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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52013 10 1 我想成為怎樣的歷史學家? 羅士傑(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編按: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系新聘羅士傑 老師為專任助理教授。羅老師為美國布朗大 學(Brown University)歷史系博士,曾於康 乃狄克大學歷史系任教兩年,專長領域為晚 清至民國地方社會史研究、宗教與地方政 治。本刊特邀羅老師分享其求學以至為人師 表的心路歷程。 我出生於臺中新社鄉下,從小就很喜歡 聽外公講故事。外公只是一個普通的臺灣農 夫,沒受過太多教育,一輩子最值得驕傲的 是年輕時當過快兩年的日本兵。跟住在山裡 的祖父母家相比,外公家顯得特別乾淨,我 到現在都還可以清晰記得,不光是地上一塵 不染,連割稻子用的鐮刀和其他農具,外 公、外婆都可以整整齊齊地按照大小依序地 掛在牆上。那時我心想:一樣是祖父母輩, 生活習慣怎麼會差這麼多? 除了從軍經歷,外公最喜歡跟我說家鄉 的掌故(這些故事後來影響了我的碩士論 文)。小時候,我會去村裡的廟玩耍,常聽 那邊閒坐的老人說故事。他們通常就是閒 聊,話話彼此家常,最喜歡聊地方上的事, 比方說村長怎樣、鄉長又如何等。那時我念 小學了吧!讀了課本所謂的「知識」,開始 覺得那群看我長大的老人說的內容還真刺 耳,有時會忍不住跟他們辯論。一開始這群 老人還有興趣跟我「鬥嘴鼓」,但當我講不 贏他們,開始把課本拿出來的時候,他們就 會露出「唉!但願上帝原諒你的無知」的眼 神。這樣的疑惑陪伴了我一段時間,我常在 想:那些我認識的長輩都是「古意人」,學 ▲任教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歷史系期間,與修課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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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5∕2013 年 10 月 1

我想成為怎樣的歷史學家?

羅士傑(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編按: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系新聘羅士傑

老師為專任助理教授。羅老師為美國布朗大

學(Brown University)歷史系博士,曾於康

乃狄克大學歷史系任教兩年,專長領域為晚

清至民國地方社會史研究、宗教與地方政

治。本刊特邀羅老師分享其求學以至為人師

表的心路歷程。

我出生於臺中新社鄉下,從小就很喜歡

聽外公講故事。外公只是一個普通的臺灣農

夫,沒受過太多教育,一輩子最值得驕傲的

是年輕時當過快兩年的日本兵。跟住在山裡

的祖父母家相比,外公家顯得特別乾淨,我

到現在都還可以清晰記得,不光是地上一塵

不染,連割稻子用的鐮刀和其他農具,外

公、外婆都可以整整齊齊地按照大小依序地

掛在牆上。那時我心想:一樣是祖父母輩,

生活習慣怎麼會差這麼多?

除了從軍經歷,外公最喜歡跟我說家鄉

的掌故(這些故事後來影響了我的碩士論

文)。小時候,我會去村裡的廟玩耍,常聽

那邊閒坐的老人說故事。他們通常就是閒

聊,話話彼此家常,最喜歡聊地方上的事,

比方說村長怎樣、鄉長又如何等。那時我念

小學了吧!讀了課本所謂的「知識」,開始

覺得那群看我長大的老人說的內容還真刺

耳,有時會忍不住跟他們辯論。一開始這群

老人還有興趣跟我「鬥嘴鼓」,但當我講不

贏他們,開始把課本拿出來的時候,他們就

會露出「唉!但願上帝原諒你的無知」的眼

神。這樣的疑惑陪伴了我一段時間,我常在

想:那些我認識的長輩都是「古意人」,學

▲任教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歷史系期間,與修課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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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專訪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5∕2013 年 10 月 2

校課本和老師教的內容,也應該都是真的

吧!那到底哪邊的說法才是可以參考的

呢?

讀國二的時候,大概在 1987-1988 年左

右,臺灣社會開始討論二二八事件,但是講

得很含糊。我記得報上寫著:時任行政院長

的俞國華回答立法委員質詢,表示這是一起

光復初期的「緝煙血案」,政府也感到非常

遺憾云云。後來我去問外公跟他的朋友們,

當然得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民間說法」,

我的困惑因此更深了!

當時學校有所謂的「說話課」,實際上

都被導師拿來上國文或數學。有一次,因為

縣裡有督學要來視察,真的得上「說話課」。

中學成績頂多算中等的我,很喜歡發表意

見,導師就說:既然你這麼喜歡講話,那說

話課給你機會講好了。「什麼都可以說嗎?」

我問道。「隨便啦!」老師答。得到這樣一

個「說話」的好機會,我自然很興奮,開始

張羅著要講什麼內容。剛好就在那個時間

點,《聯合報》以全版刊登監察委員楊亮功

寫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我一看,大

喜過望,就準備說這個題目,然後半懂不

懂、生吞活剝地讀了那篇「官樣文章」。我

永遠記得,我在臺上練習「說話」,坐在教

室後面的師長露出的尷尬眼神。我想那時

候,我對歷史的興趣已經被挑起了!

1990 年代初,正好是臺灣邁向「後戒嚴」

的重要時代:強人已死,以往長期令人畏懼

的「黨國體系」開始鬆動。也不知道是幸還

是不幸,我和同輩的朋友,因為缺乏「黨國

恐怖」(terror)的直接生活經驗,對當時發

生的「改變」,其實沒有「大快人心」的淋

漓,而是有更多摸索與挑戰不可知「底線」

的「快感」。對我來說,如何理解與「脈絡

化」這些周遭的改變及未來的發展,成為我

很有興趣的問題。

後來如願進了歷史系讀書,沒多久我就

發現課堂學到的知識,似乎沒辦法解決我對

那個時代的疑惑。因為中正大學地理位置比

較偏遠,休閒娛樂不多,加上梁志輝學長總

是不厭其煩地開導,我花了很多時間閱讀,

也非常幸運有機會在南臺灣跑田野。悠遊在

臺灣南部的鄉間,隱隱約約感到「學問」

(scholarship)的崇高偉大,雖然還不是很

清楚如何學習學問,只是覺得自己應該更堅

持,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跟耐心。

到清華大學讀研究所後,真像進了一座

令人眼花撩亂的寶山!拜清華的自由學風

所賜,雖說我是歷史所的學生,但有將近一

半的畢業學分是在人類所修習。新竹三年,

最重要的學習經驗:除了知道「漢學」如何

▲赴美國布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與 Richard Davis

(戴仁柱)老師(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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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為怎樣的歷史學家?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5∕2013 年 10 月 3

研究得來,而且有機會思考自己到底想做什

麼樣的學問。準備寫碩士論文階段,我打定

主意要做和自己生活經驗相關的論文,就以

小時候常聽家中長輩說到的「羅冠英」故

事,開啟我對臺灣 19 世紀中地方菁英與地

方社會的討論,並且非常愉快地把論文寫

完。我很清楚記得,論文口試委員許雪姬老

師當場評論道:這一篇論文的作者有很明顯

同情弱者的傾向。聽到那句話,我就像是被

打到一樣,也找到了自己日後討論與理解歷

史的方向感。

研究所畢業後,在陸軍的「裝甲旅」學

習了兩年「制度與人性」。2003 年我負笈前

往美國布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到現在印象

都還很深的是,指導教授 Richard Davis(戴

仁柱)老師所說的,他對我有兩個期望:第

一他不希望我的博士論文是碩士論文的延

伸,畢竟博士是作為學者的訓練,若是延續

之前的興趣或熟悉的區域,等於浪費了這段

寶貴的「學習」時光。再者,系上規定博士

生必須有三個不同的考試領域,他希望我在

資格考前,多讀一些之前不熟悉的東西,因

為這是成為學者前,最後一次學習新東西的

機會,要多加珍惜。多年後,指導老師的耳

提面命,如今仍言猶在耳。

很幸運的是,2005 年秋天,去哈佛大學

上 Philip Kuhn(孔菲力)教授關於清代檔案

的課。那門課規定,每個修課學生都要從清

代文獻中找一個題目,在期末發表課堂報

告。我選的題目是同治年間的溫州金錢會事

件。課後,孔老師問我是否已經看過新出版

的《溫州文獻叢書》?我一聽喜不自勝,連

忙衝去圖書館把那套書搬回家慢慢研讀。後

來論文指導教授 Michael Szonyi(宋怡明)

老師於 2006 年從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轉到哈

佛大學任教,宋老師當年收了一位老家在溫

州瑞安的學弟,也因為有這一位學弟的幫

忙,我得以在陌生的溫州漸次開展田野工

作。有了這些機緣,讓我決定用溫州的地方

文獻來寫博士論文。

選擇一個對我而言是新的研究區域

後,當然要考慮「問題意識」,乃至於「終

極關懷」。準備資格考時,我花了很多時間

跟布朗大學的英國社會史專家 Timothy

Harris 與現代日本史專家 Kerry Smith 做副

修(minor)。如戴仁柱老師所預測的,我花

在兩個副修的時間比主修多,且收效可能比

主修更大。英國史老師主要專注的問題是前

現代英國的大眾政治(popular politics);而

日本史老師的博士論文則是以戰後日本的

土地改革為題。在他們的指導之下,我對「地

方社會」的研究有了很多新的想法想要嘗

▲與指導教授 Michael Szonyi(宋怡明)老師(左)、

Peter Bol(包弼德)老師(右)在哈佛燕京圖書館

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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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專訪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5∕2013 年 10 月 4

試。如同英國史老師說的:所謂的歷史研

究,不應該去發明更多的範疇(categories),

而是應該理解與討論推動歷史變化的動力

(dynamic)為何。已經開始閱讀文獻的我,

選擇理解文獻與建立分析脈絡的問題是:到

底一般人(ordinary people)如何組織自己

去跟更大的歷史過程互動?透過文獻與個

人生活經驗的結合,我想答案應該要從考察

「地方宗教傳統」(communal religious tra-

ditions)找起。

拜哈佛為學術中心之賜,我有機會受教

於「華南學派」的許多老師與朋友,緣分起

於 2006 年春天在哈佛舉辦的「歷史人類學

論壇」。同年夏天,我先參加 Peter Bol(包

弼德)教授與復旦大學吳松弟教授所組織的

「溫州泰順考察團」,之後轉往福建省莆田

市,與影響我至深的鄭振滿教授「跑村子」。

接著去山西參加「歷史人類學高級研修

班」,最後再回溫州進行實地考察。這趟全

程 47 天、15 個城市的「進村找廟、進廟找

碑」的田野研究,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莆田每

天跑完田野,大夥在鄭老師家樓上的大天臺

「抬槓」的日子。

當時我傾向用「宗教動員」( religious

mobilization)的方式切入地方社會,但是包

括鄭老師、丁荷生(Kenneth Dean)老師,

連 之 後 我 去 福 州 大 學 拜 訪 的 施 舟 人

(Kristofer Schipper)教授,都認為這樣的

角度無法解決我想討論的關於「地方政治」

的問題。而總想用「學者概念」來解釋「田

野現象」的我,為此十分困惑!鄭老師為了

提點我,在山西時,往往指著廟裡隨處可見

的提名捐獻碑,吆喝我道:「嘿!你還不快

過來看呀!這可不就是你要找的『宗教動

員』嗎?」也多虧老師不厭其煩地「當頭棒

喝」,才讓我想清楚一個道理:身為歷史工

作者,我想理解的其實是地方人群的日常生

活經驗邏輯,而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學會如何

在「歷史現場」讀懂「地方文獻」。結合了

文獻與田野調查結果,再找出地方的說法來

澄清「地方脈絡」與「官方說法」的競合關

係(contestation),然後以此為基礎,思考

每一個時代不同人群所必須面對與解決的

問題,從而希望突破長期受到「民族國家」

與「現代化」所遮蔽的「大歷史」與「宏大

敘事」(grand narrative)。在往後的歲月,我

想我會繼續朝這個方向堅持與努力。

▲與鄭振滿老師(左)作田野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