千多年，到了清代，则更为严格，触犯讳禁成为清代文字狱的重要部分，轻者被革职入狱，重者则被诛灭九族。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宗法制宣告结束，尽管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有改“元宵”为“汤圆”的滑稽剧，但之后再也无人避讳了。

值得关注的是，禁忌之俗不是我们祖先的专利。避讳之俗在中国古代十分广泛，在外国也不是奇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甚至相距极远的不同民族，却可能有相同或近似的禁忌。据美籍学者罗维的《初民社会》一书介绍，西伯利亚“布利亚特妇女不得直呼翁姑之名。”又说“（处于亚洲中部的）吉尔吉斯族妇女不得正视翁及年长于夫的亲属，口不能道其名字。倘其名

原为常见事物，必须用隐语曲达。”在澳洲“在美拉尼西亚的班克斯群岛，女婿不得道岳父母姓名，媳妇不得道翁之名，不但讳全名，而且偏讳，倘若有个字包括在他们的名字之中，从此不得复道，而以隐语代之。”在美洲也有这一习俗，克洛人“不得口道岳父母之名，也不许道及其中任何一个字。”（笔者注：这里的引文摘自李绪鉴《民间禁忌与惰性心理》）如果说中国与西伯利亚人、吉尔吉斯族近邻，可能互有影响，那么与距离遥远的澳洲、美洲环境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各异，为何却有相似的禁忌？这也许因人们的生活实践、思维方式近似所致吧。

在禁忌习俗中，节日禁忌也不少。比如在新年饮食中，匈牙利人除夕禁吃禽类，他们认为一旦吃了禽类菜肴，幸运就会不翼而飞；奥地利人除夕之夜不吃虾；而我国壮族也有初一食素不吃荤之俗。

饮食禁忌如此，行为禁忌也不例外。据劲挺的《延安风土记》说：“延安人视头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尤其是女人，更不能摸男人的头。”而在国外也可以找到相似的生活习惯和禁忌。据李绪鉴的《民间禁忌与惰性心理》介绍：缅甸克钦人也有这一习俗，他们认为头是不可触摸的，即使是头巾，也不能随便玩弄，如果有人抚摸他的头或玩弄他的头巾，便认为是对他莫大的侮辱，他甚至会跟你拼命。

说到禁忌，就不能不说数字禁忌，此类禁忌颇多。如忌五，从战国起，北方人便把农历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宋书·王镇恶传》载，南朝刘宋时的大将王镇恶生于五月五日，家人因忌讳想把他过继给别

人，其祖父王猛认为“昔日孟尝君恶日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所以才将其留下来，起名“镇恶”。《癸辛杂识》载：工于书画、自号教主道君皇帝的宋徽宗赵佶也是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宋代尚以五月五日为忌也。从这一系列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忌“五”之俗，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多年。在民俗界，还有端午节是忌“五”之俗演变而来的说法。由此可见，禁忌的影响是多么顽固。有趣的是，无独有偶，海外也有忌“五”之俗。欧洲人忌星期五，因为这一天正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日子。英国民俗学家柯克女士在名著《民俗学浅说·序论》中说：“第五日须免避了，这一日是可怕的奥考斯及复仇女神的生日。”“奥维特知道五月的一个月是不利结婚的，而《泰晤士报》的第一行列，也使我们想起这个观念曾遗传过十八个世纪。罗马人站在宗教的立场上反对五月结婚，因为李莫拉里亚的丧礼是在五月举行的。”从柯克女士的话语可知，欧洲人忌“五”之俗竟长达十八个世纪，这与中国禁忌传承的时间十分相近。

从上述纷繁的禁忌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禁忌是印满历史辙印的文化符号，它产生于人类认识能力低下的时代，是一种原始的古老的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积淀的一部分。某一禁忌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人地传承，如影随形，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时至今日，尽管人造地球卫星早已遨游太空，宇宙飞船上了月球，但某些禁忌仍没有沉寂，它是迟迟不肯消退的幻影，仍在一些偏僻的农村里传播，在一些民间游荡。显然，禁忌文化是以古老性、神秘性和顽固性为特征的。

禁忌的社会约束体系，可视为是“亚宗教”行为。它对帝王、祖先、长辈、祖师等神圣之人尊敬和敬畏，从而对人、物、言行进行自我约束限制，或者给予回避，作消极防卫。客观地讲，这一行为对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的言行，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在法尚未产生之前，社会习俗、禁忌对人行为的约束、限制，便是不成文之法。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说：禁忌是人类最古老的无形法律，早期的法就是从习惯禁忌中转化而来。显然，禁忌是心态的阴影，而不是枷锁。

《礼记·乐记》说：“移风易俗，天下皆宁。”随着科学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们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价值观，人们已逐渐从陈规陋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那些依附于迷信的荒谬禁忌已被封埋在记忆的底层了。令人欣喜的是，一个为民族文化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这句话出自清代传奇小说《说唐全传》。隋朝末年，有个大盗叫尤俊达，他想抢夺隋炀帝派人押送的银子，于是便到处网罗武艺高强的助手，最后就找到了程咬金。当时程咬金家里很穷，为了奉养自己的老母亲，他在市场上卖竹筢子赚钱。尤俊达先把程咬金的母亲接到自己的庄上奉养，然后就带着程咬金去劫银

子。不管押送银子的军官本事如何了得，结果都被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三斧头杀得落荒而逃。隋炀帝派人押运的银子前后三次都是在半路上被程咬金劫走了。

后来，人们用“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比喻事情在进行过程中旁生枝节，突然出现了未曾料到的人或事。

（阎泽川）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这是南宋诗人陆游著名的《钗头凤》的上阕，笔者对其中的“东风恶”句印象尤其深刻。众所周知，东风一般指的是春风，西风一般指的是秋风。在古典诗词的语境里，东风是耀眼的明星，而西风的处境则堪称“恶劣”，可陆大词人却偏偏说“东风恶”，那么究竟是东风恶还是西风恶呢？

我们先来看看有关东风、西风的诗句。在我国古代诗歌里，东风一般充满了正能量。像屈原《九歌·山鬼》里有：“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脩兮憺忘归。”李白《春日独酌》诗之一云：“东风扇淑气，水木荣春晖。”杜牧《赤壁》诗曰：“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而辛弃疾似乎也十分偏爱东风，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诗词，最脍炙人口的还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就连老夫子朱熹也对东风情有独钟，高唱：“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不过，“黑”东风的诗词也有一些。陆游的《钗头凤》大约算是厌东风了。李后主的《虞美人》曰“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大约算怨东风了。再看杜甫和文天祥的作品，二者应该是恨东风的代表。杜甫在《哀王孙》诗里写道：“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这里的东风简直成了安禄山叛军的代表。文天祥的《念奴娇》则有：“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这里的东风成了小气鬼，再不肯像赤壁之战那样给宋朝助力。

我国古人对西风的态度倒是出奇地一致，那就是不喜欢。像：“音尘绝，西风残

照，汉家陵阙”（李白《忆秦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然而，英国诗人雪莱对西风则是从心底里欣赏。在其著名的代表作《西风颂》里，西风俨然成了摧枯拉朽的革命力量的象征。不信，看看这两句，“哦，狂野的

西风，秋之生命的气息。”“哦，西风啊，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言归正传，不论西风、东风，其实都只是自然现象，本身没什么感情色彩。对二者的好恶，其实还是作者心情的好恶。陆游的“东风恶，欢情薄”，在唐婉的词里是

“世情薄，人情恶”，这也从侧面点出了东风恶跟东风无关，真正恶的是吞噬陆游和唐婉美好爱情的世俗社会。

“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的由来

□韩养民

禁忌民俗漫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