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刊首语】 ......................................................................................... 1

各取所需的李光耀纪念 ............................................. 1

【专题】 ............................................................................................. 3

李光耀的九十年与新加坡的六十年 ................................... 3

欧树军

李光耀了解当代中国吗？ ........................................... 7

杜建国

李光耀身后的“李家坡” .......................................... 17

岳峙

【战略】 ........................................................................................... 21

传染：中亚和俄罗斯的危机 ........................................ 21

经济学人

云南边境冲突与中缅关系的未来 .................................... 24

布伦特·克兰

【时评】 ........................................................................................... 27

推动世界秩序转变的中国时刻 ...................................... 27

李泉

制造业 2025：通往制造强国之路 .................................... 30

林梓

【读评】 ........................................................................................... 33

探寻社会主义 3.0................................................. 33

王绍光

要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 .......................................... 40

潘维

道路通往城市 .................................................... 44

黄锐杰

路遥看到的和没看到的“平凡的世界” .............................. 53

岳峙

【研究】 ........................................................................................... 58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 ................ 58

陈雪飞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浅析 .......................................... 71

王宇洁

正确义利观和“国际群众路线”是中国崛起王道 ...................... 81

江 宇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 93

李斯特

【写意】 ......................................................................................... 112

无竟寓书画艺术欣赏 ............................................. 112

各取所需的李光耀纪念

【刊首语】

【刊首语】

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的逝去，总是会引起人们对于其一生事业的历史追

忆。但各种“纪念史学”，总是反映出纪念者自己的关切，难免“各取所需”。在

纪念李光耀的热潮中，我们可以大致听到这样几种声音：

一种声音从中华民族认同出发，强调新加坡是海外华人唯一一个成功建国并

取得不凡成绩的。而李光耀作为新加坡的建国领袖，当然是伟大和可敬的。

另一种声音恰恰反过来，认为李光耀早年镇压新加坡的左翼势力，后来又将

英语而非中文作为官方语言，并且长期以来担负着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先锋角

色，可以说，李光耀和“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都存在深刻的紧张。

一种解读认为，李光耀带领新加坡走出的道路，是成功的儒家资本主义，其

政治模式是成功的威权主义，因为当代中国也需要市场经济+威权主义的模式，所

以新加坡是合适的榜样。而另一种解读则认为，李光耀恰恰从被他镇压的共产党

人那里汲取了做群众工作的本事，因而发展出了制度化的“群众路线”，而这才是

人民行动党成功的关键。

而批评的声音则认为，新加坡从根本上就是独裁，而且李光耀迂回传位于李

显龙的做法，与朝鲜金家三代世袭的做法并没有本质区别，学习新加坡，对中国

没有好处。

我们似乎很难根据中国内部的左右派划分标准来预测相关中国评论者对新加

坡和李光耀的态度。左右派中都有人赞美李光耀，也都有人批评李光耀，而且不

同派别的批评者都会拿“世袭”作为新加坡落后的证据。但是，如果新加坡没有

过人之处，我们很难想象中组部会派出那么多干部去那里进修，也很难想象十八

大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会频频拿淡马锡作为楷模。

各取所需的李光耀纪念

【刊首语】

新加坡对于中国而言，究竟是什么？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新加坡事实上是中

国的一块孤悬海外的国家治理试验田。这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在与西方直接

打交道的过程中摸索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成功实现现代化，跻身于发达国家行

列。在政治上，人民行动党最初实际上汲取了共产党的许多经验，并将其进一步

制度化，在满足民众的需求方面，做出了许多成功的探索。如今，这些经验已经

开始反哺曾经启发了新加坡的中国。

新加坡不是中国这几十年来唯一的一块海外试验田。事实上，中国从许多国

家那里汲取了经验教训。但新加坡这块试验田是特殊的，经常能为中国的治理提

供相当具体的启发。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新加坡长期游走于中美两国之间，以

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李光耀自己也有不少贬低中国的言论。但随着中国的崛

起，只要新加坡的当政者继承李光耀的务实精神，相信新加坡会将更多筹码放在

更有前途的一方。

李光耀走了，他的制度与思想遗产并不仅仅属于新加坡。

李光耀的九十年与新加坡的六十年

【专题】

【专题】

欧树军

2009 年，海外华人研究的奠基人、久负盛名的社会科学家和教育家王赓武教

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九十年来家与国：

1919·1949·2009”的主题演讲中，区分了“三代海外华人”。【1】①

王教授认为，第一代海外华人多数生于光绪年间，活跃于民国时期（1910-1940

年代）。他们支持一切救国运动，接受任何能够统一中国、维护主权、抵制外来强权

的方式和制度。也有些海外华侨因为文明没落、山河破碎、国力衰微，而丧失了对

中国的信心。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已经不是传统的老百姓，他们往往基于个人环境因

素，形成新的家国观念，但大多数仍是爱国华侨，仍然非常认同中华文化，并把康

有为、梁启超这种传统士大夫学者视为中国正统文教的代表，希望中国能恢复几千

年来所享有的政治威信，希望中华文明再次成为令人敬仰，希望中华民族能抬起头

来。

第二代多数生于辛亥革命之后，活跃于二战及战后（1940-1970 年代）。第二代

本身普遍支持新中国，愿意推动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技术发展，尽管他们的父辈对

“红色中国”有所保留。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深受毛泽东高呼“中国人民站起来

了”的精神感召，但长期经历冷战带来的各种政治压力，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在所

在国生存下去，如何处理所在国与中国之间的认同和效忠冲突。土生土长的年轻华

裔不再把中国视为政治祖国，而只是文化祖国，他们在心理上退出了中国的天下体

系，产生了对中国的隔膜。但是，这一代人既不偏于激进共产主义理想，也没有陷

入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坚持了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并最终吸引了中国领导人的

注意力。

① 以下三段引自王赓武，“‘党国民主’与三代海外华人的进与退”，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集刊第 67 期，2011 年 3 月，第 1-15 页。

李光耀的九十年与新加坡的六十年

【专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复兴，正在打破第二代对中国的隔膜。第三代都是

二战后出生的，活跃于改革开放以来（1980-2000 年代）。这一代新移民与中国的国

内外发展进程息息相关，但做出的反应复杂，他们不一定像过去那样爱国，但仍关

心国家大事，照顾国内家人，期待中国能够进步成功。其中最爱国的人，希望中国

的制度更加健全，期望中华文明的复兴，并在世界上获得最广泛的尊重。他们既希

望恢复优秀的文明传统，又吸收外来的进步和科学思想，他们都不再讳言或撇清自

己和中华的血缘关系。

可以说，李光耀是“三代海外华人”的缩影，新加坡是海外华人唯一成功创建

的国家。李光耀的九十年，是中国兴衰沉浮的九十年，也是海外华人在认同、效忠

和家国情怀上痛苦挣扎的九十年。新加坡的六十年，是东南亚地区权柄易手英美的

六十年，也是前后两个三十年不可分割的六十年。

新加坡的历史，从 1954 年人民行动党成立算起，至今也有六十年了。在新加坡

的第一个三十年（1954-1990）里，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从去殖中寻求代表性，

在治理中建构正当性，在现代化中寻求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就去殖民化而言，与

中国香港相比，新加坡的制度理念很大程度来自英国，但它用了十一年时间（1958-

1969）成功实现了官僚系统的本地化，确立了华人主导的政府体制。香港和新加坡

在去殖上差异巨大，香港的去殖民化很不彻底，回归谈判做了太多让步。就治理而

言，它既不只是英国工党式的，也不只是中国共产党式的，而是在很多重要领域将

二者糅合在一起。在正当性来源上，新加坡是选举政治+民本政治；在选举竞争

上，新加坡是选举期间扫街拜票+选举间歇期间每周接访、取缔金权政治；在基层

组织中，是社区中心+居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就现代化而言，新加坡凭借地缘

政治优势，“短”袖善舞，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在新加坡的第二个三十年（1990 年至今），新加坡的“反共时代”结束，后物

质主义一代开始成为选民，人民行动党面临选举挫败，开始自我更新，尝试将经济

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主义和儒家这一文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相融合，扩大社会保障

范围，“从侧重机会平等转向照顾结果平等，纠正绩优制下所产生的精英主义偏

向”，还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扩大社会活力和公民自由度。

李光耀的九十年与新加坡的六十年

【专题】

新加坡的六十年是前后不可分割的，其最终所形成的体制，不同于西式以选举

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制，它强调民主必须是“治理化的民主”，而非绝非“去治理化的

政治”，这一追求与“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二者对民主的界

定并不相同。先发展不一定民主，民主不一定发展，因此，民主不能变成“去治理

化的民主”，民主政治不能变成“去治理化的政治”。

今天，我们之所以尤其需要更为全面地理解李光耀对于新加坡的意义，以及新

加坡对于中国的意义，恰恰是因为：“不管新加坡看上去多么西化，它骨子里浸泡着

根深蒂固的中国性格”。那些贴在新加坡身上的标签，也同样已经或者正在被贴在中

国身上。这恐怕既是李光耀和新加坡得到赞扬的原因，也是李光耀和新加坡受到批

评的原因。

李光耀对于新加坡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李光耀的确是本

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殖民宗主国所培养的殖民地精英，以此维系其在地区的

影响力，新加坡的政治体制、选举制度、司法制度、法律体系都延续、承继了英国

体制，这也正是很多人批评李光耀及其所创建的新加坡的原因所在。但是，李光耀

及其同事，这些殖民地精英，却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民族，一个新的国家，一种新的

身份认同。因此，他们才足以自信地宣称：新加坡的历史，是从人民行动党开始

的。

新加坡对于中国的意义更为复杂。中国是一个超级巨型国家，内部有巨大的地

区差距，有非常复杂、多样的经济社会状况。但是，中国的土地财政学的是香港经

验，而整个改革开放都可以说是新加坡第一个三十年的翻版，而在城市管理、公共

治理、基层治理、反腐、法治建设、高层政治乃至整个政治发展上，都可以从新加

坡的六十年当中汲取经验教训。自从李光耀所带领的新加坡进入邓小平的视野，中

国就对新加坡展开了全方位的学习，中国道路至少在政治、经济上甚至可以说是新

加坡道路的翻版。就此而言，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相比，只有新加坡才是现代中

国的政治试验场。

而中国之所以学习新加坡，恰恰也正是因为新加坡的六十年提供了一个中国

人、中国文明如何和西方人、西方文明打交道的样板。在如何学习以资本主义为内

李光耀的九十年与新加坡的六十年

【专题】

核的西方文化，如何在处于落后劣势的条件下，与处于发达强势地位的西方文明打

交道，如何摆脱经济政治文化困境（无论失败还是成功）等问题上，李光耀在新加

坡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了，新加坡始终是一个华人主导的国家。新加坡模式的优势

有没有用尽？现在看来，显然是没有的。

二战后，东南亚、东亚、拉美和非洲第三世界国家如何获得国家民族的新生，

如何去殖民化，如何治理，如何实现现代化，在这过程中所面临的现代问题究竟是

什么，又要运用什么方式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就此而言，新加坡具有很大的启发

意义。在这些问题上，大国和小国的处境是非常相似的。况且，雅典、斯巴达、威

尼斯、佛罗伦萨，都是小城邦、小城市共和国，就人口和地域规模来说，新加坡已

经远远超过这些被人们视为思想资源发端的古代城邦或者中世纪城市。

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其最大的危机不在于失去了李光耀这样的国家稳定

器，也不在于反对党终于非常有可能通过选举赢得执政权，而是在于丧失国际战略

决断能力，尤其是在国际安全战略抉择上，一旦出错，就很可能堕入恶质政体的循

环流变乃至解体崩溃的悲剧当中。

王赓武教授在上述演讲中这样总结内外三代海外华人的认识和经验：“只有中国

的老百姓和领导阶层，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自己的痛苦，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自己

的忍耐和勇敢。换言之，只有那些身在国内奋斗的民众，才能真正决定中华文明的

未来命运。”诚哉斯言。

李光耀是海外华人的杰出代表，中国的兴衰深刻影响了包括他在内的几千万海

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家国情怀与现实抉择。今天，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

重新面临新旧世界秩序与区域秩序的更替，海外华人的认同、忠诚和个体命运也都

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李光耀走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作者感谢王自励、刘思语、崔屹鸣、蓝培源、邵若斯、刘昕等人的研究助理

工作）

李光耀了解当代中国吗？

【专题】

杜建国

刚刚去世的李光耀，不论在无数西方人眼里，还是在无数中国人眼里，一直被

视为老一辈政坛人物当中最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如 2012 年出版并于 2013 年被译成

中文的《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的前言，就对李光耀有如此评价：

“关于中国崛起……对于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李光耀比其他中国以外的观察

人士或分析人士了解得更多。”

李光耀去世后，我迅即阅读了《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的中文版。遗憾的是，

读罢后我得出的结论恰恰与本书前言作者相反：李光耀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并没有多

少独特或过人之处。

一、低估中国的科技进步

评判当代中国发展时，有一种观点居于支配性地位：中国虽然高速发展独一无

二，虽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按平价购买力），但是中

国的科技进步成就却要逊色得多。李光耀在这方面的观点，也未能免俗：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额将不可避免地赶上美国，但其创新能力可能永

远无法与美国匹敌，因为它的文化不鼓励进行思想的自由交流和碰撞。不然如何解

释一个人口 4 倍于美国的国家（可能中国人才的数量也是美国的 4 倍）却少有技术

突破呢？”（《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 10—11 页，中信出版社 2013 年）

从 2011 年起，笔者就不断地指出，上述主流观点，虽然广为流传，但是并不

符合事实。2014 年李克强视察南车时，就直言：“没想到技术进步这么快”！中国的

工厂，并非都是低技术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而是拥有无数高效的现代化企业，从

矿山钢厂到化工厂，它们的劳动效率丝毫不亚于西方最出色的同类企业。不仅如

李光耀了解当代中国吗？

【专题】

此，从传统工业到新兴的信息产业与生物产业，中国的技术突破现在也越来越多，

不仅追上了西方，甚至开始领先。最好的高铁，传输最远、容量最大的电网，最好

的火电站与水电站，最新式的核电站，全球大国中可能要最先采用的 5G 无线通信

技术，难度最大的油气开采技术，最新式的独一无二的量子通信技术，最高效的工

程建设技术，最成熟的煤化工技术，等等，全都在中国。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在

如此多的重要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呢？除了工业技术，中国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取得

了很大的进展，兹不赘述。

上述成就，在李光耀口述此书的 2012 年就已经全都面世或即将面世了，但是

李光耀对此却毫无觉察：“30 年后，中国领导人将明白，虽然到 2050 年中国的国民

生产总值将成为世界之最，但就人均水平而言，它仍是小国，就技术角度而言，它

仍然非常落后。因此，要有所成就，他们必须有务实的想法……他们一定要清楚地

知道什么能够实现、什么不可能，他们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不可能主导亚洲的。”（《李

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 12 页）

在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盾构机与重载机车，帮助英国建造核电站与通信系统，

向美国出口汽车冲压生产线与地铁车辆，向德国出口大型集装箱起重机，向挪威出

口深水钻井平台，向土耳其出口远程防空导弹的时代，“中国技术落后”这样的话尤

其显得不合时宜。

不光中国的技术成就被低估，中国的管理组织经验也是如此，即便跟新加坡相

比，在诸多地方也不落下风。就拿鼎鼎大名的苏州工业园区来说吧，有人就并不看

好新加坡的管理经验：

“1994 年，正因为仰慕所谓新加坡经验，中国决定与新加坡共同合作开发苏州

工业园区，并将园区的大多数股权，和负责实际运营管理权全部交给了新加坡方

面。但新加坡人很快就让中国失望了，园区年年亏损不说，建设和招商成果也始终

诸多不利。亏到 1999 年，两国政府经过长期谈判签订了新的备忘录，从 2001 年起

将多数股权和运营管理权转交给中方，结果从 2001 年当年开始，园区即扭亏为

盈，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成为了全国著名的工业开发区之一。现在这个开发区的人

均 GDP 是 4 万美元。如果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就

李光耀了解当代中国吗？

【专题】

证明了，所谓的新加坡经验，即使在其最擅长的经济领域，在中国也不见得能比得

上‘土经验’。”（魏峰：《中国官员在新加坡学不到未来》）

窃以为，李光耀对当代中国的快速变化的理解与把握，远不如另一位也同样年

逾九十的政坛老人——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施密特对中国的科技实力有

着较准确的认识，近年来他不止一次地告诫西方人，他们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

中国一样能做得到。

二、低估中国的军事与金融抱负

李光耀也低估了中国的军事技术水平：

“我相信，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这样一点，如果你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你

就会输，相当于自寻死路。”（《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 8 页）

中国是全球第一工业大国，财政充盈，技术与人才储备雄厚，反观美国，工业

趋于衰败，财政紧张，人才青黄不接，两家真要展开军备竞赛了，美国吃不消的可

能性更大，当然，前提是中国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

李光耀还认为：“军事方面，在百年内中国不可能追上美国，但中国可以通过不

对称的发展给美国施加巨大的压力。”（《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 15 页）

“不对称打击”，是前些年中国军事实力尚弱时的指导思想，那时候军方人士爱

提什么“杀手锏”（如引起广泛猜测的能够打击移动目标的弹道导弹“DF—21D”），

期望在军事装备上相比美国处于全面劣势的情况下，凭借掌握一两种独门绝技，能

对美军造成重创，力争以弱制强甚至胜强。

近年来，中国军事技术突飞猛进，“杀手锏”之类的声音在中国逐渐销声匿迹，

取而代之的是，在军事装备与技术领域全面赶上美军的思路日渐成为主流。大型航

母、舰载机、新式潜艇、宙斯盾军舰、万吨驱逐舰、隐形飞机、大型运输机、武装

直升机、无人机、巡航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反导武器，等等，美国有的，中国现

在大都也有了，或即将拥有了。

不对称，正逐渐趋向于对称。

李光耀了解当代中国吗？

【专题】

顺便指出，李光耀去世后，中国不少人赞其为“在大国之间不选边站”、崇尚

“不结盟运动”，这并不符合事实，从独立至今，新加坡一直是“一边倒”的。新加

坡在 1971 年签署了《五国联防军事协议》（英、澳、新西兰、新、马），美国在新

加坡有樟宜海空基地，这总不能叫不结盟吧？

李光耀对中国政府的在国际金融方面的抱负也是缺乏预见：

“就当前而言，中国对大型国际组织（如国集团）的成员身份很满足，在这

里，中国的意见受到重视，经济利益得以维护，但责任却由 20 个成员共同承担。”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 14 页）

与李光耀的预判相反，2012 年之后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很快就公开表现出对中

国在大型国际组织中发言权有限的不满，尤其是对美国与欧盟拒绝在世界银行与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增加中国的权力表示了不满。中国政府决定另立山头、另起炉

灶，发起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巧得

很，就在李光耀去世的前夕，不顾美国的不满，英国带头，德国、法国、意大利、

瑞士与卢森堡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3 月

23 日，《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中国为赢得欧洲国家的支持放弃在亚投行的否决

权》。此报道的可靠性与否，笔者无从知晓，不予评判）。

三、汉语难学吗？

如上所述，李光耀低估了中国的科技进步，他对所谓的中国缺乏科技创新的原

因的表述，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李光耀认为：

“中国实施民族复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从内部看，主要挑战是文化、语言以

及不能吸引、同化他国人才”；“在接受有才华的移民的问题上，即便中国和美国一

样开放，未掌握汉语的人又怎么能进入并融入中国社会呢？汉语有很多单音节和声

调，是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口语或许几年就可以掌握，但想快速阅读却很难。我

不知道中国在雇用外国人才时能否克服语言障碍及由此带来的困难，除非让英语成

为主导语言，就像新加坡一样。”（《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 10 页）

李光耀了解当代中国吗？

【专题】

看来，中国的文化不利于创新，中国的语言太复杂，既不利于形成创新思维，

也不利于吸引他国人才。至于英语呢，“新加坡在过去 40 年间努力把英语确立为第

一语言，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为什么呢？肯定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没有激起强烈

的反对。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向世界开放自己，使我们自己接触并利用那些促进发

现、发明与创造力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英语这门语言中，还存在于英

语的思维方式中。”（《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 13 页）

为此，“我曾经建议一位中国领导人把英语作为中国的第一语言。”（《李光耀论

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 13 页）

李光耀的观点，算是一种近似于种族决定论的语言决定论了。我不是语言学

家，在此我不就技术细节来探讨汉语是否不利于科技创新（与李光耀相反，比如，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汉语要比英语等语言简洁得多，也更适用于现代社会）。从历史经

验的角度来看，李光耀的观点无法解释，为何在近代之前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

知识分子存在着学习汉语的高度热情并取得了相应的成就。此外，从西方历史经验

来看，与其说英语是英国与美国相继成为世界经济霸主的利器，不如说英美相继成

为世界经济霸主促成了英语的“国际语言”的地位。如果特拉法加海战的获胜者是

法国而不是英国，如果拿破仑此战之后乘势平定英国，那么今天英语的地位就要被

法语取代了。李光耀的解释，有些因果颠倒了。

随着经济中心日渐东移，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国学习汉语的热情也日渐高

涨。2013 年 10 月，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与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分头而

同时抵华访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10 月 18 日刊文指两人“竞相向中国献媚”。在

一起出席北京大学的座谈时，面对中国学生，乔治·奥斯本大臣爆料说，他 10 岁的

女儿在学中文。同台的鲍里斯·约翰逊市长赶忙接过话茬，说他 16 岁的女儿不但在

英国学中文，而且要来中国实地学。该文揶揄道，“要接招，奥斯本恐怕只能说要把

女儿嫁给中国人了”。同一个约翰逊，2005 年在《每日电讯报》上撰文说：“我们的

孩子不必学普通话，中国不会主宰世界。”约翰逊现在改口了，承认他的判断有误。

他自己在学中文，他的孩子也在学中文。该文还强调出了一个细节：2008 年北京奥

运会闭幕式上，身为伦敦市长的约翰逊不修边幅，虽然穿了正装，却不打领带并开

着衬衫扣子，大大咧咧地从中方主办者手里接过了奥运会旗，而如今再次访华，约

李光耀了解当代中国吗？

【专题】

翰逊则是一路规规矩矩地打着领带。

为了赚中国人的钱或借中国人的钱，奥斯本大臣与约翰逊市长自己都不畏艰

难，李光耀怎么就能替英国人做主说汉语难学了呢？

四、未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创新与美国的关系

在低估中国所取得的技术进步的同时，李光耀对“创新”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

发挥的作用的理解也有失偏颇。

在书中，李光耀对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赞不绝口，比如：“虽然美国面临异常艰

难的经济形势，但美国的创造力、弹性以及创新精神使其有能力应对一些核心问

题，克服这些问题，并重新获得竞争力。”

对美国创新能力的这种推崇早已在全球深入人心，不过这一推崇并没有考虑到

如下问题：

美国是凭借其超群的创新能力才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吗？现有的科技创新

能力能够保证美国不被超越吗？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将长盛不衰吗？

当代美国科技创新能力的领先，令不少人断定美国当初就是凭借出色的创新能

力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其实，这种观念有些想当然了，与历史事实并不一

致，当初美国能够后来居上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以及世界第一大经济

体，并不是因为其拥有过人的科技创新能力。正如美国卓越的经济史学家与企业史

学家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所指出的：

“美国公司不是仅通过开发和领先新技术来称雄”！“用麦迪逊的话来说：‘美国

工业通过将创新进行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规模的商业化成了世界技术领导者。’”（钱

德勒主编《大企业和国民财富》中文版，第 100 页）

钱德勒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尽管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但

是那时候的科技创新主要都来自欧洲。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尽管美国工业产量已经

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但是，欧洲在科技创新方面仍旧不输于美国（比如，喷气式

飞机、电子计算机、核能，影响战后技术进步的这几项关键性发明都是欧洲人的成

李光耀了解当代中国吗？

【专题】

果）。直到二战以后，在已有的无与伦比的工业生产规模的基础上，再加上大规模引

进全球人才以及政府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支持与投入等因素，才使得美国在科技创新

领域笑傲全球。

美国与欧洲的经验表明，如果科技创新能力不能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紧密结合

起来，那么这种创新能力将有可能趋向衰弱，如同无源之水。今天的美国，几十年

来制造业持续走弱，科研投入减少，吸引外来人才的能力也渐趋减弱，未来其创新

能力能否不随之衰减？

反观今天的中国，则似乎正在不小的程度上复制着美国的经验：先建立最大规

模与最高效的工业生产，在此基础生再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五、遏制增长没好处！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成书的 2012 年恰好是中国政府的换届年。未来中国

是否愿意或有能力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李光耀在书中如此预判：

“在过去 30 年里，中国经济以大约每年 10%的速度快速发展，有时甚至超过

12%。中国能不能至少在下一个 10 年里维持如此高速的增长？我认为可以。中国起

点低，加上 13 亿国内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这个增速可以维持。”（《李光

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 65-69 页）

李光耀的这一判断与分析，在笔者看来，是符合常理的，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有需求也有客观条件来继续维持高速增长，中国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在人均

GDP 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之前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当然也要让人民共享这一成果），

这一过程无疑也将持续较长时间。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新一届的中国政府却选择了主动降速的经济战略。至晚从

2011 年初开始，中国政府便开始有意识地压制经济的高速增长。新一届政府接手

后，更是将这种降速行为理论化与制度化了。现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经济增长的

老常态结束了，开始了新常态，由“高速”阶段转为“中高速”阶段，增长目标也

下调为 7%。至于为何由老常态转为新常态，在笔者看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此提出

李光耀了解当代中国吗？

【专题】

严格的论证说明（比如林毅夫一开始就不赞成中国经济未来将降速），而是（至少在

很大程度上）采纳了中国媒体、专家以及大量外国专家（比如佐利克）的意见，或

者说迎合了舆论的压力。官方新的理论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只有速度没有质量，只

有规模没有效益，为了提高质效，为了转型升级，就应该降低速度，只有通过降低

速度的手段，才能达到提质升级的目标。

提质升级的初衷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一目标并不与高速增长相矛

盾。首先，如本文前面指出的，相较于世界各国而言，中国的高速增长其实并不粗

放低效，像中国政府领导人正大力对外推销的高铁、能源、通信等高附加值装备产

品，全是过去高增长时代的成果。其次，只有在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才能

又快又好地实现提质升级；速度降低后，企业活动风险加大，企业不可能在低回报

时期或危机时期主动提质升级。

现在，经济持续下滑了，降速了，但是提质增效的证据却不明显。无数学者与

媒体人指出，近年来，中国增速下滑的同时，工业产值比重下降、服务业产值比重

上升，这就是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证据。遗憾的是，工业生产率高，服务业生产

率低，这一新变化应该是中国经济质量降低、效益减少的证据，应该是产业降级而

不是升级的证据。无论从理论上来看还是从国际经验上来看，降低速度的结果只有

一个：延缓质量的提高，延缓产业的升级。

还有很多人鼓吹，GDP 增速放缓了，但是居民收入增速跑赢 GDP 增速了，这也

是提质增效的证据。这种说法其实是一个诡辩。第一，居民收入增速跑赢 GDP 增速

现象，这本来就是多年来的常态，而不是新事物。第二，居民收入增速不应该跟

GDP 增速相比较，而应该跟过去的居民收入增速相比较，经济增速下降，意味着社

会财富增速放缓，只可能有一个结果：居民收入增幅放缓。在目前的条件下，不可

能出现财富创造增幅放缓而收入增幅却提高的现象。

继领先世界的中国高铁主动降速后，中国经济这一更为庞大的高速列车，也选

择了主动降速。在全球各国都为增长殚精竭虑绞尽脑汁的时候，中国却主动降速，

李光耀能理解这种反常的现象吗？

当然，对速度降低的程度的认识，还是有差异的。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人物，主

李光耀了解当代中国吗？

【专题】

张一降到底，不要再追求经济增长，直接放弃经济增长目标，向“2008 年的美国”

学习（厉以宁认为美国经济在那一年完成了产业升级！所以中国要向它学习）。不

过，在 2014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习近平强调，2015 年的首要

工作目标是“稳增长”，要“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李光耀说：“今天，中国人的预期和抱负已经提升。每一位中国人都渴望一个强

大、富裕的中国，一个与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同样繁荣昌盛并同样具有科技竞争

力的中国。这种重新唤醒的使命感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李光耀论中国与世

界》中文版第 4 页）

遗憾的是，现实中，并非“每一位中国人都渴望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一个

与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同样繁荣昌盛并同样具有科技竞争力的中国。这种重新唤

醒的使命感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中国最出色的工业成就之一高铁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我依稀记得，

当年京津高铁与武广高铁开通后，国外媒体发出了不少羡慕的声音，诡异的是，在

中国媒体上却掀起了一股丑化、诋毁高铁的浪潮，至今不衰。在舆论的压力下，高

铁最高运行时速竟然由 380 公里降为 300 公里。国外推广的时机被耽误了，国内建

设的速度延缓了，标准被降低了，这不知道造成了多少有形与无形的损失。这些人

一面嘲笑中国没有科技创新，一面等中国出现重大科技创新后，又恨不得用唾沫将

其淹死；一面要求中国经济降速，一面等速度降下来后，他们又高喊中国经济“失

速”了，要崩溃了。这种人若出现在新加坡，不知道李光耀会如何对待他们。

在对比中国印度时，李光耀正确地指出：

“印度可能需要花三五年的时间改善基础设施，否则印度就会在全球经济洗牌

中输掉。……印度必须效仿中国高效的办事方式。中国以高效的方式建立了覆盖面

广的通信基础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电厂以及水厂，并实施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政

策，其制造业吸引了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经济增长效率

较高。……要创造就业机会，改革的重点必须放在制造业上。……印度不能仅仅凭

借服务业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自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成为工业

强国之前就变成了经济大国。”（《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 65-69 页）

李光耀了解当代中国吗？

【专题】

可笑的是，今天的中国正在抛弃自己的被李光耀所器重的这些正确经验，而选

择了向印度靠拢。今天在中国，“覆盖面广的通信基础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电厂以

及水厂”，被舆论贬斥为“粗放”的“重复”的“投资拉动”，无数的现代化工厂被

讥讽为“过剩产能”。积累了庞大的产能，本来不是坏事，应该想办法充分利用起

来，现在倒好，当成负担了。才人均 GDP 七千美元，美国的七分之一，就嚷嚷着产

能过剩了。不是想着做大、做好蛋糕，让人民共享蛋糕，而是净想着“压缩”，莫名

其妙。

李光耀指出：“新加坡必须记住一个简单的事实：除非我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

自我并注重提高生产效率，否则我们的未来就得不到保障。……另外一种情况，也

就是放缓增速。……我看不出来遏制增长会有什么好处，因为到时候仍然会引来他

国嫉妒的目光。”（《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 108 页）

“我看不出遏制增长有什么好处”！这句话堪称一句顶一万句。没有速度，就没

有升级，就没有提质增效，就没有一切。中国的媒体人大都奉李光耀为神明，在李

光耀去世后给予了他无限的赞美与荣誉，但是，李光耀推崇增长的观点却被刻意忽

视了。

中国无数自诩为“市场派”的人士，主张不要发展，不要速度（不要速度的市

场经济，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只要所谓的“改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

甚至鼓吹“用危机来倒逼改革”。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声音，并不是私议，而是堂

而皇之的大吹大擂。在新加坡，有人若是鼓吹“用危机倒逼改革”，李光耀会作何反

应呢？

李光耀身后的“李家坡”

【专题】

岳峙

3 月 23 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终于没有熬过这次的病，与世长辞，享年 92

岁。

消息传出后，国际社会纷纷向新加坡致唁电表示悼念和慰问。中共中央总书

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新加坡总统陈庆炎的唁电中称李光耀为“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广受国际社会尊敬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中国外交部则在声明中称，

李光耀是“具有独特影响力的亚洲政治家”。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表示，李光耀是

“历史上真正的巨人”。

小国出了个大政治家

来自国际社会的类似评价还有很多，但都无一例外地将李光耀称为“政治

家”。按照我们习惯的标准，应该可以说，李光耀算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大政治家。

从中国的角度看，新加坡是对“弹丸小国”最好的注释。按照 2014 年的数据，

新加坡国土面积 718.3 平方公里，仅相当于上海的九分之一（上海国土面积 6340.5

平方公里），人口约 540 万，仅相当于上海的零头（按照官方统计数据，上海人口

约 2500 万人）。换句话说，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无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规模实

际上大概相当于上海一个大一点的区（浦东新区人口超过 500 万）。

但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却出了一个国际社会公认的“大政治家”。所以，

不少媒体和评论者称之为“小国巨人”。

对新加坡国内而言，“新加坡国父”的名号更是早已举世公认。从一定程度上

说，作为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正是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从刚独立时

危如累卵的处境逐步走向稳定和繁荣，并建立了一套融合了东方与西方的长处的政

治制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加坡模式”。用李光耀的儿子、现任新加坡总理李

李光耀身后的“李家坡”

【专题】

显龙的话说，就是在李光耀的带领下，新加坡成功地“从第三世界晋升到第一世

界”。

在中国人看来，现在的新加坡肯定算不上“第一世界”。因为，在中国人的概

念里，“第一世界”是指美国和曾经的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但如果站在新加坡的

角度看，则不难发现，李显龙在这里说的是，新加坡已经跻身于“发达国家”之

列。公开数据显示，2013 年，新加坡的人均 GDP 高达 5.4 万美元，而上海 2014 年

的数据则为 9.7 万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仅 1 万多美元。在各项社会发展指数

上，新加坡也丝毫不逊色于发达国家。

新加坡作为一个被马来西亚联邦“踢出来”而“被迫独立”的国家，从一开始

就面临着严峻的周边环境。当时，马来西亚还在新加坡驻扎这军队，警察是大英帝

国时期从尼泊尔招募的，甚至连李光耀个人和家庭的安全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当

时新加坡可谓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说，当新加坡打算建立一直

能够由新加坡政府自己控制的军队时，曾求助于埃及与印度，但都遭到了拒绝。英

国正在撤退，美国还不是一个靠得住的战略盟友，马来西亚随时都有可能在种族主

义的鼓动下进攻新加坡。就经济而言，当时新加坡作为一个国际贸易中转站，严重

依赖于马六甲海峡的航运通道。就是从这样的起点开始，李光耀带领着自己的国家

步步为营地走上了经济腾飞之路。

在西方政治理论学界，“威权主义”几乎就是为李光耀和新加坡量身打造出来

的概念。新加坡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政党轮替、竞选政治、舆论监督、言论自由等，

从而被视为威权主义的典型。在新加坡被视为“东亚四小龙”的 1980 年代，这种威

权主义政治体制带来的经济上的成功一度引起高度关注，但西方政治学界谈论的仍

然是经济发达之后的“民主转型”。1990 年，李光耀在执掌新加坡 25 年之后退

休，吴作栋接替出任新加坡总理，2004 年，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接替吴作栋，出任

新加坡总理。这种“父休子继”更加坐实了西方的“威权主义”批评。

作为曾经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华人，他没有迷信西方国家正流行的“民主”理

论，将整个国家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他甚至断言，新加坡根本不需要民主制

度，“如果新加坡将来搞两党制，我会感到十分惋惜”。

李光耀身后的“李家坡”

【专题】

进入 21 世纪后，目睹“民主”带给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混乱，他对流行的西方民

主理论越来越嗤之以鼻。他说，“有一些人向往多党政治、轮流执政。他们应该研

习一下中国台湾、泰国和菲律宾的例子。多党轮流执政的结果是更多的腐败和失

职。而且，一个‘自由运转的媒体’并没有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虽然根据美国人

的‘民主’理论它原本被设计如此。更进一步地，政府的频繁更替改变，反而阻碍

了台湾和泰国的经济发展，抬升失业率，还造成了政局的不稳定。”

李光耀的战略遗产

新加坡虽然不是超级大国，但在国际社会上却发挥了远远超出其国力的影响

力。而这种影响力，很多时候都来自李光耀个人。因此，习近平在唁电中称李光耀

为“战略家”。

李光耀不仅带领新加坡走出了独立初期的危险处境，而且，他也为新加坡摸索

出了一套在大国势力的夹缝中左右逢源的国家战略。建国之初，英国正在从殖民地

全面撤退，此时的新加坡在战略上高度依赖于英国。之后，随着英国国际影响力的

衰退和美国势力的崛起，新加坡又及时转向依赖美国在东南亚构建的战略平衡。

新加坡对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一方面严重依赖，另一方面又非常注意保持平

衡，1980 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新加坡一方面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加强

合作，到 1990 年代，连新加坡的电视剧也在中国大陆风行一时。但就是在这一时

期，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也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合作。1984 年，中国与英国签署关于

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协定，英国开始部署从香港撤退。此前，香港是东亚地区主要

的金融中心，之后，香港的金融中心功能开始逐步向新加坡转移，从而为新加披在

1990 年代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香港正式回归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也日渐提高。尤其是在中国与

东南亚部分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日益突出，新加坡对中国的态度也开始越来越

“两面派”。一方面，新加坡希望能够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另一方面又担心中

国的国家影响力在东南亚过于强大，从而改变东南亚现有的国际秩序现状，因此极

力鼓动美国“重回亚太”。同时，新加坡也寄希望于印度也能够步入崛起轨道，制

李光耀身后的“李家坡”

【专题】

衡中国。

从中国的角度看，这种“两面派”做法当然为人所不齿，但从新加坡的国家利

益角度看，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而且，我们不得不感叹，正是因为李光耀的老谋

深算，才使新加坡能够在每一次东亚国际秩序变化中成为受益者。毕竟，作为一个

小国，新加坡必须在各大势力之间保持平衡，才能避免自身完全依赖于某一方，从

而保持战略上的主动权。这种对自己的国家的战略定位的清楚认识、战略操作上的

智慧非常值得学习。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光耀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客，而是政治家和战略家。

新加坡还能继续“李家坡”吗？

如今，李光耀驾鹤西去，留给新加坡的是新的挑战。

一方面，新加坡独特的政治体制虽然给新加坡带来了持续的发展和繁荣，但有

媒体报道称，长期的一党执政已经使新加坡人成了“最不快乐的人民”。在互联网

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是否还能像他们的父祖辈一样，在儒家伦理和西方式的

文明秩序之下，忍受新加坡目前的政治体制，这是有疑问的。在李光耀去世之前，

一位 16 岁的新加坡青年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李光耀去世的假消息，也许能够反映出

一些问题。而且，李光耀的子女中，不仅李显龙担任总理，另外子女在新加坡也有

重大影响。其另一个儿子李显扬担任新加坡电信 CEO，李显龙的妻子何晶则担任新

加坡最大的国资投资公司淡马锡总裁。因此，有评论者认为，李光耀在世，新加坡

人也许对“李家坡”不敢说什么，但在李光耀身后，则未必没有意见。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国家战略长期依赖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并不希望区

域内大国崛起并改变现有秩序。但中国崛起的步伐已经无人能够阻挡，对东南亚的

影响力也日益增强，新加坡虽然希望美国重返亚太，但在中美博弈过程中，新加坡

究竟何去何从？此外，中国一直有人提出开掘克拉运河的提议，这一设想一旦成

行，对新加坡将产生无可比拟的影响。也就是说，骑墙对未来的新加坡而言，也许

并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传染：中亚和俄罗斯的危机

【战略】

【战略】

经济学人

编者按：自古以来，中亚就对我国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此地古称西域，贯穿其

中的丝绸之路连接了东西方和沿路的各个文明，为大汉大唐带来了葡萄美酒夜光杯

和汗血宝马。如今，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油气）和连接东西方的地理位置给予

了它足够的经济和战略重要性。

古老的丝绸之路，将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下获得新生。然而国际舞台风云诡

谲，进入中亚，需要注意的事情颇多。首先要理解的就是，虽然苏联早已解体，靠

着多年的经营和布局，俄国还是对此地有很深的影响。文章里提到，不管是看起来

大气磅礴的欧亚经济同盟，还是深度依靠俄国的“汇款经济”，都显示出俄罗斯无与

伦比的存在感。如今俄罗斯经济衰退，实力也大不如前，但可以看出仍然在想方设

法地保持这种存在感。受伤流血的北极熊，抓住中亚牢牢不放,警惕着一切外来势

力，特别是体量极大胃口还不错的我国。这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注定会面临的挑

战。

当然，机会是和挑战并存的。文中也提到，与对俄罗斯贸易额大幅下降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对华贸易的显著增长。毕竟，只有经济增长才会解决或至少缓解让中亚

国家政府焦头烂额的各种社会问题。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产业布局，也有助于中亚

各国实现再工业化，符合他们的期望。欧亚经济联盟，看似“铁板一块”，其实这个

联盟把原苏联各加盟国市场连成一片，也给了中国企业很多机会。最重要的是，中

国不搞帝国主义，一带一路着重产业布局和经济建设，不是拉帮结派，更不是挖墙

脚。我们相信，只要经营得当，中国、沿途的中亚各国乃至俄罗斯，都能从中获得

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丝绸之路，也必将重现汉唐盛世的繁荣。

链接：http://www.economist.com/news/asia/21639564-rouble-plunges-central-asia-feels-pain-contagion

卢布跳水中亚疼

即使碰上好年成，这个时候她的儿子能够在由石油支撑经济的俄国找到工作，

尹洁谷·卡迪拉利耶娃（Enjegul Kadyraliyeva）还是得靠儿子寄给她的钱在吉尔吉

斯斯坦艰难生存。如今她担心，她将不得不靠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Bishkek）坑坑洼洼的大街上卖干酸奶团和棒棒糖挣来的一点小钱来养活孙子。

传染：中亚和俄罗斯的危机

【战略】

俄罗斯经济困难，卢布跳水——这是国际油价跳水的结果，由于经济上的不良

管理而恶化——这让数百万投亲靠友在这个前帝国主义国家工作并寄钱回家的中亚

人担惊受怕。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称，国外汇款相当于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塔吉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随着卢布走低，外

国工人能够汇出去的钱跟着下降，这些钱通常以美元计。根据俄罗斯央行的数据，

2014 年的第四季度，跟前一年同期比较，乌兹别克斯坦收到的汇款下降了 9%。一

位分析人士认为塔吉克斯坦的汇款较去年同期下降五分之一。

最近几个月，区域增长降了又降。中亚国家的货币也跟着走低。土库曼斯坦，

一个封闭的富产油气的国家，在一月份让其货币马纳特（manat）贬值达 19%。部

分由于走弱的汇率，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两个最穷的前苏联国家面临着两

位数的通胀率。当然，卢布跌得更惨——去年跌了一半。这让中亚国家的产品在俄

国竞争力低下，而俄国是中亚五国最大的市场。乌兹别克斯坦对俄国的汽车出口同

比下降 35%。一位在莫斯科贩卖进口坚果和水果干的塔吉克斯坦人说，他已经没有

利润可言了。

关于在俄国的中亚劳动者，他们的几位国家领导人预计四分之一的人会回国。

成千上万的失业年轻人涌入本身就不强势的国家，这样一个前景让腐败横行的政府

忧心忡忡，这些政府很少创造工作岗位，只能依靠移民来缓解社会压力。在 2009 年

上一次金融危机中，向吉尔吉斯斯坦的汇款减少了 28%，务工人员回国。这为几个

月后该国从民选总统变为独裁者的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被

暴动推翻的根源。

尽管如此，吉尔吉斯斯坦不顾被绑在俄国经济上这一显而易见的风险，忙着通

过加入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来加强与俄国的纽带，此联盟的

设立意在制衡欧盟。欧亚联盟由俄国所主导，是一个前苏联范围内的关税联盟，其

规定在 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即使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官员，也预计加入联盟后——

将在五月份最终确定——失业率会翻倍。比什凯克的一个商业游说组织国际贸易委

员会（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uncil）的主任阿克提莱克·敦加拉罗伊（Aktilek

Tungatarov）说：“人民群众对即将到来的一体化十分担忧。我们的领导人无法解

释都有啥好处。”中亚的企业表示进入俄罗斯市场仍然会很艰难，同时很多中亚人

传染：中亚和俄罗斯的危机

【战略】

认为这个联盟实际上反映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重建苏

联的企图。哈萨克斯坦是欧亚联盟的创始国之一，也是联盟唯一的中亚成员国。但

是联盟的启动十分坎坷。去年，与俄国的贸易下降了五分之一（作为对比，与中国

的贸易增长很快）。就俄国干涉乌克兰一事，两国颇有一番争吵。

吉尔吉斯斯坦的首相卓·奥托尔巴耶夫（Djoomart Otorbaev）说，加入欧亚联

盟，吉尔吉斯斯坦别无选择。二十年来，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商们利用本国的世贸

组织成员国身份，进口便宜的中国商品，并重新出口到其他前苏联国家，包括俄

国。欧亚联盟的关税壁垒会终结这一切。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府智库国家战略研究所

（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的主任塔兰特·绍塔诺夫（ Talant

Sultanov）说，“原先的办法行不通了”。他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必须学会制造

业，当然这会很难。

同时，俄国希望扩张欧亚联盟，并且打上自己的印记。塔吉克斯坦大概一半的

工作年龄男性在俄国，同去的还有六百万乌兹别克斯坦人。一月一日，俄国开始要

求非欧亚联盟成员国的移民参加俄国历史和语言测试。莫斯科市政府已经让来自非

欧亚联盟的外国务工人员申请工作许可的费用涨了三倍。见微知著，何况这些迹象

并不微小。

（林梓/译）

云南边境冲突与中缅关系的未来

【战略】

布伦特·克兰

文章来源：http://thediplomat.com/2015/01/kachin-and-chinas-troubled-border/

随着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冲突升级，缅甸局势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2015 年 2 月 14 日，布伦特·克兰（Brent Crane）在日本网络杂志《外交官》（The

Diplomat）发表了评论文章“克钦与中国的动荡边境”（Kachin and China’s

Troubled Border），讨论了克钦冲突对中国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在克钦冲突中所

扮演的角色以及中缅关系的最新走向。经略编译组现将其摘编为中文，以飨读者。

克兰认为，由于中国与克钦在地理、民族和经济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克钦冲突

必然会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克钦邦的地理位置紧邻中国，特别

是克钦独立组织（Kachin 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简称 KIO）的总部拉咱

（laiza）与中国仅有一河之隔，所以克钦冲突必然会对中国的边境稳定造成直接影

响。其次，中国的景颇族与主要信仰基督教的克钦族原本是同一个民族，边境线并

没有割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紧密联系。例如，一位景颇族司机生活在中国盈江，

但他的两个儿子却在拉咱的学校上学。再次，克钦邦早已与云南省建立了长期贸易

关系；自从持续了 17 年之久的停战状态于 2011 年被打破之后，拉咱对从云南进口

的中国物资的依赖程度更是与日俱增；中国货币与缅甸货币同时在拉咱流通；因为

政府军拦截缅甸信号，拉咱的手机也只能使用中国网络。

中国在克钦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始终如一。直到 2012 年，虽然猛烈的交火

曾导致炮弹落入中国境内发生爆炸，但中国仍然坚持了不干涉原则。然而，2012 年

12 月到 2013 年 1 月，克钦冲突显著升级，数以千计的难民涌入，克钦与云南之间

的经济活动被迫中断，而中国的能源项目也受到威胁。中国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迅

速而妥善的回应。除了一些必要的军事措施之外，中国更多地采取了外交手段。外

交部副部长傅莹飞往缅甸与缅甸总统吴登盛会面，戚建国上将也于同一天飞往缅甸

云南边境冲突与中缅关系的未来

【战略】

参加一个战略安全磋商会议。中国还创设了一个名为“亚洲事务特使”的新职位来

应对缅甸问题，并任命前任驻菲律宾大使、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担任此职。克

兰尤其强调中国于 2013 年 2 月初为缅甸冲突双方安排的双边会谈，他站在西方的政

治立场对中国表示批判，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主持一场主权政府和境内反政

府武装之间的会议，违背了中国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别国事务的准则”。

前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研究员、前国际危机集团（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研究员秦立文（Qin Liwen）表示：“对于中国而言，克钦一直是一个

是非之地。一方面，与克钦保持特殊联系对中国有益，因为它能成为中国与缅甸中

央政府谈判时的筹码；但是，中国如果过于支持克钦人，又必然会陷入麻烦，所以

平衡各方关系实乃一场微妙的游戏。”首先，中国在缅甸东北部经营着大规模的能源

获取项目，多数是水电站，还有一对穿过克钦以南的掸邦的油气管道，这些项目大

都易受破坏。因此中国因此必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地区谨慎行事，避免引发克钦独

立军的攻击。其次，中国与克钦邦之间的紧密联系，很可能影响中国与缅甸中央政

府之间的关系。2011 年，在克钦村民以及环保人士的激烈抗议之下，总统吴登盛搁

置该项目，这种妥协在缅甸军政府的统治历史上闻所未闻。克兰认为，密松水电站

被关停是中国对缅政策的分水岭，这表明中国不能再“不顾缅甸当地民情而擅自行

事”。随着缅甸政府的“民主化”和靠向西方，中国必须及时调整对缅策略，以免重

蹈覆辙。

克兰同时指出，在动荡几年之后，中缅关系已经开始改善。中国总理李克强于

11 月对缅甸的访问，以及缅甸中央政府对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公开

支持，都是关系缓和的标志。但克兰预言中国将重回缅甸事务：“作为投资者的中国

很可能迟早不得不重新介入克钦邦的事务，不论它是否愿意。”

这篇文章对中缅关系的分析有一定见地，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一，文中到

处隐含着对所谓“帝国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式批判，读者在阅读时务必对此保持

警惕。因为缅甸冲突事实上已经威胁到了中国最基本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最基本的和

平稳定——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缅甸炸弹频频落入中国。3 月 13 日下午，缅

甸军机炸弹落入云南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大水桑树村，酿成了中国平民 4 死 9 伤的

惨剧。由此观之，中国针对缅甸冲突所做出的一系列回应并非干涉他国内政，而是

云南边境冲突与中缅关系的未来

【战略】

试图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这不仅是捍卫中国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而且是维护

区域和平稳定的应有之义，体现出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第二，作者的意识形态批判削弱了本文的学理深度。作者认为缅甸政府暂停密

松水电站项目的原因是中国“不顾缅甸当地民情而擅自行事”从而引发民众抗议，

这其实是把“表象”当作“实质”——当然，作者或许是有意为之。最近几年，中

国投资的项目在缅甸每每遭到民众大规模抗议，而缅甸政府也屡次以民众抗议为说

辞，来阻碍这些项目。除密松水电站以外，2012 年，莱比塘铜矿项目也被迫停工，

直到今年才全面复工；2014 年，中缅皎漂—昆明铁路工程计划也宣告搁浅。自 2011

年起，中国在东南亚扩大投资的同时，在缅甸的投资却连续三年大幅下滑。

这些现象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美国力图打破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布局。

缅甸是中国未来能源战略的关键环节。为了阻止缅甸进一步靠向中国，打破中国战

略布局，美国从上下两个层面采取了策略。（1）通过增加经济援助、扶持亲美势力

等方式，促进缅甸当局右转，与西方国家联合。而缅甸国内政治整合不力，派系斗

争频繁，议会未能达成一致，更是为美国干涉制造了可乘之机。（2）通过赞助所谓

公民组织，以维权、环保能名义发起抗议活动，挟所谓“民意”反对中国。此外，

中国确实需要转变投资方式。过去中国海外投资多走“上层路线”，直接和政府进行

谈判。而权贵阶层垄断利益，当地群众则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实惠，从而滋生反华情

绪，更容易被煽动和利用。就此而言，莱比塘铜矿复工后，投资方企业参与公益事

业，为当地带来水电，从而赢得居民信任，无疑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向宇/编译）

推动世界秩序转变的中国时刻

【时评】

【时评】

李泉

2014.10.24 -- 2015.3.31,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最初的 21 国扩大至 51 国。特

别是自 3 月 12 日英国申请加入，短短半个月，亚投行从最初局限于亚洲的区域性组

织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亚洲 31 国，欧洲 16 国，大洋洲 2 国，

南美洲 1 国，非洲 1 国(随着伊朗等的加入已经又扩大到了 55 国)。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毫不夸张地讲，这是属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胜利。尽管只是推动

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走向新格局的第一步，也足以告慰 1840 年以降所有为中国革命、

建国和发展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贤与无名烈士。

之所以这么讲，就在于亚投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全球为尺度，主导建立的

第一个国际性组织。仅仅观察二战后的国际体系，中国 1971 年重返联合国，等了

22 年；1980 年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代表地位，等了 31 年；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了 15 年。为了获取上述这每一张入场券，中国都必

须跨越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所设置的种种障碍，让渡国家利益。2010 年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改革，拟将中国的基金份额从 3.72%升至 6.39%，投票权相应地从 3.65%

升至 6.07%。无奈因为美国独占了否决权，其国会至今也没有批准该改革方案。正

所谓“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这次反手发起亚投

行，借着给美国的盟国发通行证的机会，成功地搅动了美国治下国际体系的根基；

依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的原则，为新的世界格局争取到了一张准生证。看着

一个接着一个的国家纷纷加入，好不快哉！

综合中国自 2013 年以来的一系列布局，依托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和丝路基

金，向西直到欧洲可有力地支撑“一带一路”的建设；向南可配合东盟的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建设；在亚太这个层面可以推动远期的“亚太自贸区”建设；在南美

推动世界秩序转变的中国时刻

【时评】

可参加包括巴西的两洋铁路在内的建设，在非洲可以继续推广中国基建标准。美国

在全球驻军，而中国则在全球参与建设；美国通过强大的金融与军事实力，汲取全

球的资源与物质产品，意图固化目前的中心－边缘国家模式，中国则通过强大的物

质生产能力来带动全球的发展，寄希望于通过各国的共同发展来获得自身的提升。

独乐乐莫若众乐乐，中美两国对待世界的方式高下立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主席通过今年的博鳌论坛，坚定地表明“中国将毫

不动摇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 略，秉持正确义利观，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始终做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从新型大国关系到新型国际关系，短短三

年间，中国开始逐渐摆脱美国的羁绊，放眼全球，重新担负起我们古老文明所赋予

的为人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使命！

远的不提，即使当我们把目光推回到 1350 年至 1650 年的三百年间，中国以

“勤劳革命”的模式，通过加强对劳动力的投资，依靠培养劳动者的灵巧和协作精

神来提高劳动效益，一度在欧洲崛起之前的“漫长的 16 世纪”主导了世界生产，并

创造出了领先于时代的文化与政治模式。随着欧洲用强权即公理，用暴力和霸权逻

辑将血腥的资本积累模式推向全球，在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约

三百年间, 中国在“漫长的 19 世纪”中衰落了，并逐渐跌入了世界的边缘 (韩毓

海，布罗代尔，阿瑞吉)。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免于沦为完全的殖民地，随着苏

联、中国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笼罩下的铁屋子被打破

了一角，世界史的进程展现出了新的可能性。但随着苏联的崩溃和中国 1990 年代开

始推行的市场化改革，20 世纪的政治实验所创造的价值系统和价值观似乎又重新让

位于浸润在“漫长的 19 世纪“中的资本积累逻辑 (汪晖)。在阿瑞吉笔下，当全球范

围内资本积累的中心从美国转移到东亚地区，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却

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分离。带来的后果就是要么出现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依靠政治

和军事力量称霸的全球帝国主义秩序，要么出现一个以东亚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力

量为主要基础的全球性秩序，要么就是没完没了的全球性混乱。阿瑞吉在 1999 年做

出此预测时，没有预见到中国能在此后短短 10 几年的时间里就上升为世界第二的经

推动世界秩序转变的中国时刻

【时评】

济体，更无从预见以中国经济力量为基础的全球性秩序到底会是何面目。亚投行的

意义就在于为我们开创了想像新未来的历史性空间，也为世界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可能性；不仅使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了超越自身的可能，也给欧洲靠殖民和杀

戮起家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提供了融入世界新进程的历史性机遇。

既没有对外殖民，也没有对外掠夺，中国 1949 年以来通过内部积累使整个国家

又站在了登顶世界经济制高点的门槛之外。2008 年肇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是否昭示

从 19 世纪末开始的美国周期的终结？即使答案是肯定的，难道中国只是简单地取美

国而代之？美国财长访华回国之后旋即声明人民币还没有达到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特别提款权的标准，在韩国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更是阿瑞吉所预见的通

过加强军事部署维系霸权之举。目前亚投行的章程还有待商讨和确定，美欧里应外

合破坏中国设想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一带一路”建设能否帮助中国和世界超越冷

战格局，创造出新的公平、公正的秩序观还是未定之天(汪晖)。历史远未终结，但

若没有扼住其咽喉的勇气和担当，却也无法摆脱西方为全球塑造的既定历史想像。

征途漫漫，任重道远！

制造业 2025：通往制造强国之路

【时评】

2025

林梓

3 月 5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实施“制造业 2025”规划，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我国计划用三个十年成

长为制造强国，而“制造业 2025”正是第一个十年的规划。规划强调“互联网+”

的发展趋势，主线是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重点涉及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

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 10

大领域。这是一条通往制造强国之路。

从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历程的来看，现在的确到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由大到强的

转化期，这样的一个规划出台是很合时宜的。首先，我国早在 2010 年就超过美国成

为最大工业制造国，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各国基本国情收集》

（WorldFactbook），2012 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为美国的 126%，而且多个领域，比

如造船，炼钢等产能产量达到或超过世界的一半，的确谓之大。不过也正如工信部

长苗圩所说，还不够强。我国缺少一批领先世界的制造业企业。以大型工程机械为

例，2014 年，以销售额计算，我国有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和徐工集团进入世界前

十，但是第一第二分别是美国的卡特彼勒（Caterpillar）和日本的小松制造

(Komatsu)，这两位工程机械领域的资深玩家。工程机械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寡头垄断

市场，可以用古诺模型描述，这意味着前两名实际上占有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一些

重要产品和技术，比如航空发动机和船舶用燃气轮机，我国或者还没有突破，或者

研发出来的产品在国际上还不能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虽然如上文所说不够强，可是多年的自力更生与艰苦奋斗让我国制造业

有了坚实的基础与积累，有了长足进步。如上文提到的工程机械领域，我国已经有

三个企业闯入前十。航空发动机方面，我国通过多年的仿制、逆向研发、自主研发

等，已经有了重大突破。2014 年 4 月，无锡透平叶片厂获得世界航发届巨头罗尔

斯·罗伊斯（RollsRoyce）的订单，为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公司提供高温

制造业 2025：通往制造强国之路

【时评】

低压涡轮盘锻件，这是航发的核心部件。这正是我国航发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虽

然说高性能的航发整机对我国产业界还是一个挑战，但是越来越多的技术和零部件

实现突破，显示着这一产业的巨大进步。随着航发的突破，一直以来是我国制造业

短板的大飞机制造也会迎来突破性进展。事实上，我国的首架民航大飞机，中国商

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C919 正计划今年年底首飞。

可以说，“制造业 2025”规划正顺应了我国制造业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趋势，因势利

导，厚积薄发，引导我国制造业完成由大变强的转变。

这次规划的提出的时机，正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起步阶段，与亚投行的

建立阶段。而从今年到 2015 年的十年，也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执行阶段。陆上、海上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商业贸易的互通有无，还涉及到

沿途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的建立，是为了保障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都

需要我国强大的工业品生产能力与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做基础，而这正是制造业水平

最直接的体现。一方面，制造业的全面升级与突破，是对一路一带建设和亚洲国家

基础设计建设的基础性保障。另一方面，这也为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打造了一个

发挥的舞台，带来了广阔的市场。中国核电和中国高铁，正是顺应了这一形势，一

边完成自身的产业升级，一边积极走出去。今年 2 月份，我国与巴基斯坦核工业合

作更进一步，将在巴基斯坦建造 6 座核电站；中国高铁企业也已经拿下俄罗斯和泰

国的订单。

“互联网+”无疑是这次规划的一个亮点，这也是与我国的现状十分契合。首

先，我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本身就与企业商务活动有深度结合，打造出了诸如淘

宝等网络交易平台，所以对我国的企业来说，互联网不来就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其次，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郭重庆所说，互联网所及范围极广，它不仅仅是一个电

子商务平台，事实上，产业公地（industrialcommons）的各个部分皆可入网，成为

一个开放的、自发的平台，促成一个“万众创新运动”，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无

尽的活力。第三，互联网的发展本身也涉及诸如计算机科学、云计算等领域的技术

研发与装备、设备制造，本身就与先进制造业挂钩。制造业的发展规划自然不可或

缺。

几乎在中央提出制造业未来规划的同时，相关部委、企业、金融机构和各个地

制造业 2025：通往制造强国之路

【时评】

方政府也在积极跟进，相关政策陆续出台。一月份，李克强总理就在国务会议上决

定设立规模达 400 亿元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引导基金，算是为“2025”规划铺路。

去年成立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也有了新动作。大基金由工信部

指导，多家央企入股参与设立，目前规模已达 1200 亿元，是这一产业规划国家意志

的体现，正是为了这一产业的产业公地的培养和壮大。乘着“2025”规划的春风，

大基金今年将进入项目投放密集期，将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和以

武汉、成都、重庆、西安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为重点，与地方基金协作，促进产业的

全国规划与地域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3 月 30 日，重庆市长黄奇帆指出，要利用国

家“2025”规划的有利形势，促进本市的工业集群化发展，推动科研创新，完成产

业升级；东莞市政府也发出红头文件，以智能工厂的建立和数字化装备制造业为核

心，实现本市制造业的由大变强。

比我国的“制造业 2025”规划更早，西方发达国家也提出了自己的面向未来的

工业发展计划。比如德国的“工业 4.0”规划。与我国的规划相同的是，“工业 4.0”

偏重工业部门的信息化以及与网络资源的结合，并且希望通过诸如工业机器人的大

量应用来提高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但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十分显著，事实上，笔者

认为，由于中德两国制造业面临的基本情况的巨大差异，把两个规划拿来硬性比较

是不合适的。这个差异在于，如上文提到，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大，门类齐全，无所

不包，而德国由于人口与自然地理的限制，并没有大而全的制造业生态系统。从世

界产业分工来讲，德国制造业也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造体系上的一个零部件，

而我国目标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山头。所以，我国的制造业升级，势必是齐头并进，

大气磅礴，与德国小而精式的升级并不是一回事。所以郭重庆院士指出，这样的一

个规划也许是适合德国，但是不适合我们。当然，作为老牌工业强国，德国的制造

业，不管是过往的发展历程，还是“工业 4.0”规划，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

方。只是这次中德之间的合作可以更上一个层次，在更多的方面开展合作。德国紧

跟英国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成员国，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

探寻社会主义 3.0

【读评】

【读评】

3.0

王绍光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2 月

出版）是几位年轻学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近年来认真思

索的结晶。它充满的真知灼见，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读它给我的感觉是：“横空

过雨千峰出，大野新霜万叶枯。”如果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几个年轻人不可能写出这

样的好书。

这些年轻人都没有显赫的背景。他们是平民子弟，生长在中国二、三线城市或

乡间（浙江杭州、湖南益阳、山东兖州、福建永泰、浙江乐清）。但凭借自身优异的

学习成绩，他们都曾就读于中国最好的大学，都曾留学于境外（中国香港）、海外

（美国、德国、英国）的著名学府。二十余载刻苦学习使他们“日异其能，岁增其

智”。现在，他们已学有所成，分别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

旦大学。可以说，他们是自立自强、奋发有为的典范，是无数人钦慕的成功样板。

然而，把这群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的不是他们相似的个人生活轨迹，而是“当今

之世，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顽强信念，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无

比忠诚。“人有知学，则有力矣”，他们真正的过人之处在于，心怀天下、强学博览

使他们的视野已经超越了家乡，穿透了中国，投向了世界；他们的思考已经跨过了

当下，回溯进历史，展望入未来。

作为“75 后”，这群作者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经历了中国发展的三个阶段，

体验了社会主义路线图的两次升级。

一

他们出生时，中国正在走出“匮乏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水平极

低，其人均产出连维持人民的基本生存都十分困难。这种状况虽逐步改善，但一直

探寻社会主义 3.0

【读评】

持续到 1978 年前后。按 2012 年国际不变价格计算，在 1949—1978 年间，中国的人

均 GDP 从 400 美元持续攀升，但一直低于 1 000 美元。为了在剩余极其有限的条件

下发展经济，中国在这个阶段采取了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 1.0 版本，为的

是把不多的剩余集中起来，优先发展重点产业与关键社会事业。与此同时，在匮乏

阶段，由于人均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存，如果分配稍有不均，势必有人连基本生存

也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尽量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是当时实现社会福

利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因此，那时的中国十分注重公平。不过，毛泽东时代的社会

主义 1.0 版本显然也有其缺陷，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人们无法满足对生活多

样性、丰富性、舒适性的欲求。

二

从这批作者出生到大学毕业，他们与中国一起经历了“温饱阶段”。在 1979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1 000 美元上下，这个水平的人均收入超越了基本生存需

求，可以满足一小部分人的欲求。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一步步推进着改革开放。

然而，伴随这批作者成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还有一个巨大的阴影：新自

由主义在此期间沉渣泛起，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兴风作浪。1979 年上台、担任英国首

相长达 11 年的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

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 500 多遍，以至于有人送给她一个绰号，就叫

TINA。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资本主义，世界已别无选择。“铁娘子”的

“铁”表现在对“别无选择”的信念十分坚定。

“一犬吠形，百犬吠声。”1989 年初夏，日裔美国人福山把撒切尔夫人的“别

无选择”说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

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20 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

了自信；到 20 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

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

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

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

探寻社会主义 3.0

【读评】

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

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

具体技术细节。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却故意流露出

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

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在本书作者们小学毕业、进入初中时，历史似乎的确正按照撒切尔夫人与福山

预测的轨迹行进：庞大的苏联轰然垮塌，南斯拉夫陷入内战，东欧各国纷纷易帜转

向，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拥抱资本主义。

然而，中国仍然坚定地行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只是路线图版本已经升级。不

错，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了，但代之而起的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而是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错，计划经济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但各种各

样的中长期规划依然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指引作用。为了促

进经济增长，分配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打破了“铁饭碗”，端走了“大锅饭”，希望

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式，激励所有人、所有地区千方百

计摆脱贫困、创造财富。“温饱阶段”的中国梦是脱贫致富。在此阶段，既然人均收

入水平已足以维持生存，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途径便是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大

多数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一方面扶贫减贫。这正是中国式社会主义 2.0 版本的精

髓。

当本书作者们走出大学校门前后，他们已经目睹了中国式社会主义 2.0 版本带

来的奇迹。从 1978 年到 2001 年，中国 GDP 年均增长 9.6%。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

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 20 多年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是名副其实的“奇迹”。但更大的奇迹是中国在扶贫减贫方面的成就。如果按照世界

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从 1981 年到 2004 年，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 6.52 亿降

至 1.35 亿，5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

数量只减少了 4 亿。换言之，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

少，反倒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赞叹道：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

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

探寻社会主义 3.0

【读评】

当然，2.0 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也有严重缺陷。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

速度，在这一阶段，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

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人们有了更多的钱，

却普遍感到不安全、不平等、不舒适。这一切都让本书的作者们痛心疾首。

三

带着对国家发展的荣耀感，也带着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困惑，他们于新世纪初走

出国门，开始在境外、海外求学。与此同时，中国人均 GDP 在 2002 年达到 4 000

美元左右，绝大多数人已衣食无忧，进入“小康阶段”。此后，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

展，到 2012 年，中国人均 GDP 已跨越 10000 美元大关。如果说在温饱阶段，提高

私人收入/消费水平有助于改善社会福利的话，那么，进入小康阶段后，私人收入/

消费水平的提高已不再是社会福利改善的主要动力，它与社会福利改善的正相关关

系开始递减，甚至走向反面。如果沿用 2.0 版本路线图，不仅收入差距会持续扩

大，先富起来的少数群体还会快速聚集大量财富，固化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鸿

沟，形成势不两立的阶级对抗。

在基本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之后，“小康阶段”的社会主义路线图必须

再次升级，追求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3.0 版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应该对那些

能切实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领域（如宜居、畅通、平安、生态、基础设施、文化艺

术、科学技术）加大投入，并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

进行“去商品化”，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

在过去十余年，中国出现了一次新跃进：社会保护力度大大增强。这个新跃进

已静悄悄地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它阻止了不平等进一步恶化

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为降低人类不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只要继续推进这两方面

的变化，社会主义就不是一句空话。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是否应该继续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现在已有

人质疑。改革开放从允许私人资本存在起步；继而鼓励发家致富、资本积累；再到

探寻社会主义 3.0

【读评】

借助资本自我膨胀的力量，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也许不借助资本的力量，社

会主义 2.0 和 3.0 版本就不会成功；但是，如果不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的笼头，它就

会变成与人民为敌的洪水猛兽，变成威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洛伊木马”。这绝

不是耸人听闻，规模庞大的资本已经显现出希望摆脱束缚的苗头。更令人担忧的

是，理应代表人民手握缰绳、驯服资本的某些党政干部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

俘虏。党内外一些人甚至公开鼓吹抛弃共同富裕目标，希望中国大踏步地走向资本

主义。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这批年轻的学

者发声了。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后，他们不会像某些人那样，误把这个“乱石

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大时代当作“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小时代；

他们也不会像某些人那样，陷在新自由主义的泥淖不可自拔、依然迷恋子虚乌有的

“普世价值”。他们思考的是大问题，是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可以说，这本

书是与 8 000 多万中共党员的对话，探讨如何将中国共产党重新打造成一个充满理

想精神的先锋队；这本书是与几十万党政干部的对话，探讨如何重新激活中共各级

党组织的战斗力与凝聚力；这本书是与理论工作者的对话，探讨如何从人类文明史

的视角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这本书是与西方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

家的对话，奉劝他们抛弃那些分辨率极低的理论范式，学一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

求是。

虽然本书的作者只有五位，但他们的背后站立着一大批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

来的年轻思想家。2011 年，本书的作者们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了一个理论性网刊

《经略》（http://www.jingluecn.com）。他们没有一分钱经费，没有一个全职工作人

员，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群“75 后”与“80 后”年轻人的满腔热血。凭借“位

卑未敢忘忧国”的使命感，这个刊物每月按期出版，且质量越来越高，展现出新一

代学人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深厚的理论素养。“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我相信，本书的作者们与他们的同道会继续前行，他们的前途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前

途一样，不可限量。

探寻社会主义 3.0

【读评】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

江讲座教授

鄢一龙：1976 年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清华

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著有《目标

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2030 中国》（合著）。

白钢：1977 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

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比较

语言学博士，著名语言学者，对中西文明史有深入研

究。

章永乐：1981 年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

学博士，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等。

探寻社会主义 3.0

【读评】

欧树军：1977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政治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著

有《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认证与国家基本制度建

设》。

何建宇：1975 年生，清华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社团

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要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

【读评】

潘维

一

这本《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2

月出版）是京沪五位青年学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的思想结

晶，也是策划编辑王海龙的成功。他们分析了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得失，不

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而且诚挚地指出在新技术的时代如何改善

党的建设和如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能为推介这本书写下一段文字是笔者的荣

耀。

五位学者秉承了中式民本主义而非西式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不断告诫说：一

旦脱离了人民，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泥足巨人。我热烈地支持这个观点。只有去动员

和组织群众，党才成为党而非脆弱的行政机器。群众组织起来了，才成为人民。有

了人民，才有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有了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党的肌体才能不腐败，

党才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照看好百姓的利益而非仅仅少数人的现代化。

五位年青学者还旗帜鲜明地反对把问题归结为"体制"、归结为所谓"威权"体制、

归结为所谓"一党专制"。古今中外的所有国家都需要为解决新问题而不断调整政

策，在政策调整中走向进步和文明。

二

我国依然有很多落后现象，其根子是相对的贫穷。我国人均 GDP 与美欧日等发

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所有欠发达国家的落后现象我国都有。落

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根本原因。高速发展经济，每十年翻一番，是我国解决落后

问题的根本，是在人民共和国百年诞辰时完成中华复兴大业的根本。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进入第四个三十年之际，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需要

回答以下的六大新问题。

要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

【读评】

（1）为什么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正确关系"总也说不清？（2）为什么群众

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群众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3）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

高，劳动大众的文明素质却越来越低？（4）为什么政府官员的学位越来越高，政府

的质量却越来越低--拿百姓钱不当钱，胡作非为、奢侈浪费、贪污腐败？（5）为什

么我国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但群众与党和政府却日渐离心离德？（6）为什么我国经

济水准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经济发展却骤然失速？

上述六大问题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但搞建设是否不

再需要人民而只需要资本家和资本？搞建设是否还需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

组织起来才会有的人民，依靠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去维护人民的权益？

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强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抽象两分，却忽略了第三方，

即百姓的要求。只要忽略经济是"经世济民"，我们就永远说不清市场与政府的关

系。在公共政策上，我们与医疗和教育均等化的世界文明进步趋势背道而驰。当我

们极力追求"一流"的大学和医院时，生活起点的公平就越来越少，生命终点的公正

也越来越少，10 亿人养 2 亿小孩、送 2 亿老人的生活就越来越艰难。在社会政策

上，我们强调个人主义的"以人为本"而非传统的"以民为本"，还强调行政体系机械

的"网格化覆盖"而非把群众组织起来"参与"。没有了自己的、有机的自然社区组

织，还被行政"覆盖"，人民当家作主就成了空中楼阁。

人民在自己居住和工作的社区无法当家作主导致了四个严重后果。（1）有组织

的科层体系面对无组织、无权力的群众，政府官员就胆大妄为甚至贪污腐败。（2）

日常生活里缺少自组织、缺少公正，群众就被迫个人自保，自私自利，占彼此和公

家的便宜。于是，公德沦丧，人人不满。当群众成了"治理对象"，变成了以钱为本

的"屌丝"时，就成为无法治理的一盘散沙了。（3）现代化惠及的人越来越少，文化

和体育日渐属于少数人，高素质属于少数人，群众就不再信任党和政府，不再与党

和政府同心同德，就对反党言论听之任之。（4）群众生活中的"小事"里缺乏公正，

群众就无赖化，就同情和效仿钉子户，就让政府疲于维稳，就迫使政府也无赖化，

经济建设的"大事"就办不成了，比如东北高铁久久进不来北京城。

当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什么？两党的目标似乎没什么不同，都是打倒

要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

【读评】

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先生曾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

而，两党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共产党植根于平民

百姓。第二，国民党要扮上帝，给人民"送慈善"；共产党则要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让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根的国民党迅速蜕变成了新军阀，就完不成平

均地权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以

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为上帝。当共产党感动了这个上帝，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上帝

就帮共产党"移山"。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

"减租减息"，到真正实现"平均地权"，共产党时时惦念每家每户的疾苦，人民也就

坚决支持共产党，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碗米、最后一个儿子"交到共产党手里。

共产党执掌政权已经六十多年了，我们要高度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要警惕"

烂根"现象。经济建设需要搞拆迁，正如抗战要征兵打日本。但没根的国民党靠"王

保长"去"抓壮丁"，有根的共产党靠动员组织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建设人民自己的抗

日队伍。倘若村书记不驻村，乡镇书记不驻乡镇，甚至把拆迁工作转包给黑社会，

就表明党在群众中的根正在烂掉，我国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广大群众支持共产党执政，不是因为过去获得的利益，不是因为将来可能获得

的利益，更不是因为抽象的利益，而是因为具体的、眼下的利益。改革政策仅惠及

少数人，要啃的"骨头"就会越来越硬，"政左经右"（共产党领导加市场化）的路也

会越走越窄。载舟覆舟，扎根于普通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能长久生

存。

三

是政策而非政体决定成败。与神的世界不同，人的世界没有完美的政体。每种

现存政体都有其优势和缺陷，更有其存在的原因。形而上的制度，即便貌似相同，

实际操作机制却可不同，结果则可大不相同。亚洲的菲律宾和非洲的利比里亚抄袭

美国政制，尽管其来有自，结果却大不相同。罗马制度再好也没能阻止罗马帝国的

衰落，美国制度再好也没能阻止 19 世纪的血腥大内战和 21 世纪走向衰落。秦立郡

县、隋立科举、民国立宪政，这三大重要制度被后代继承，但三个创制朝代却都短

要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

【读评】

命，分别仅存活了 16 年、38 年、38 年。人类不可能有永动机式、一劳永逸、包治

百病的政制。活人很容易绕过死制度，制度会被由俭入奢的人腐蚀而失效。换言

之，建"治本制度"的思想既懒惰又愚蠢。西汉末王莽照着抽象的书本概念义无反顾

地大搞"改制"，他的悲惨下场成了千古笑料。

无视地理和历史经历的差异，无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制度决定论属于唯

心主义，还是文化偏见在今天的主要载体。

国家兴衰不取决于政制，而取决于政策。在当代中国话语里，决定国家兴衰的

政策分为四种：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抗战时延安胜过西

安，我们归结为三条"延安经验"，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国政体没有本质变化，但有了改革开放政策就有了 21 世

纪的中国经济奇迹。近 40 年前，我国的大政方针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改革开放

"，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路线从"教条主义和

个人崇拜"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组织路线从看"办大批判会"的本领变

为看"发展经济"的本领。政体未变，我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换言之，国家出了问

题，不应像王莽那样照经书里的抽象概念"改制"，而应针对问题检讨大政方针、政

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毛泽东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四

概括起来，我认为这本书阐述了两个道理：第一，办中国的事必须有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第二，中国共产党只有信仰人民才能领导人民。因此，这本书在新时代

重新诠释了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

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归根结底，作为传

统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的民本主义讲的也是政府要信仰人民，把人民当上帝。信仰人

民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伟大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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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评】

——英国 19 世纪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启示

黄锐杰

1851 年，英国城市史上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就在这一年，人口普查数

据表明英国的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乡村人口。在人类历史上，这尚属首次。1700

年，四分之三的英国人还生活在乡村，短短 150 年间，这一比例就缩减至不足二分

之一。由 19 世纪中期开始，这一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呈爆炸性增长之势。到 19 世纪

末，英国城镇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这一比例的翻转，离不开英国 18 世纪

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进程。

似乎为了与这一人口普查数据的“辉煌”相呼应，同年五月，首届世博会于英

国首都伦敦的海德公园水晶宫举办，史称“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 The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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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评】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认真追究的话，世博会的历史可上

溯至法国政府于 1789 年资助举办的国家工业博览会。至 1849 年，这种意义上的博

览会在法国共举办 11 届。这当然是地方性的工业博览会，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博

览会在 62 年后才在英国姗姗来迟。“世界”（All Nations）这一前缀提醒我们，及至

19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已经不可避免地与一种新的世界史进程联系了起来。在写于

1847-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晰地揭示了这一进程：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

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状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

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

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

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页

31）

这种意义上的世界史与英帝国的殖民史紧密相连。而就英国本土而言，世博会

呈现的强大的工业实力之下则掩盖了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日渐激化的阶级冲突。就在

伦敦举办第一届世博会前一年，1850 年 11 月 1 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

报》第 5-6 期上公开发表了《国际述评（三）》评述第一届世博会：

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展览会在一个不大

的地方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动荡不定

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资产

阶级庆祝它的这个伟大节日的时候，正是它的整个威严快要丧失，从而将非

常明显地向它证明，它所创造的力量如何摆脱它的控制的时候。（《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 1版，第 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页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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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评】

马克思和恩格斯热情呼唤工业革命之下“建设新社会的物质”的出现，这与他

们在英帝国的殖民史下看到的新的世界史篇章是一致的。这种“新”之上，则是英

国传统社会的崩溃，这一过程在英国往往以城乡对立的形式呈现出来。马克思和恩

格斯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建设新社会的物质”深藏在“动荡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就

此时的英国社会而言，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城乡不平等进一步恶化，数百万的农

民离开了旧有的乡村共同体投身于围绕着矿区和工厂组织起来的城市生活中。这种

生活方式的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动荡。城市并未如人们预期般向新移民敞开大门，相

反，城市富裕阶层一直试图在既有的贫富结构基础上控制城市化进程，这导致了阶

级矛盾的进一步恶化。在新兴的工业城市，这一矛盾集中体现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

级间的对立。

同样必须指出的是，随着阶级矛盾的恶化，英国的统治阶级亦开始着手调和这

一矛盾。同样瞩目于工业博览会，本雅明即借英格兰德之口指出：“工业博览会为取

悦劳动阶级而举办，对他们而言，这成了一个追求解放的节日。”（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Howard Eiland, Kevin McLaughlin, Harvard, 2002, p.180）就英

国而言，由宫廷发起，贵族组织的世博会意图借“节日”的形式与全英国人民“分

享”工业革命的成果，让参观的民众在形式上获得“参与感”。这当然是一种麻痹，

同时也是一种调和。就效果而言，这一世博会成功了：“19 世纪 40 年代那种紧张不

安、爆炸性的气氛正在让位于 50 年代比较平静的气氛，到 60 年代，这种平静又变

为绝对的自信。”（《牛津英国通史》，摩根主编，王觉非等译，北京市：商务印书馆 ,

1993，页 484）这提醒我们注意英国这一时期阶级矛盾呈现出来的不同面相。

为什么在英国这一原发工业国始终没有爆发如法国大革命这般激进的革命？英

国的阶级矛盾往往以城乡对立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根源何在？这里有必要引入雷蒙德•

威廉斯 1973 年出版的《乡村与城市》一书（此书中译于 2013 年出版，见雷蒙德•

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北京市：商务印书馆，2013）。

在此书的下半部分，威廉斯讨论了上述时期英国的城市化进程。针对 1851 年的人

口统计，威廉斯指出，虽然此时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乡村人口，但这时的城市尚不

是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英国这时候的大型工业城市仅仅相当于现在的中小城市。

此外，统计中的大多城镇居民此时还住在小城镇中。威廉斯提醒我们，城市化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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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评】

个连续性的过程，而非彻底的古今断裂。当然，这并不是说城市化影响微乎其微，

恰恰相反，威廉斯指出，对这一时期的英国而言，城市生活在工业化进程中已经变

成了一段决定性的经历而对整个英国社会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威廉斯诉诸文学以说明这种城市生活对人们的影响。新鲜的城市生活不可避免

地改变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一种与城市发展相呼应的新的文学出现了。通过盖

斯凯尔夫人和狄更斯，威廉斯区分了城市文学的两种类型。盖斯凯尔夫人处理的对

象是曼彻斯特这一新兴的北方工业城市。在这种城市中，工业冲突位于核心，在冲

突中，阶级对抗的新型语言开始萌芽。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1848） 一书便

致力于刻画阶级斗争对人的影响。与盖斯凯尔夫人不同，狄更斯致力于书写伦敦。

伦敦不同于曼彻斯特，内部充斥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就工业冲突而言，这里的工人

阶级以熟练的手艺人和工匠为主，并不存在如曼彻斯特般成熟的阶级意识。相比曼

彻斯特，伦敦更为复杂、神秘，这迫使狄更斯发展出一套更为精密的叙事模式。在

这一模式中，狄更斯逐渐将伦敦理解为一种金融制度，并在这种金融制度中理解工

业革命。工业革命在伦敦呈现为“码头地区及同其相连的大型工业的发展、银行业

的扩展、证券交易在金融方面新兴的重要地位”。

在这种金融制度下，17 世纪便已开始出现的东西伦敦的对立日趋激烈。伴随着

19 世纪工业向伦敦东部的迁移，东伦敦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工业城市，而西伦敦则成

了富人们逃避暴乱的天堂。在文学中，东伦敦往往以黑暗和贫穷的形象示人，西伦

敦则总是灯火辉煌，名流荟萃。如何调和二者成了 19 世纪作家们关注的重中之重。

在各种作家的调和中，威廉斯最欣赏威尔斯。威尔斯没有像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那样

将对东伦敦的批判与一个伊甸园般的乡村世界联系起来，也没有试图在西伦敦中寻

找光明与秩序。他看到了城市中的秩序与乡村中的秩序之间的一致性：不管工业革

命如何发展，在乡村中占主导地位的剥削体系在城市中一样存在。他开出的药方是

“教育、科学和社会主义”。

时间往后拉一百年，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 20 世纪的威廉斯自己的观点。和马克

思不一样，威廉斯不再热情呼唤一场大革命的到来，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在现代社会

中弥合阶级冲突，通过教育将劳工阶级整合进政治进程中。追溯学术史，研究者往

往会将文化研究的兴起归功于威廉斯一代。文化研究的兴起与英国 20 世纪 30-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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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评】

代的劳工教育——一种以文学教育为主的教育——有关。为什么威廉斯等学者会投

身于劳工教育？这必须联系前述英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恶化问题。以 1838-1848 年的

宪章运动为标志，中间虽经历各种调和政策的出台，及至 20 世纪，英国的阶级矛盾

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缓解。阶级矛盾的恶化促使统治阶级开始积极寻求阶级调和的新

途径。这次，通过劳工教育，统治阶级意图从教育方面将劳工纳入社会阶层的流转

中，这可以说是英国中上阶层和劳工阶级的一种妥协。

必须指出，英国统治阶级能够做出这种妥协，与其漫长的保守主义传统有关。

英国在政治上长期实践的是一种古老的宪政传统。直到现在，英国还保留着女皇制

度。按白哲特在《英国宪制》中的说法，英国政治最重要的是女皇代表的“尊荣”

部分，而非两院的“效率”部分。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英国史学者喜欢谈光荣革

命的革命性，这之后的英国史学者则开始着力于阐释 1688 年的光荣革命的保守

性。在新一代学者看来，英国并没有试图寻找一种全新的宪政体制，而只是捍卫了

人民的古老权利，回归到了英国古老的宪政传统之中。与工业革命的“激进”对

观，工业革命其期间，持保守立场的托利党人长期执政。实际上，正是政治上的保

守保证了整个国家在其激进的工业化进程中不至于因为内部危机而分崩离析。

就威廉斯而言，其选择文化研究，主要受阿诺德和利维斯影响。阿诺德和利维

斯主张的实际上都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出版于

1869 年，正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社会转型时期。阿诺德认为文化有助于塑造整个国

家的民族认同，以应对资本主义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且这一文化是由国家权

威予以保障的，主要手段则是教育。可以说，阿诺德主张的是一种由政治保守主义

予以保障的文化保守主义。在 1948 年出版的《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利维斯进一

步落实了阿诺德的主张。通过寻找消失的文化传统，利维斯完成了再造“经典”的

过程。

威廉斯开启的文化研究直接承继自阿诺德和利维斯。和他们不同之处在于，威

廉斯接过了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但却拒斥了这一主张背后的政治保守主义。通过

劳工教育，威廉斯试图让劳工分享精英文化，以此消弭英国愈演愈烈的阶级区隔。

对于大众文化，他一直持批判态度。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威廉斯同样持文化保

守主义立场。不过，他同时引入了社会主义，即强调精英文化由全社会共享，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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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评】

强调要将劳工的整全生活方式引入精英文化，改造精英文化。这就和接下来 60-70

年代学生运动之后的文化研究拉开了距离。这时候，文化研究开始引入阿尔都塞和

葛兰西，视文化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研究者开始转向性别、种族、阶级这

“三驾马车”，卯足火力开始批判“文化霸权”。80 年代之后，这种意义上的文化

研究开始进一步转向大众文化研究。

在佩里•安德森和赛义德这些后起的左翼学者看来，威廉斯还是太保守了。即使

他强调以劳工阶级的整全生活方式吸收精英文化，改造精英文化，他也没有没有意

识到工人传统的保守性和工人运动的不彻底性。此外，在佩里•安德森和赛义德看

来，威廉斯没有发展出帝国视角，他更像是一个英国民族主义者。从 1958 年的

《文化与社会》到 1973 年的《乡村与城市》，可能因为受新一代左翼学者的批评，

威廉斯开始强调揭露精英文化的“伪善”，强调劳工阶层的自我教育，并且开始注意

到了帝国视角。不过，我们不能就此说威廉斯放弃了对精英文化的吸纳，《乡村与城

市》仍旧一再论及“经典作品”，而且并非完全持否定态度。

为实现上述意图，在方法论上，威廉斯有意避开了经典阐释的进路。在《乡村

与城市》具有总论性质的第一章中，威廉斯坦承其阐述背后始终蕴藏着个人感受到

的压力和使命感。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发现威廉斯在论述中大量加入了自己的亲

身经历，包括自身写作的处境、记忆中的乡村等等。强调自身的经历，很大一部分

原因就在于威廉斯非常敏感地意识到自身的“感觉结构”不能为现有的“文化”接

纳。

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在中译本中译作“情感结构”。这一术语每一章

都会出现数次，是威廉斯用于分析文学作品的一个关键词。即使在威廉斯处，这也

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术语。长期以来，他一直未就这个术语做出清晰的界定。比较明

晰的定义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

这是一种现时在场的，处于活跃着的、正相互关联着的连续性之中的实

践意识。于是，我们正在把这些因素界定为一种‘结构’，界定为一套有着

种种特定的内部关系，既相互联结又彼此紧张的关系的‘结构’。不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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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评】

们正在界定的也是一种社会经验，它依然处在过程当中。（雷蒙•威廉斯：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开封市：河南大学出版社 ,

2008，页 141）

在此处，威廉斯强调三点：第一，“感觉结构”与理性相对，具有实践性的一

面；第二，这种“感觉结构”是有结构的，实践意识彼此联系，构成了连贯的整

体；第三，“感觉结构”与过程中的社会经验相勾连。换言之，“感觉结构”始终有

一个由自身往外开出去的“社会”面相。而威廉斯通过自身“感受”触及的那部分

“社会经验”在现有的“文化”传统中是缺席的。威廉斯特别强调“感觉”而非

“理性”，也是因为只有最真切的个人身体的感觉才能打破“理性”——这种“理

性”建构出了“文化”——的统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感觉结构”与改造文化的

意图连在了一起。正是在威廉斯的这些经历中，蕴含着一种重建以劳工为主体的乡

土共同体的可能性。

除了借助自身的“感觉结构”之外，在将“感觉结构”与“社会”勾连的地

方，威廉斯大量吸收了社会史的研究。这点突出体现为通过社会史的追溯以解构文

学的历史。在《政治与文学》这部访谈录中，威廉斯坦承自己写作《乡村与城市》

一书的出发点在于如何阅读田园诗。他非常不满意通过一种“自动扶梯”式不断怀

旧的方式塑造出乡村“田园牧歌”形象的文学正统。在这种文学正统中，似乎田园

诗是对被资本主义摧毁的有机乡村社会的真实记录。事实上，许多时候，田园诗只

是在“虚构”历史，其视角一开始就受到种种限制。在威廉斯看来，文学不能摆脱

其社会政治前提，文学研究要做的就是要探究文学形式和历史的关联，理解文学表

现与实际情形之间的张力。利益、特权、阶级立场等总是先在地决定了这种表现方

式。文学是一种生产方式，通过追溯塑造文学正统背后的历史进程，我们才能真正

理解文学。

回到 19 世纪英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威尔斯的洞察（城市与乡村秩序的同一）为

我们理解伦敦这一大城市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起点。这其实便是威廉斯在《乡

村与城市》一书上半部分完成的工作。在威廉斯看来，理解狄更斯意义上的金融伦

敦离不开农业资本主义这一大前提，18 世纪的伦敦不过是农业和商业资本主义在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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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评】

族政治体制内的惊人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将乡村这一“前史”引入了

进来。威廉斯指出，英国乡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建立问题。从一开

始讨论赫西俄德、忒奥克利托斯诗歌中的“劳作”开始，威廉斯便将目光投向了文

学背后的社会史。在赫西俄德、忒奥克利托斯的诗歌中，“劳作”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共享经验的方式。不久，这么一种共享经验的乡土共同

体就变成了消费共同体，“不慈善”开始出现在乡村生活的自然秩序背后。接下来种

种诗歌中的怀旧无非自欺欺人，根本不存在一个诗人眼中的“黄金时代”。封建时期

没有“自然的”和“道德的”经济，只有剥削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在此之上。

接下来，威廉斯提到了地主的转变，商人、律师开始进入乡村与地主合谋。农业资

本主义出现了，带来了社会关系的转变，这种转变在 18 世纪出现的小说中尤其明

显。到议会圈地运动阶段，这一进程臻于顶峰。不过，威廉斯提醒我们，失去土地

这一过程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这一过程早在议会圈地运动之前就已开始。

这里会涉及在英国非常重要的财产权，尤其是地产问题。威廉斯多次论述过英

国文学中的宅邸、庄园问题，不过他并未过多论及财产权背后的“法理”。英国的财

产权如此发达，跟诺曼征服前就存在的强大的中央集权架构有关。这保证了诺曼征

服之后普通法改革和其后财产权的形成。诺曼征服之后封建秩序得以建立，地方、

领主、国王开始争夺司法管辖权。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普通法体系得以成型，财产

权即依托于这一普通法体系。到进入“绝对主义国家”，洛克将财产权理解为建构政

治社会的根基，直接付诸于光荣革命的实践之中。这种意义上的财产权构成了英国

政治的核心。正是这种以财产权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出现最终培育出了资本主义社

会。

一旦引入农业资本主义，威廉斯轻易便解构了英国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

“怀旧”思潮。和威尔斯一样，针对资本主义的剥削秩序，威廉斯诉诸于社会主

义。更进一步，他发现了资本主义之下的一条劳工文学的线索。这与其致力于建构

的“新文化”有关。威廉斯一方面强调正统文学传统的短视，另一方面也开始注意

到文学传统中视角的转变。在他看来，早在克雷布那里，劳动者就已经开始在文学

中出现。不过这时候的视角转变带来的只是一种人道主义观察，道德义愤没有转向

社会关系分析，而是朝向抽象的普遍道德。到科贝特处，才出现了阶级视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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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评】

此，一种有组织的反抗进入了文学。前述盖斯凯尔夫人和威尔斯接续的正是这条线

索。这条线索成不成功见仁见智，而这种新文学和旧文学之间的张力，可能才是威

廉斯自己最矛盾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在劳工文学这条线索之外，在抨击种种文学中的“怀旧”思潮之

余，威廉斯独独对英国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网开一面。在威廉斯的阐释中，英国

的浪漫主义代表着一种逆工业化潮流而动的反抗力量。在工业化大潮中，浪漫主义

者退缩进自然，他们以诗意的笔触描摹乡村，以此对抗城市生活的丑恶。我们很难

在威廉斯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层面理解这种浪漫主义思潮。事实上，正如我们在马克

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中看到的，社会主义思潮与工业化进程往往彼此平行，而非

逆向反动。盖尔钠 1983 年出版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倒是为理解英国 19 世纪的浪

漫主义思潮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理论框架。盖尔钠在追溯欧洲民族主义起源的时候将

时间锁定在了 19 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在他看来，正是欧洲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了民族

主义思潮的出现。在前述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离乡农民进入城市，离开了传统围绕

着家庭、教堂建立起来的乡村共同体，面对陌生的工业化生活，他们急切需要维护

自身的权利并寻求认同。这时，社会主义提供了前者，宗教则提供了后者。伴随着

宗教复兴的是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宗教一样，浪漫主义的乡土书写提供的正是

这么一种民族主义的认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在面对资本主

义时联合了起来。换个角度，这其实就是威廉斯自己在 20 世纪要做的事情。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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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评】

岳峙

师生之间常用的说法是继承衣钵。不过，用在路遥和柳青身上，似乎不大合

适。

柳青主动离开大城市北京，到陕西农村安家落户，帮当地农民建合作社，最后

创作出了《创业史》，讲述的是一个村庄里的各色人等经历了各种困难，从单家独户

的单干组织起来，逐步走向集体化的合作社的过程，梁生宝作为小说中的主角，也

广为人知。

路遥恰恰相反。《平凡的世界》一开始就是 1975 年，正是文革已经到了强弩之

末的时期，合作社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于是孙少安开始和其他村民一样，想要分田

单干。用电视剧里孙少安反复说的话讲就是，农民嘛，本来就是种地的，怎么会不

知道地该怎么种呢？乡上、县里不要管那么多，把地交给农民去种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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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评】

概括起来就是，《创业史》讲的是怎样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向合作化的道路；

《平凡的世界》则反之，讲的是怎样让农民从集体中解放出来，走向单干。电视剧

《平凡的世界》里反映得更为直观，农民只有从集体中解放出来，才能打破枷锁，

也才能在平凡的世界里生活得不平凡。

不过，路遥去世太早。1992 年，他就去世了。而这一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

历史转折点，所以路遥没能看到之后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 1978 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但进行得并不顺利。即使是电视剧

里用了很大篇幅来描述的分田到户，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虽然安徽小岗村开启了分

田到户的尝试，随后被作为解放生产力的先进经验强制推广到全国，但直到 1980

年，仍然有些地方没有分田到户，没有搞承包责任制。

对此，电视剧里也有交代。因为在黄原地区工作成绩突出，所以省委要调黄原

地委书记田福军到迟迟没有推行承包责任制的平原地带去工作，以推动这项工作。

当地有人对承包责任制有所抵触，理由是集体制搞得也挺好，没必要分田单干。同

样的阻力在中央实际上也存在。按照当时中央领导人赵的回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徐向前，就对分田单干持保留态度。赵自己也认为，分田到户的经验是不错，

但不应该全国一刀切，集体搞得好的地方应当允许保留。但历史事实是，全国保留

下来的集体制村庄只有 2000 多个，甚至出现了分田单干之后又退回到集体的情况，

最典型的当然是华西村。

我以前曾说过，1980 年代的中国社会状况可以称之为最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

主义。虽然一切看着都欣欣向荣，生机勃勃，但它本身是不可持续的，要么走向社

会主义，要么滑向资本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而不可能一直保持在那种小生产者的

状态。

所以，在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的 1980 年代，他看到的只有分田单干带来的

好处，城乡差距一度缩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没有预料到之后的变化。1992 年

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改革进入加速期，贫富分化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也日渐扩

大，最终则是农村彻底沦为城市的边缘和外围。

而且，路遥没有注意观察到的是，虽然中国粮食产量在 1980 年前后经历了一波

道路通往城市

【读评】

持续的增长，但这并不是承包责任制带来的，而是此前投资建设的化肥厂恰在此时

投产，正是化肥的大量使用，才带来了粮食增产。而当时城市改革尚未全面推开，

因此农村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状态，农民收入也稳步提高。但这一过程在 1985 年之后

就基本停止了。1984 年，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农村改革则基本陷入停滞期。

其实，农村在 1980 年代中后期呈现出来的状况要比停滞还更加严重。以我个人

的经验来说，在集体化时期，我老家的村庄就已经有了拖拉机等耕作机械，而在

1980 年代则完全退回到了人力和畜力耕作的状态。在 1985 年之后，村里就有很多

人像孙少平和孙少安一样，出门打工。

在我们的土话里，这被称为“搞副业”。很快，到 1980 年代后期，搞副业或种

植经济作物的收入就已经成为农村家庭的主要现金收入来源。我们家就是这样。我

出生于 1979 年，从我有记忆开始，我爸就在外面搞副业，只有农忙的时候回家，其

它时间都在跟着建筑队干活。而到我上小学的 1986 年，我爸回到家里，开始种烤

烟，一直持续到 1994 年。这期间，1990 年之前种烤烟还能赚点钱，家里装电灯、

买黑白电视都是在 1990 年。到 1990 年之后，种烤烟的利润就已经很微薄了，只能

维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而无力进一步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能够老婆在家里种烤

烟、老公在外面搞副业的家庭，则家庭经济状况明显改善。

电视剧里，孙少安在砖厂搞副业一段时间后，就回到村里自己办了一个砖厂。

这个经验与我观察到的情况也类似。1980 年代，作为集体时代的遗留，乡镇企业逐

步发展起来，在 1990 年前后达到巅峰期。我们镇上先后有三个砖瓦厂，除了镇上的

国企，还有两个村子也自建了砖瓦厂，还有一个村子搞了一个日用化妆品厂。1991

年之后，乡镇企业开始改制，全国范围内的乡镇企业随之大面积倒闭关门。我们镇

上的三个砖瓦厂，除了那个国企保留下来了之外，其余两个先后倒逼，另一个村子

的日用化妆品厂也在 1990 年代中期最后倒闭。

路遥没有经历过的 1990 年代，正是我上中学的时期，已经能够用简单的眼光观

察社会。只是当时我没有像孙少平一样，走出过老家的城市那一带，因此缺乏比

较。但正是在那个时期，由于国企改革全面推开，县级以下的国企纷纷破产，基层

政府财政紧张，只能通过各种税费从农民手里要钱。农民甚至需要用外出打工的钱

道路通往城市

【读评】

来交政府规定的税费。正是在那个时期，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日益恶化。我们村

有个人因为迟迟不交公粮，被村支书和派出所来的警察抓起来，绑在村委会门前的

树上，绑了一整天。

当时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也很微薄。1995 年，我跟着我爸在建筑工地上干过一个

月，平均每天的收入只有十块钱，每天的伙食费一块钱，大多数时候只能吃馒头夹

青辣椒。因此，当时如果家里有孩子上学或者有人生病，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就会

被拖垮。我考上大学的 1998 年，学费 3500 元，因为到学校后还需要买点东西，总

共需要 5000 元，而我们家当时的全部存款只有 2000 元。等我大一寒假回到家里的

时候，我爸已经卖掉了家里的几只羊，院子周围的树也被砍掉了很多，能卖的都卖

了。在电视剧中，孙少安的妻子生病了，而且是重病，这就意味着，他们家的经济

状况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在《平凡的世界》原著里，孙少平是主角。他在文革刚结束时中学毕业，先是

回到村里的学校当民办老师，之后外出打工，企图离开农村。因为他认为他的未来

不在农村，而在城市。更多和他一样的人的选择是在 1977 年恢复高考后参加高考，

进入体制内工作。没有参加高考的民办老师，则在 1990 年代开始逐步通过考试和到

师范学校进修，获得正式工作身份。2000 年，民办老师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我在村

里的小学上学时，全校不到二十个老师，只有两个是“公派的”，也就是有正式资格

的老师，其他人全部是民办老师。后来，那些民办老师有的被裁撤掉回家种地，有

的通过考试取得正式资格，只有这两种出路。

更多的孙少平则是在之后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活，从附近的城市逐步发展到广

东、长三角等地。空间距离的增大，也使他们越来越难以照顾到农村的家。他们在

城市里打工，挣钱，再把钱寄回家。孩子或者跟着他们到处漂流，成为城市的边缘

人，或者留在老家农村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2010 年之后，生于 1950 年代的孙少

安和孙少平们已经年老体衰，逐渐回到农村，渐渐老去。

算起来，孙少安的孩子应该与我同龄，也就是说，大概在 1990 年代中期开始，

就成为青壮劳动力。他的未来有三种可能，一是和我一样坚持读书，通过高考进入

城市生活，但这个过程里的所有费用都必须由家庭支撑，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国

道路通往城市

【读评】

家废除了高等教育免费的政策；或者是到广东或长三角一带打工，像孙少平那样，

去城市寻找别样的生活。当然，后者的可能性是最主要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会留

在农村继续种地。我的小学、中学同学里，后来基本上就分为这三种类型。

农村经济状况的真正好转，是在 2000 年之后。随着中国加入 WTO，经济进入

高速增长期，广东与长三角等地工业化加速，劳动力需求比较大，改革开放后出生

的年轻一代纷纷到这些地区打工，加上和孙少安、孙少平同龄的这一代人就近打

工，所以一个家庭往往是两代人都在打工，家庭收入当然也就增加了。但同时，由

于劳动力流失和人员流动，农村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际关系、传统习俗等

方面都是这样。这些年我每次回老家，就都能感受到农村的萧条和衰败。

也就是说，真正提高了农村家庭收入的，并不是分田单干，而是受惠于工业。

分田单干带来的好处其实到 1984 年就已经基本结束了，这之后，对农民来说，感受

更深的是平凡的世界里说的生活的苦难，而这苦难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分田单干的衍

生品。

当然，不应该怀疑路遥写作时的真诚，他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描述那几年发

生的变化，没有丝毫的高姿态的猎奇、怜悯和同情，而是以十分平静的语调描述了

这个变化发生的过程和人们在这期间的心理状态变化。但遗憾的是，他似乎没有反

思过，为什么几千年来都是土地都是私有制的，但农民却始终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

中，也没有进而思考，为什么他的老师柳青会如此热衷于合作化？

因为，柳青看到的正是组织起来之后，农村焕发出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生机

和希望，农民的生活在为了生存而奋斗之外有了别的意义。而路遥却轻而易举地将

他看到的农村的状况都归结为集体制对农民的束缚，从而简单地否定了集体制对农

村和农民来说所具有的改天换地的重大意义。这之后，农民生活中的苦难，都被他

用人生和生活简单地解释过去，却未思考这背后所隐藏的制度性的原因。

比如导致长期困扰农村家庭的重大疾病带来的家庭经济困难，最终的解决所依

靠的仍然是两个原因，一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国家财政能够负担得起了，二就是

被路遥轻易否定了的合作化。今后，农村的出路仍然在于这两条，一是工业的发

展，二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舍此别无他途。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

【研究】

【研究】

陈雪飞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非关系日渐升温，经济合作愈加多样。中非贸易额自

1990 年开始每十年增长十倍，1990 年不到 10 亿美元，2000 年达到 100 亿美元，

2010 年飙升至 1270 亿美元，2011 年则已超过 1600 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非

洲最大的贸易伙伴，非洲也已经变成中国的主要投资市场之一，超过 1700 家中国公

司在非洲投资。①政治交往也不断加深。2000 年至今每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越

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2012 年 8 月 27 日的首届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的召开则

意味着中非合作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加强，中非关系日益受到西方国家的“羡

慕、嫉妒、恨”。西方政府及民间人士发动国际舆论攻势，非议中国对非战略。“新

殖民主义”②、“掠夺资源论”、③“破坏环境论”、①“漠视人权论”②等不绝于耳，中

① “China, Africa Seek Common Development through Trade”, People’s Daily Online, 20 May 2011,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80/91345/7386775.html. ② Felix M. Edoho, “Globaliz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of Africa: Contextualization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Africa

Today, 58 (1), 2011, pp.104-121. ③ 比如罗伯特·罗特伯格（Robert Rotberg）坚称中国对非洲的投入是掠夺性和剥削性的。亚历克斯·瓦因斯（Alex

Vines）认为中国在非洲的主要目标是攫取资源，附带目的是孤立台湾，种种具体行动都是服务于上述目的：包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

【研究】

非合作关系愈密切，这种论调重复出现的频率和调门也就越高。近年来，中国人在

非洲被绑架、敲诈和勒索现象也时有发生，中国人在某些国家处理与非洲当地民众

关系上亦出现不当之处，并成为口实。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受到

不少挑战。

但是，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大多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影响，他们倾向于强调中

国对非战略“受私利驱动”，指责中国重回非洲只是为了谋取巨量能源，并且不厌其

烦的列举此类例证：中国在安哥拉“攫取”原油，在津巴布韦“攫取”铂金，在刚

果-布拉柴维尔“攫取”木材，在赞美比亚“攫取”铜，在南非“攫取”铁，凡此种

种，却常常不顾某些非洲国家的人权和腐败问题。美国保守派的传统基金会则在一

份报告中坚称，中国“错误地承认非洲的独裁政府，称赞其发展模式适合本国国

情，并支持这些国家。中国在非洲重新拓展利益的最恶劣影响在于，鼓励了非洲最

专制的政府，扩大了‘失败国家’在非洲出现的可能性”。③

与之针锋相对，中国政府和以李安山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一直为中国在非洲的活

动正名，驳斥各种“新殖民主义”论调。④他们全面客观的阐释中非能源关系；⑤用

翔实的数据展现中国在非洲的良好形象；⑥解释中国在非洲的具体政策，如不干涉政

括为非洲的“独裁政府”提供武器，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资源开采工程项目，用廉价商品冲击当地商业，

威胁中断资助干预当地民主选举等。沃尔登·贝洛（Walden Bello）则借一些非洲非政府组织之口，认为中国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确是为了援助非洲，而现在的中国却只是为了从非洲谋取经济利益。参见 Rotberg Robert I.,

ed., China into Africa: Trade, Aid, and Influence,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 viii.; Alex Vines,

“China in Africa: A Mixed Blessing?” Current History, May 2007, pp.231-219.; Walden Bello, “China Eyes Africa: The

New Imperialism?” Multinational Monitor, 28(1) Jan/Feb , 2007, pp.23-26. ① 比如阿里·阿斯库里(Ali Askouri)指责中国公司对非洲的矿产资源开采不安全，过度砍伐森林资源。费力克

斯·艾杜胡（Felix Edoho）也撰文指出，中国的公司与美国壳牌、埃克森美孚公司一样在非洲都有环境污染的劣

迹。参见 Ali Askouri, “China’s Investment in Sudan: Displacing Villages and Destroying Communities”, in 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 eds.,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Cape Town, Nairobi, and Oxford: Fahamu, 2007;

Felix M. Edoho, “State-Corporate Alliance: Ramifications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search, 3(1), 2008, pp.8–40. ② 比如克里斯·奥尔登（Chris Alden）②等人认为中国为非洲提供了三样东西：比西方竞争者更多的钱、长期协议

以及“不干涉内政”的投资条件，这导致当地政府不用再为西方国家投资所附带的改善人权和腐败问题的条件发

愁，最腐败的苏丹和津巴布韦因此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帕特里克·基南（Patrick Keenan）、乔舒亚·艾森曼和乔

舒亚·库兰奇克（Joshua Eisenman and Joshua Kurlantzick）等不断批判中国支持“独裁”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参

见 Chris Alden eds., China Returns to Africa: A Rising Power and a Continent Embrace,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8; Patrick J. Keenan, “Curse or Cure? China, Africa, and the Effects of Unconditioned Wealth”,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7(1), 2008, pp.83–125; Joshua Eisenman and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s Africa Strategy”, Current

History, May 2006, pp.219-224. ③ James Eedes, “China In Africa: Trader With Rogues, Or Force For Progress? ” The Banker, 1 May 2006. ④ 李安山: 《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4 期，第 6-15 页。 ⑤吴磊，卢光盛：《关于中国-非洲能源关系发展问题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9 期，第

52-58 页。 ⑥沙伯力，严海蓉：《非洲人对中非关系的认知上/下》，《西亚非洲》，2010年8期，第69-72页，2010年第11期，第

51-59页；唐彦林：《美国对中国在非洲软权力的评估及启示》，《西亚非洲》，2010年第5期，第24-30页。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

【研究】

策、①人权与援助政策②等；还倡导中国与西方在非洲进行合作。③

然而，中方、西方都是当事人，自家之言难免“有失客观”之嫌，我们有必要

关注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非洲人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作用和地位。

为了初步呈现非洲人视角下的中国形象，本文查询了非洲五国五份英文报纸的

电子版（包括一个新闻网站），以“中国（China）、非洲（Africa）、相应国家名

称”为关键词，每份媒体提取检索结果的前 100 项，共 500 篇报道。有些报纸提供

最近三个月的检索信息，有些提供最近三年的检索信息（截止于 2013 年 8 月中

旬）。尽管此次检索范围有限，媒体视角与普通民众亦有差异，但这些检索信息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到底如何，这将有助于我们有的放

矢地塑造更为积极的中国形象。

五个国家分别为尼日利亚、安哥拉、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选取理由有

三。首先，就地域而言，这五国涵盖了非洲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其次，就与中国

的关系而言，这些国家都与中国往来密切。根据 2012 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市场排

名，就新签合同额一项而言，尼日利亚和安哥拉排在第一、二名；就已完成营业额

一项而言，安哥拉和尼日利亚分别排在第一、四名。选赞比亚是因为坦赞铁路，选

津巴布韦则是因为已经再次连任的总统穆加贝，这两个国家与中国颇具渊源。选南

非，除它也被纳入金砖国家外，还有一个原因，沙伯力与严海蓉 2010 年对非洲九国

的一项调查显示，九国中只有南非的受访者因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中国，大多

不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值得效仿，④因此预期在南非可以听到更多异议之声，而调查

结果却有不少不符合该预期之处。最后，本文遵循了便宜原则，这几国新闻的网络

版较易查询，便于检索。

选取的报纸均为综合新闻媒体，包括尼日利亚的《抨击报（Punch）》（私人

报纸，创刊于 19 世纪 60 年代，每日 24 版，有统计显示该报发行量为 10 万份），

检索信息时间段从 2013 年 5 月至 8 月；南非的网络新闻 iafrica.com（南非的一个主

①张忠祥：《试析中国对非洲外交中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西亚非洲》，2010年第1期，第11-16页。 ②熊文弛：《人权、援助与发展问题——以非洲国家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第77-97页；贺文

萍：《中国援助非洲: 发展特点、作用及面临的挑战》，《西亚非洲》，2010年第7期，第12-19页。 ③罗建波，《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对非洲外交：在分歧中寻求共识与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4

期，第 26-35 页。 ④ 沙伯力，严海蓉：《非洲人对中非关系的认知下》，《西亚非洲》，2010 年第 11 期，第 51-59 页。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

【研究】

要新闻网站，议题广泛），检索信息时间段从 2011 年 2 月到 2013 年 8 月；赞比亚

的《邮报（Post）》（赞比亚的一份重要的独立报纸），检索信息时间段从 2010 年

1 月到 2013 年 8 月；安哥拉的《安哥拉新闻社（Angola Press Agency）》（安哥拉

的官方新闻机构），检索信息时间段从 2010 年 12 月至 2013 年 8 月；以及津巴布韦

的《布拉瓦约（Bulawayo）》（津巴布韦的在线新闻机构），检索信息时间段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8 月。

通过检索结果可见，中国在非洲呈现出的是一个经济独大、褒贬共生的形象。

一、中国——非洲人眼中的“经济大户”

这500篇报道涉及经济、政治、体育、文化、科技、教育等多个方面。几乎所有

国家的报道都是以经济为重，政治为辅，其他信息涉及不多，参见表一：“关涉中

国的新闻类型分布”。采用相同检索方式检索同期涉及美国的报道，则有明显不

同。以检索结果读取方便的南非的iafrica.com和津巴布韦的《布拉瓦约》为例，两者

针对美国或涉及美国的报道各100篇，其中iafrica.com关于美国的经济类报道仅占

16%，与旅游类报道（17%）等量齐观，而体育类报道则占到48%，政治类只有占

6%；《布拉瓦约》的报道中，经济类占17.5%，与以音乐交流为代表的文化类报道

（13.75%）相差不大，而政治类的报道则占到46%，其中大量内容涉及美英等国对

津巴布韦选举和政府的批判。

表一：关涉中国新闻的类型分布

新 闻 类 型

（条）

报纸名称

经济 政治 体育 文化 科技 教育 医药 其他 总数

尼日利亚

《抨击报》

46 11 19 6 6 2 6 4 100

安哥拉

《安哥拉新闻社》

38 21 7 4 21 2 2 5 100

赞比亚

《邮报》

57 10 18 2 3 0 2 8 100

津巴布韦

《布拉瓦约》

51 31 0 8 0 0 0 10 100

南非 Iafrica.com

71 16 5 1 0 0 0 7 100

总数 263 89 49 21 30 4 10 34 500

所占比例 52.6% 17.8% 9.8% 4.2% 6% 0.8% 2% 6.8% 100%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

【研究】

注：

1.“其他”项包括法律、旅游、轶事等。

2.“经济”、“政治”、“体育”类的划分基本按照媒体本身提供的分类标准，有些内容略作调

整，比如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如果大量内容涉及提供贷款、投资或经济合作项目等，虽然原媒

体标定为“政治”类，此处亦将之归为“经济”类。“文化”、“科技”、“医药”、“教育”和“其

他”是原媒体未作标定的新闻，本文根据新闻内容进行划分。

3.安哥拉“科技”新闻 21 条，主要是中国参与安哥拉主办的三届国际环境技术博览会的信息。

在所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中，经济类信息占据了二分之一强，包括：中国在当地

的投资、并购、开采矿山、建设工厂、中国给予当地的优惠贷款、与中国签订的基

础设施建设合同、中国与非洲的进出口总额等。政治信息不到20%，多为国事互

访，比如南非总统祖玛在金砖峰会前会见习近平与普京；贺国强出访安哥拉，谈及

两国加强合作；汪洋发表讲话敦促津巴布韦选举年保持稳定等；还有一些评价中国

国际作用的政治新闻，比如有报道称“只有中俄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再比

如谈及“中国在非洲的行动引发一些国家的危机感，美国不会坐视不管”等；另有

个别信息称“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导致了当地的政治腐败”。体育类约为10%。文

化、科技、医药、教育及其他类新闻共百篇左右，比如，孔子学院研究shona语的文

化类报道；中国国家灯具检测中心参与e.lighten持续照明项目的科技类报道；关于中

国茶与草药的医药类报道；中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报道；以及中国人在津巴布韦

吃稀有陆龟而被捕的法律类报道等。

从以上统计结果可见，中国传递给非洲的主要还是一个经济形象。当然，这似

乎也在情理之中，毕竟非洲需要“钱”来自我发展，而中国已是非洲的最大贸易伙

伴，但美国在这方面并不比中国逊色太多，粗略比较显示美国比中国在非洲的形象

更加丰满。如果中国在非洲人眼中的形象只是个“钱袋子”，就比较被动了。所以，

我们有必要积极调整对非策略，更加重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让我们的文明形象

也在非洲鲜活起来，否则中国留给他人的积极、飞速发展的“希望情感”，很可能转

化成令人生畏的“恐惧情感”①，这种风险其实已经在非洲初露端倪。

就新闻性质来看，此次检索的信息包括客观报道和主观评价两种，其中客观报

道事实本身的新闻占大多数，比如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双边贸易额，中国提供贷

款、投资，中国与当地合作或并购当地企业，从中国进口某某商品，在中国召开某 ① 参见多米尼克·莫伊西在《情感地缘政治学》（新华出版社，2010 年 6 月版）一书中对希望、恐惧和屈辱这三

种情感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介绍。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

【研究】

某会议，中国参与某某会议，中国、南非警察联合执法，中国等国驻安哥拉军事武

官访问罗安达的警察指挥部等，以及大量以中国为背景信息的新闻，例如提到金砖

国家时涉及中国，再如报道本国发展状况时，提及中国信息作为参照，比如中国的

公路里程、国内生产总值、外来直接投资数额及利率、人口转化成生产力的能力

等。

另外一部分是主观评价的新闻，这类新闻量很少，内容与沙伯力等人的调查一

致，非洲人对中国在非洲的作用有褒有贬，既非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么积极，也非西

方学界、政界一味的批判，参见表二与表三。

二、中国——非洲人眼中的“绿林莽汉”

综合而言，对中国的批驳集中在四个方面：中国在非洲攫取资源；中国人抢夺

当地劳动力市场；中国商品量多质差；中国企业不遵守当地法规。在一些媒体笔

下，中国就像一个“绿林莽汉”，在不循章法的抢资源、占市场。

表二：非议中国的主要信息（集中在经济类新闻）

媒体名称 主要内容

尼日利亚

《抨击报》

1、中国投资不当，应该多投资民生，基建质量不高

2、中国进入非洲只是为了能源

3、中国制造质量差

安哥拉

《安哥拉新闻社》

0

赞比亚

《邮报》

1、中国攫取非洲能源，抛售过剩人口

2、不遵守劳动法，当地工人待遇差（提及中国经理枪击 11 名

非洲工人）

津巴布韦

《布拉瓦约》

1、与西方帝国主义无二

2、全面控制津巴布韦民生

3、抢夺劳动力市场

4、商品质量低劣

5、不遵守劳动法，随意解雇工人

6、搞垮了津巴布韦纺织业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

【研究】

7、以不正当手段低价购买镀铬矿

8、指责中国向津巴布韦军方运输小型武器保证穆加贝 2013 年

选举成功（政治类）

南非

Iafrica.com

1、警惕中国对非经济扩张的“新殖民主义”

2、中国南非贸易不对等

3、抢夺劳动力市场

这一方面与西方的扭曲“宣传”有关，另一方面与我们的行为不当不无关系。

首先，明显可见的是这类负面报道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指责可谓完全一致，这

绝非全然的巧合。西方的舆论界为非洲的媒体早已做好了铺垫。有明确的数据显示

非洲一些国家基本在充当西方大国的信息二传手。①

本次检索中，虽然各个媒体并未出现大量转载西方媒体新闻的情况，但能显见

西方媒体的影响力远大于中国。此次检索结果中尼日利亚《抨击报》新闻的引用来

源包括了《彭博社》、《金融时报》、《美国环球金融》等；南非iafrica.com的引用来源

有《彭博社》、《纽约时报》、《道琼斯通讯社》等；赞比亚《邮报》主要来源是《经

济学人》；津巴布韦《布拉瓦约》的引用媒体包括了《先驱报》和英国《卫报》，有

一篇关于斯诺登的新闻引用了《新华社》的信息。其他引用欧美国家的大学或者研

究机构或者金融组织等信息的报道未作一一统计，尚不在列。对中国而言，在西方

几个大国占有国际媒体资源压倒性优势的背景下，我们对非传播的“落地入户”工

作依然艰巨，②不过已经出现契机。非洲媒体也已经意识到：因经费问题，英法在非

洲的传媒能力正在“缩水”，而中国则正摩拳擦掌，以图通过传媒手段一方面加强中

非联系，另一方面抵消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负面报道。

其次，就我们自身而言，在非洲销售的商品质量较差，在非洲工作的人员素质

不高都是现实问题，尽管有些只是个案，但通过媒体就可以被无限放大。目下，我

们正面临新的挑战——正如非洲媒体所指出的，中国正失去其低廉劳动力的优势，

① 有研究表明, 非洲加纳最大的两家报社在 2006 年 5 月至 6 月期间发表的 543 篇文章中，64%来自于英国广播公

司，只有 13% 的文章来自加纳新闻机构，其余 23% 来自其他机构。参见“Ghana to host media summit to re- brand

Africa for a brighter future”, Ghana News Agency, 3 August 2006. ② 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例，目前其海外整频率广播电台已达 90 家，遍及五大洲 50 个国家，数量仅次于英国广

播公司，但在地域分布上明显北高南低：欧美约 40 家，占三分之一强，而整个非洲仅 13 家。参见：“中国声

音响起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纪实”，《光明日报》（2013 年 5 月 6 日，第 13 版）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

【研究】

但也正是中国制造的新机遇，这必然促使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向新经济转型。非洲

媒体对“华为”的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非洲人对中国商品的认知和评价。而华

为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贴着中国标签的“商品”，它更是一种理念，一种“服务和融

入”的理念。华为良好的售后，以及通过培训进行的属地化管理模式，都是华为在

非洲收到“鲜花与掌声”的必要因素。

属地化管理（包括我国媒体工作的属地化管理）有助于中国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走出去”，也有助于和缓当地人对“中国向外迁移过剩人口”的幻象。其实不光是

非洲，有中国“工程大军”走过的地方，如东南亚和拉美等地，当地人都可能产生

类似“担忧”，这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庞大人口数字的一种非理性的直觉投射。属地

化管理自然可以减少这种“认知强迫症”，但也面临诸多跨文化的屏障，比如语言、

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法律（尤其是当地的劳动法）等，特别是后两个方面，处理

不好，很容易引发群体事件。这一点我们在非洲有血的教训。因此，在走出国门之

前，我们还需要用“知识”武装下头脑，比如中石化所进行的“跨文化培训”等。

三、中国——非洲人眼中的“良师益友”

以明确的语言赞誉中国的信息集中在三个方面：对中国本身在经济、科技等方

面发展的肯定；肯定中国通过投资、援助和商贸等对非洲发展做出的贡献；与西方

国家相比，肯定中国是一个更为平等的伙伴。

表三：明确肯定中国的信息

媒体名称 主要内容

尼日利亚

《抨击报》

1、赞誉中国的发展速度

2、赞誉中国的发展经历

3、对比中非和美非，从积极意义上探讨中非关系

4、赞扬中国通过科技创新获得的成就

安哥拉

《安哥拉新闻社》

1、感谢中国在金融与技术方面的援助

2、讨论中国在非洲的作用，赞扬中国对安哥拉的贡献

赞比亚

《邮报》

1、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2、感谢中国的投资，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

【研究】

3、指出相比于西方，中国提供了更为公平的商务交往，除了贸易，还

有援助基础设施以及技术转让等

津巴布韦

《布拉瓦约》

1、强调津巴布韦本土化的发展模式宜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建

立伙伴关系，避免西方国家的援助和投资导致的间接掠夺

2、肯定中国对非洲的影响，指责西方破坏中非关系

南非

Iafrica.com

1、南非应在多个方面向中国学习

2、与中国的贸易促进了当地的发展

正是因为非洲国家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肯定，非洲国家才呈

现出愈加强烈的“向东看”的趋势，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借鉴“中国模式”摆脱贫困

依附的现状。在此次信息检索中，几乎所有国家的媒体都提到中国经济发展迅速，

科技进步迅猛，应该借鉴和学习，即便是南非。尽管在沙伯力等人的调查中，南非

受访者多不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但在南非媒体中关于借鉴中国的报道是所有国家

中出现最多的，比如南非总统祖玛欢迎习近平到访，并指出南非可以向中国学习；

南非劳动力问题宜向中国学习；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倚重整合的国内市场、对外资

实行优惠政策的经济特区、农业改革等，南非可从中有所借鉴；南非应放下意识形

态的偏见，向中国学习，并以期赶超中国等。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在解决劳动力问

题、发展自由贸易区及其他发展经验方面提出向中国取经。

中国经济在三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让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开始思考“西方

化”是否是唯一的“华山之路”。中国的发展经验至少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正

如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所言：“中国是我们所有人的灵感。中国向非洲展示，非洲

可以渡过经济难关”。①尽管冯・戴克（Van Djik）认为，非洲缺少中国获得成功的

诸多前提条件，比如稳定的政府、充足的劳动力以及土地改革等，因此不能复制中

国的成功，也就是说“北京共识”并非是“华盛顿共识”的替代模式；但非洲可以

从中国的成败中汲取经验教训，这同样弥足珍贵。②总之，不管是否认同“中国模

式”这种提法，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成就、在两次大型国际经济危机中的出色表现，

① 王慧芳：《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建设及其对中非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第 104

页。 ② Meine Pieter van Dijk ed., The New Presence of China in Africa,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with EADI, 2009.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

【研究】

都需要得到正视，总有一些经验可循。中国可以在人力资源发展、治理能力以及技

术培训方面为非洲提供援助，①特别是应该考虑像德国国际发展基金②或者新加坡

“中国高官班”③那样提供系统、稳定、注重效果的培训甚至学历课程。

而就中国对非洲做出的贡献来看，援助项目事实上有些尴尬。根据美国总部设

在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和总部设在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援助数据”项目

(AidData)共同发布的研究报告，2000年至2011年，中国向51个非洲国家援助了1673

个项目，涵盖非洲社会的方方面面，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这也就是说，自从2011

年南苏丹独立后，非洲54国只有3个未接受中国援助。④这就可以理解，在此次检索

中，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信息尽管出现频次不高，但在各国媒体都有报道，参见表

四：中国对各国的援助信息。

表四：中国对各国的援助信息

主要内容

尼日利亚

《抨击报》

1、中国提供贷款援建航站楼与水电站

2、从中国融资 10 亿美元建面粉厂

3、提供低息贷款

安哥拉

《安哥拉新闻社》

1、参赞大臣强调中国的财政援助

2、吴邦国访问安哥拉提供实物资助

3、中国援助建立万博小学

赞比亚

《邮报》

1、ZESCO 开发项目与中国非洲发展基金和中水电公司签署融资协议

2、中国给予赞比亚优惠贷款有助于赞比亚经济发展

3、赞比亚与中国合作建立发电厂，中国提供资金及工程支持

4、中国援建体育馆

① Kenneth King,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and Especially South,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 Special

Relationship and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Ai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13(2), 2010, pp.73–

87. ② 德国国际发展基金专门培训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专业和领导人员。培训时间一般为 3-24 个月，课程系

统，形式多样，与实践相结合，注重评估。另外，他们的培训课程结束后，还会为项目参与者提供经验交流和

知识更新服务，目前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平台用于后续服务，这也扩大了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和影响力。参见德

国国际发展基金（DSE）， http://www.dse.de/ ③ 新加坡从 1992 年开始为中国培训官员，1998 年在南洋理工大学开设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2005 年又开办了

公共管理硕士课程，专门招收中国官员，几乎每年开班，学制一年。截止目前，新加坡的这一“高官班”已经

为中国培训各级官员几万名。新加坡基于培训中国官员的经验，正计划将其培训项目推向整个亚洲地区甚至全

球。 ④ 参见中新网华盛顿 5 月 7 日电，“统计报告估计中国十年间援助非洲达 750 亿美元”，2013 年 05 月 08 日

07:41，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5-08/4795911.shtml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

【研究】

津巴布韦

《布拉瓦约》

1、接受中国资助及派遣农业专家

2、中国资助 1.7 亿美元用于基建发展以及健康和广播基金

3、汪洋访问津巴布韦签订 1600 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合同

4、中国援助津巴布韦 1.5 亿美元建机场

5、中国向津巴布韦广播公司援助高清晰广播车

南非

Iafrica.com

1、从中国获得 58 亿美元贷款

2、与中国工商行签订 200 亿人民币再生资源项目

3、中国公司援建水坝

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我们的对外援助主要有八种方式：成套项目、一般

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

者和债务减免。在此次检索中，八种方式并未全部涵盖，其中优惠贷款提及次数最

多，其次为援建基础设施（包括航站楼、水电站、水坝、学校等），再次是技术合作

和实物援助等。这些援助体现的是“钱”力有余，技术不足。尽管“援外”本是很

积极的信息，总体而言非洲媒体给予的也是正面评价，但我们必须留心一些非议之

声。比如面对优惠贷款，媒体在表示欢迎的同时也警惕可能出现的严重贸易倾斜，

以及过度依赖中国的后果。关于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则因为质量问题遭到诟

病。有关中国援建非盟大楼的报道都没有给予我们所期望的高度评价，甚至有文章

称“非洲有充足的人力资源，为什么要依靠中国？”有这样一种声音也在非洲也变

得越来越清晰：“为什么总是说中国援助非洲，中国从非洲所得的难道还少吗？”

看来“援助”一词并不如我们设想的那么讨人喜欢。特别是当我们总以“钱袋

子”的形象示人还总喜欢标榜之际。摩根索认为对外援助旨在彰显经济能力和技术

成就。从检索结果来看，至少非洲人认为我们更多是在彰显经济能力。有鉴于此，

我们应该考虑淡化对“援助”的“宣传”，强调互利共赢的目标，以技术合作为主、

经济为辅，比如在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上提出的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培训人

才、输送医疗队等。也许这样才能更好的通过“援助”获得“威信权力”。①

最后，这五大媒体在对比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活动中，基本都给予中国更为积

① 参见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争取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对威信政策的论述。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争取权

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 117 页。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

【研究】

极的评价，即便是非议中国，也言明中国与西方无二，没有哪家媒体更为肯定西方

的影响。这与2007年以来皮尤和盖洛普等在非洲做过的几项大型民意调查的结果比

较一致。简单来说，就是非洲人对中国的认知比对美国的认知更为积极。这一方面

可能与中非的战友情谊，以及中国始终与非洲站在同一队列有关，比如很多媒体谈

到中国在建国初期对非洲民族革命的援助，还有媒体认为有半殖民地经历的中国与

非洲有更多共鸣。另一方，这一检索结果也的确证实了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更好地坚

持了“休戚与共”和“互利共赢”。无论中非关系要如何发展，这条原则必然应一以

贯之。

结语

本次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最显见的可能在于：一方面样本量有限；另一方

面英文媒体影响的范围也有限，虽然除安哥拉外，其他国家的官方语言皆为英语，

但普通民众更可能阅读地方语言的报纸，所以此次检索结果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或许

只是某些媒体精英的态度，尽管其对普通大众的影响不容小觑，但毕竟不是一一对

应。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结合针对普通大众的实地问卷调查，验证此次研究的

结果。

本次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在中西方的“口水仗”之外，通过对非洲媒体的实

证研究，呈现了非洲当地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多数媒体报道比较客观公正，非洲

人有自己的眼睛和理智，有强烈的发展需求，同时又对长期被殖民的历史心存忌

惮，非常注重独立自主。因此，他们需要中国这个贸易伙伴，同时又不无顾虑，特

别是当中国只传递出经济巨人这个单一形象之际。所以他们对中国有肯定和感激，

也有否定和指责。需要指出的是，在肯定之声中有需要我们冷静思考的问题；在否

定之声中，有促进我们转变的契机。而就改善负面形象而言，中国最需要的是发展

一种国际意识——要有跨文化的敏感力、做大蛋糕的合作力（包括与西方国家、非

洲国家的三方合作）、遵规守制的自我约束力（这里提到的遵循规制，除了遵循当地

的法治，特别指向的是满足非洲当地一些工会组织、教会组织、环保组织等的诉

求）；对于已有的正面形象来说，中国需要的是一种更为积极的作为——更为主动的

传递经验、更为有效的提供“外援”、更为自觉地与非洲人民“共同呼吸”。两相参

照，彼此助益，才能令中非合作之路更为平坦。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

【研究】

中非在革命时代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所以中国的政府外交在非洲一直

较为顺畅，结果反而导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忽略了非洲民众对中国的观感。比如以

影响他国民众的公共外交为例，从上世纪90年代我们开始关注公共外交以来，我国

对非公共外交的投入就一直逊色于对欧美主要国家的投入。我们是时候需改善和加

强对非洲的外交战略及具体政策了。否则，很可能导致我国丧失非洲这一极为重要

的海外支持资源。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条件和全球化背景之下，中非这对“命运共

同体”，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都需要通过多种方式不断加深互信、增进

理解。唯有如此，中非情谊才可能代代传承。（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3

期）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浅析

【研究】

王宇洁

在 2004 年初伊朗第七届伊斯兰议会选举中，宪法监护委员会因为取消了 2000

余名登记候选人（其中包括 85 名上届议员）的候选资格，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

点。自 1997 年哈塔米当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并于 2001 年成功连任，伊斯兰议

会自 2000 年的第六届议会也由改革派的力量主宰，外界多认为改革主义的潮流已经

主宰伊朗政坛。但宪法监护委员会于此时取消以改革派力量为主的大批候选人资

格，最终致使议会再次被保守派力量所把持，它因此被指为“伊朗政府中未经选举

的因素”①，破坏伊朗民主化和改革主义新趋势的祸首。如果我们对宪法监护委员会

产生的背景和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7 年历史中的作为作一考察，就可以看出这正

是它秉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履行《宪法》赋予的监督

国家按照伊斯兰道路发展的一贯做法。

一

宪法监护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在今日伊朗政坛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主要根

源在于伊斯兰革命之后霍梅尼的政治理想最终落实为宪法文本，从法律上奠定了它

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

1979 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参与革命的各种政治

力量对于伊朗未来的政治发展都有自己的设想。其中温和宗教人士主张成立一个由

宗教领袖提供精神指导、而由世俗专业人员主持的政府，不赞成宗教领袖直接参

政。因为“卷入政治的是政府，而不是乌勒玛”，“施政是政府的责任，精神领袖不

应直接干预。”②其他一些派别也认为宗教界人士应该回到清真寺和经学院中去，按

照西方民主共和国的模式、或社会主义的模式来建立新政府。但是以阿亚图拉霍梅

尼为首的主流派坚持什叶派宗教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要求建立一个由教法学家主 ① “Iran: Voices Struggling To Be Heard”，Fact Sheet，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and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Washington, DC., April 9, 2004, see http://www.state.gov/g/drl/rls/31261.htm ②

Dilip Hiro, Iran under the Ayatollahs , p. 117,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7.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浅析

【研究】

政的伊斯兰政府。

伊斯兰政府理论的基础是 20 世纪 70 年代霍梅尼出版的著作《伊斯兰政府》。该

书的主要内容由霍梅尼在伊拉克纳杰夫讲课的笔记整理而成，其听众主要是宗教学

生，因而并不是关于伊斯兰政治哲学的完整著作，而是针对伊朗的现状，对为何建

立、以及如何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进行阐释。它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

建立和维护一个伊斯兰政治体制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应服从于伊斯兰的目

标和标准；第二，宗教学者或说教法学家的责任在于促成伊斯兰国家的出现，并在

其中承担立法、司法、行政的职责；第三，确定了一个建立伊斯兰国家的行动计

划，包括宗教体制的自我革新。霍梅尼思想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发展了传统的什叶

派政治理论，论述了教法学家在一个伊斯兰政府中所应该具有的超越性权威，指出

作为宗教学者的教法学家不仅拥有宗教知识的权威和提供咨询的能力，还拥有管理

国家政治事务的权力。伊斯兰政府的核心，就是由教法学家以伊斯兰的标准实现对

国家的治理，正如他在该书中所说，也就是以律法进行治理。“那些熟知律法之人，

或更确切些说，熟知宗教之人，比如说教法学家，必须负责指导其如何发挥作用。

他们必须指导国家的一切行政事务和所有的规划。”①

由于什叶派宗教思想在伊朗有着深厚的影响，绝大多数中下层人民对建立一个

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蓝图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而伊斯兰革命的风暴以及霍梅尼的崇

高威望，更强化了这一思想。加之以霍梅尼为首的主流派策略得当，在革命胜利后

迅速占据了优势，为伊斯兰政体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当然在伊朗这样一个有着立宪

君主制历史记忆的国家，伊斯兰政体的确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为此，以霍梅尼为首

的什叶派领导集团采取了适合伊朗现实条件、能够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形式，他们对

传统的伊斯兰政体予以新的解释，宣布新国家会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但是不是西方

的议会民主体制，而是伊斯兰的民主体制，并围绕着新宪法的制定逐步把伊斯兰政

府的宗教政治观念法律化。

在近代以前伊斯兰世界的法律史上，并没有称作宪法的独立法律部门，也没有

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因为所谓伊斯兰教法（即沙里亚）可以涵盖一切法律内容，它

①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p.79, trans. by Hamid Algar, Mizan

Press,1981.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浅析

【研究】

的目的既在于帮助人类得到拯救，也在于维护穆斯林社团的公共秩序。18 世纪后期

以来，随着与西方的接触、政治改革的深入以及民族国家的建立，伊斯兰世界引进

了西方的宪政概念，奥斯曼帝国、伊朗、土耳其等一些国家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宪

法。其中伊朗于 1905 年爆发立宪革命，并于 1906 年颁布了伊朗历史上第一部宪

法。1906 年宪法大量采用西方的宪法原则和概念，具有明显的西方化特点。它确定

伊朗的政体为君主立宪制，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主权在民，认为国王有权

代表人民行使国家主权，这与伊斯兰传统上主张的真主主权观念有很大的区别。对

于宗教和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这部宪法有三条原则规定：一是确认什叶派伊斯兰

教为伊朗国教；二是承诺国王有义务弘扬国教信仰；三是规定国家在不违背伊斯兰

教法的前提下施行自由教育。但是，宪法对伊斯兰教信仰的这些肯定并没有把治理

国家的权力交付给宗教学者，国家政权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运作中都掌握在国

王手中。

虽然立宪革命以失败告终，但宪政思想由此在伊朗产生了一定影响，1906 年宪

法也一直适用到 1979 年。因此推翻巴列维君主立宪政权的同时，起草一部新宪法势

在必行。1979 年 6 月 14 日，伊朗临时政府发布了以总理巴扎尔甘为首的温和派力

量起草的宪法草案。这份草案以 1958 年的法国宪法为蓝本，突出总统在整个政治体

制中的作用，但没有吸纳霍梅尼关于“伊斯兰政府”的思想，也没有规定由一位具

有绝对权威的教法学家担任国家领袖，因而引起了众多的争议。霍梅尼为首的主流

派始终坚持，仅仅把伊斯兰教视为信仰体系，是对正道的违逆，是受了妄图削弱穆

斯林国家和穆斯林人民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蛊惑。①经过各政党的协商，最终决定召集

经选举产生的专家委员会，讨论和制定宪法。当年 8 月公民投票所选出的 73 名专家

会议成员中，宗教人士有 55 位，占有绝对优势。以此为基础，宗教人士成功地推翻

了原来的宪法草案，引入了教法学家统治的概念，完成了宪法的制定，12 月经公民

投票通过。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②共 12 章 151 条，它首先宣布伊斯兰教是共和国的

基础。《宪法》序言开宗明义，指出此前的政治运动，包括立宪运动和石油国有化运

动之所以未能取得成效，是因为背离了纯正的伊斯兰。因此，此次革命的最关键之 ① Dilip Hiro, Iran under the Ayatollahs , p. 46. ②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的中文译本参见 http://www.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xianfa/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浅析

【研究】

点就是要重建纯正的伊斯兰。《宪法》规定伊朗的政体是伊斯兰共和国（第 1 条），

强调认主独一、坚信真主的启示和律法、承认真主对伊斯兰革命的永恒领导是基本

信仰（第 2 条）。《宪法》正式声明以十二伊玛目派①为国教，但是伊斯兰教的其他教

法学派也同样受尊重（第 12 条）。

其次，1906 年立宪革命时的国家主权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宪法》规定

绝对主权属于真主，同时，真主赐予人民对自己社会命运的主宰权。任何人不能剥

夺真主赐予人的这种权利，或迫使这一权利只利于某个人或某个特殊集团的利益。

在肯定真主绝对主权的同时，宪法又确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第

57 条）。

《宪法》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充分体现了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的原则。其中

第 5 条明确规定，当伊玛目马赫迪不在时，国家应由公正、虔诚、明于时势、勇

敢、机智、有组织能力，为大多数人民承认并接受为效仿源泉的宗教领袖来管理和

领导；如果不具备有多数人拥护的宗教领袖，则由人民选举产生专家委员会，由委

员会选择具备上述条件的一个教法学家或是三到五个教法学家组成领导集体承担这

些责任。

《宪法》从根本上确立了伊斯兰政府的基本框架，这是伊斯兰政治史上的一个

创新。虽然霍梅尼作为革命领袖具有绝对权威，但是《宪法》确立的是一个教法学

家统治下的三权分立体制，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最主要权力机构是立法、行政

和司法三权机构。这三个机构均由人民的领袖根据以后的法律原则所领导，这三

个机构相互间是独立的（第 57 条）。通过宪法来确立伊斯兰的政治体制，与伊斯

兰政治史上哈里发或者苏丹自称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因而具有独特的权威、并且

凭借个人的权威来实行统治是不同的。同时，在传统的伊斯兰政体内部，一直缺乏

明确的分工和制衡机制，哈里发虽然号称奉伊斯兰教法进行统治，但是实际上他往

往成为不受限制的君主。《宪法》为新的伊斯兰政府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而

非由某一个人所具有的独特权威来实施对国家的治理，这在传统伊斯兰的政治历史

上是没有先例的。

① 即什叶派的主流派。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浅析

【研究】

二

为了彻底推行伊斯兰的治理，《宪法》规定由领袖直接任命最高司法长官，实现

对司法机构的监管，同时又确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即宪法监护委员会，对伊斯兰

政府的立法和行政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

设立宪法监护委员会，不仅出于实现伊斯兰治理的现实需要，还具有法理上的

必要性。虽然伊斯兰历史上的统治者除了实施伊斯兰教法之外，还常常根据需要发

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来创制法律，但是从法理上来看，立法权只属于真主。

任何政府或者个人都不享有立法权。当然，真主赐予人民对自己社会命运的主宰

权，作为人民代表的议会可以通过法案来实现对自己的管理，但是，只有经过精通

教法的学者的审议，议会的法案才可能具有合法性。用霍梅尼的门生、一度被霍梅

尼指定为接班人的阿亚图拉蒙塔泽里的话来说：“如果要遵从神圣的律法，我们必须

说，没有监护委员会的法学家们的赞同，议会实施的法律都是不合法的。”①要在理

论和程序上遵从教法，就必须设立监护委员会对议会进行监督。为此《宪法》第 91

条规定：

为了维护伊斯兰的法规和宪法，以使伊斯兰议会通过的决议不与其相违背，

因此根据以下的程序组成一个名为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机构：

1.六名公正的，通达时事的伊斯兰法学家，这六名成员由最高领袖推选。

2.六名各法律专业的穆斯林法律学家，这六名成员由司法院院长向伊斯兰议

会推选，并由议会投票选出。

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为六年，但是，首届宪法监护委员会成立三年之

后，以上两组中的每一组成员以抓阄的方式更换一半，并重新选出新成员补齐。

宪法监护委员会拥有对宪法的解释权。《宪法》第 98 条规定，注解宪法的职责

由宪法监护委员会承担，其解释意见经其全部成员的四分之三通过方可；而且宪法 ① Said Amir Arjomand, “Authority in Shiism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n Rainer

Brunner and Werner Ende ed., The Twelver Shia in Modern Times: Religious Culture and Political History, p.305, Brill,

2001.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浅析

【研究】

本身是否与伊斯兰教相符合，也要由宪法监护委员会来判定（第 4 条）。1991 年，

宪法监护委员会根据宪法赋予自己的宪法解释权，对宪法第 99 条“宪法监护委员会

负责监督选举领袖的专家委员会、总统、伊斯兰议会的大选工作以及负责举行全民

公决和民意测验工作”进行了解释，认为宪法监护委员会的监护权适用于选举的

各个环节，包括对候选人资格进行甄选。1994 年 7 月，这一权力作为修正案被

《选举法》采纳。

不过，宪法监护委员会对议会、总统选举和全民公决的监督从《宪法》实施

之初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伊斯兰议会是伊朗最高立法机构，实行一院制。议会有权批准同外国签订一切

条约、协议和合同，随时对总统和部长进行质询和弹劾，批准政府需要采取的紧急

措施等。议长一年一选，可以连选连任。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四年。议

员总人数为二百七十人，从 1990 年举行全民公决之时起，每过十年，可按照人

口、政治、地理等因素最多增加二十名。不过根据《宪法》规定，只有宪法监护

委员会的存在，伊斯兰议会才具有合法的地位（第 93 条）。同时，伊斯兰议会通

过的所有议案均需递交给宪法监护委员会，由它对议案是否违背伊斯兰原则或宪

法进行鉴别（第 94 条）。在伊斯兰革命后的头十年中，宪法监护委员会差不多驳回

了议会通过的约三分之一的决议，令其另行修改。通过对议会的制约，宪法监护委

员会实现了《宪法》开篇伊始就强调的保障国家的所有法律法规——包括民法、刑

法、财政、经济、行政、文化、军事等全部建立在伊斯兰准则之上的目标。

宪法监护委员会对伊斯兰议会的制约更大程度地体现在议会选举过程中。在

伊斯兰革命后的头三届议会选举中，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的登记候选人大致占

12％到 17％，第四届议会选举大约否决了 25％，第五届议会选举则否决了

33％。第六届议会选举否决了 758 人的候选资格，其中 9 人是上届议员。2004

年初举行的第七届议会选举中，更是有 2000 余人被取消候选人资格，其中有 85

人是寻求连任的上届议员，占全部登记候选人的四分之一。当然，根据改革派的

统计数字，被取消候选人资格的人数远不至此，而是高达全部登记候选人的

44.2％。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浅析

【研究】

由于《宪法》对于议员的资格并无明确的规定，而宪法监护委员会对候选人

被取消资格的具体原因又不做任何书面说明，这种做法在伊朗国内引起了很大争

议。但宪法监护委员会表示，候选人的资格之所以被取消，是因为他们不符合相关

法律的规定。如果公布每个候选人被取消资格的具体原因，会损害他或是她在其他

领域的社会评价。根据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失去候选资格的人数中大约 25％是因为

与非法组织有关联，15％是因为学历不够，20％是因为声誉欠佳，13％是因为与前

政权关系密切，10％有吸毒等类似的犯罪前科，还有 17％是因为缺乏对伊斯兰教、

对伊斯兰共和国、对宪法的持续忠诚。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这些人的资格，只是

“遵守法律”。①

宪法监护委员会对作为国家行政首脑的总统也有一定的制约。伊朗政府实行

总统内阁制，总统是继领袖之后的国家正式最高领导人。根据 1989 年修订后的

《宪法》，领袖拥有以下诸项权力：指定宪法监护委员会十二人成员中的六个；任

命最高司法长官；对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权；确认选举产生的总统；在最高法院或

议会建议下罢免总统；赦免罪犯；规划伊斯兰共和国总体政策；监督整个国家体制

的良好运行；进行全民公决；指定国家垄断的宣传广播部门首脑（第 110 条）。除去

① A. William Samii, “Iran’s Guardians Council as An Obstacle to Democracy”,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Autumn,2001,

pp.643-662.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浅析

【研究】

与这些权力有关的事务，总统肩负着执行宪法和行政领导权的职责（第 113 条）。

总统可授权第一副总统掌管内阁日常工作，有权任命数名副总统，协助主管专门事

务。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任期四年，可连任一届。但是，总统候选人需要宪法监

护委员会审查。

宪法监护委员会对选举的监督在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中就开始施

行了。在这次选举中，有 124 人登记参选，宪法监护委员会经审查批准 106 人为

总统候选人，取消了其余 18 人的资格。温和派政治人物巴尼萨德尔正是在这一

并不严格的筛选下当选为总统的。在 1981 年的第二次选举中，宪法监护委员会

无疑强化了对候选人的资格筛选。《宪法》中对总统候选人资格的规定，即是否

具有宗教和政治影响力，是否是“有行政领导才干，个人历史清白，守信用，虔

诚”的穆斯林，特别是他是否“信仰伊朗伊斯兰共和制与国家正式宗教的原

则”，每一条具体规定都可能成为衡量候选人是否合格的砝码。经过宪法监护委

员会如此筛选之后，上百个候选人竞选的情况再没有出现过，在此后历次总统选

举中，有资格成为候选人的一般只有 3 至 4 人 1997 年的第七届总统选举中，238

名登记参选的人员中只有 4 人通过了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审查和筛选。2005 年的第九

届总统选举中，报名参选的有 1000 余人，而经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最终有资格的

候选人为 7 人。

此外，根据宪法规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当选之后，必须在伊斯兰议会

中，在有司法院院长和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出席的情况下，按照程序宣誓，并在

宣誓书上签字（第 121 条）。2001 年，由于伊朗议会和司法院不能就宪法监护委员

会轮换新成员名单达成一致，原定 8 月 5 日举行的哈塔米总统的连任就职仪式未能

如期举行。

除对伊斯兰议会和总统的制约之外，宪法监护委员会还有其他一些职责。概括

地说，就是对一切国家重要机关选举的监督权，以及有关重大事务表决的监督权。

根据《宪法》第 99 条规定，它有权监督负责选举领袖的专家委员会，并负责举行

全民公决和民意测验工作。

同时，鉴于宪法监护委员会对伊斯兰政府中行政和立法等各方面的制约，它不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浅析

【研究】

可避免地会与伊斯兰议会和总统产生冲突。这种情况在伊斯兰政府 27 年的历史上屡

次出现，尤其以 80 年代初为烈。当时，宪法监护委员会从传统伊斯兰教法的规则出

发，否决了议会通过的有关土地分配、外贸国有化、分配国有化等一系列经济方面

的法案，认为它们违背了伊斯兰标准。1986－1987 年之间，伊朗国内经济形势严

峻，议会决定加紧对私有经济部门的控制，以反对“经济恐怖主义”。它采取的一系

列措施又因为与传统伊斯兰教法中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不符而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否

决。双方的争执多次诉诸霍梅尼。鉴于《宪法》中对如何解决双方的冲突没有明确

规定，霍梅尼采取了发布传统的伊斯兰教令“法特瓦”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并于

1988 年下令成立“鉴别伊斯兰秩序之利益委员会”（the Commission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Interest of the Islamic Order）作为处理此类问题的机

构。

1989 年，170 名议员和最高司法长官分别向重病中的霍梅尼提出修订宪法的要

求，并得到了许可。修宪委员会由 18 位宗教人士、两位世俗人员和议会的 5 位代表

组成。《宪法》的修订工作基本是在霍梅尼去世之后一个月内完成的，但是修订

工作完全遵循了霍梅尼生前的指令。其中一个关键变动就是对“鉴别伊斯兰秩序

之利益委员会”做出明确的规定。作为为领袖服务的国家机关，该机关可以对领

袖如何处理国家的普遍政策提出建议，但其主要职责是在宪法监护委员会与议会

或是总统产生无法解决的矛盾之时，来做出最终的决定。根据《宪法》第 112 条，

在宪法监护委员会认为伊斯兰议会通过的议案违背伊斯兰的原则或宪法，而议会

鉴于国家的利益、不认可宪法监护委员会观点的情况下，由领袖指导组建“鉴别

伊斯兰秩序之利益委员会”，就该事项和宪法中规定的其它职责进行讨论。该委员

会的固定和非固定成员均由领袖确定。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的法学家们倾向于

把法律分为两类，一类为首要法规，一类是次要法规。前者指直接源自教法的法

令，后者指源自于国家利益的法令，或是作为履行神圣律法先决条件的法令。①

鉴于此，引进伊斯兰秩序的公共利益的概念之后，伊斯兰的发展、壮大及其实施

神圣律法成为最大、最重要的利益，很多本来存在疑问的法案都可以被认为符合

这一最大利益而得以通过，这就为以伊斯兰名义治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灵

① Said Amir Arjomand, “Authority in Shiism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p.312.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浅析

【研究】

活处理的可能性。

结语

可以看到，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7 年的实践中，宪法监护委员会对伊朗的政治

生活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确保国家按照伊斯兰道路的发展产生着关键性的影

响。尽管宪法监护委员会被视为保守力量的根据地，饱受批评和职责，但是它没有

违背宪法，它的举措基本是在《宪法》给予的合理范围内实行的。因此，不论我们

对其如何评价，它在对伊朗的治理中确实具有自己的合法性。而究其原因，就在于

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人士把教法学家统治的什叶派政治理想转化成了现代国家框架

中的宪政体制。宪法监护委员会作为这一体制中的一部分，使得霍梅尼在伊斯兰革

命前构想的伊斯兰政府理论具备了实际内容，成为宗教直接指导、干预政府工作的

一条重要渠道。伊朗的伊斯兰政府，正是通过这一机构，实现了以伊斯兰的名义对

国家的治理。

(发表于《西亚非洲》2006 年第 3 期)

正确义利观和“国际群众路线”是中国崛起王道

【研究】

——新中国前三十年国际战略和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

江 宇

自新中国成立之日，就面临着国际环境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国际战略

和国内经济发展战略互相影响、互相约束、互为条件，甚至国际环境常常成为经济

发展战略的决定性因素。建国以来所有的重大经济事件，都不可忽略国际形势影响

的因素。

新中国头三十年，实现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从依附到自立”的转变，结束

了晚清和国民党政府具有强烈依附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新中国结束“挨打”

的历史，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主动选择发展战略的结果。

五十年代“一边倒”：在苏联援助下建设重工业，这是新中国现代工业建设的起

点。但是，20 世纪 50 年代末，在中苏产生矛盾冲突中，中国选择了把国家利益和

国际道义，中苏决裂给经济建设带来严重困难，但是实现了从依附到自立的转变，

使中国真正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发展。

六十年代“反两霸”，是新中国外交形势最困难、卧薪尝胆的十年，也是为全面

开放积蓄力量、创造条件的时期。对外坚持反帝反殖反霸，团结“两个中间地带”，

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国内坚持建设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进行“备战

备荒”和三线建设，这些努力在 70 年代初取得成果，中国初步具备了完整的工业和

国防体系，国际地位提高，从而可以平等地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发展关系，走

向独立自主地对外开放。60 年代的“反帝反殖反霸”以及勒紧裤带发展重工业，为

70 年代之后对西方外交局面的打开和全面开放格局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七十年代“一条线、一大片”，以中美关系缓和为起点，实现了全球外交的突

破，逐步走向全面开放的局面，抓住机遇大规模引入技术设备。这时的对外开放，

有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强大的国家为依托，同旧中国依附型的对外开放已经有了

正确义利观和“国际群众路线”是中国崛起王道

【研究】

根本不同。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是不断打破外部封锁、扩大开放的三十年。是在开放中做

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三十年。学习别人但不跟在别人后面爬行，争取别国援助

但不妥协依赖，引进别人先进的东西，创造自己的东西，既不迷信苏联，也不迷信

美国，而是坚持中国化。

这三十年的历程表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正确的义利观，秉持国际

道义责任，争取全球公平正义，就是争取自己的发展权益。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

道义责任，走“国际群众路线”，是中国崛起正道。

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同建国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有很大变

化。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韬光养晦”的空间越来越

小，必须直面国际矛盾。中国的一切国内政策都将影响国际政策，反之亦然。如何

处理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关系，如何处理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大国的关系，如

何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处理好道义责任和现实利益的关系？这些都需要从历史中获

取启示。

一、建国初期选择“一边倒”，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实行全面开放的经济政策，而是确定了“自力更生为

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从表面上看，这并不符合近几十年来盛行的“全球

化”理念，不符合“主流经济学”的主张，也同“亚洲四小龙”等实现现代化的做

法不同。因此，有人认为，中国“闭关锁国”，把意识形态置于经济利益之上，错过

了融入“全球化”的机遇，“和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

我们不同意上述判断。实际上，中国在主观上从来没有闭关锁国，而是坚持必

须在平等的条件下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之所以中国一度封闭和半封闭，是因为这个

时期还不具备独立自主开放的条件。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建设和外交战略的主要目

标之一，也是为独立自主地对外开放创造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穷国、弱国，美苏两大国都希

望中国成为其全球战略的工具，并不具备平等地对外开放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如

正确义利观和“国际群众路线”是中国崛起王道

【研究】

果要全面开放，就只会以丧失政治主权为代价。因此，新中国从建国伊始，就坚持

自力更生为主地发展经济，并且努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平等的前提下，打破大

国的封锁，扩大国际空间。

经过 20 世纪 50 年代“联苏抗美”、六十年代面向“两个中间地带”和 70 年代

对西方外交大突破这三个阶段，中国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格局。

新中国外交战略，是从“一边倒”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明确

提出，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关系。但是这一主张未被美国为

首的西方阵营接受，中国根据当时的国际格局和自身利益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

方针。

“一边倒”政策的具体化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对苏联进行的国事访问和《中苏友

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这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利益的。首先，“一边倒”使中国提

前二十多年收回了依据国民党与苏联签定的条约一直要存在到 1975 年的苏联在华特

权；其次，“一边倒”使新中国在西方势力敌视的国际环境中迅速巩固了政权；第

三，“一边倒”使新中国诞生伊始就获得了极为宝贵的财政和经济援助。（外交部网

站：中国当代外交史，一、重要政策及原则立场，http://quiz.fmcoprc.gov.hk/chn/ckzl2009/t538638.htm）

同时，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任何国际援助都是有代价的，苏联的援

助同样如此。“一边倒”决不意味着放弃独立自主。在同苏联打交道过程中，中国虽

然接受了苏联援助，但同时也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和政治独立。例如，二战之

后，在苏联倡议下，苏联和东欧国家成立了“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简称经互

会），这实际上是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际贸易体系。但是，这一体系也

存在着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平等的贸易关系，苏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

分工”的理由，不允许一些国家独立发展工业。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时，斯大林

即提出要中国参加经互会，毛泽东拒绝了这一提议，表示可以参加活动，但是不参

加组织。

从 50 年代初到 50 年代末苏联撤出投资和专家为止，苏联从重工业项目、技

术、资金和人才方面给予援助，中国完成了工业化的初步积累。资金、技术和人

才，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最主要的障碍，苏联则从这些方面给予了全面的援

正确义利观和“国际群众路线”是中国崛起王道

【研究】

助，一五计划的建设规模远远超过洋务运动和国民党十年建设时期的工业投资规

模。1957 年底，中国提前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机械设备的自给率

超过 60%，钢材的自给率提高到 86%，合金钢的品种也趋于完备。以钢铁工业为

例，1952 年国内只能生产 180 多种钢和 400 多种规格的钢材，1955 年优质钢和合金

钢的生产已达到 240 多种。

二、中苏关系恶化促进了中国突破苏联模式，形成了“国内群众路线”

任何国际援助都是有条件的，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不例外。到 20 世纪 50 年代

末，苏联同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外交理念发生冲突，中苏从同盟走向分手。同苏联

分手增加了经济上的困难，但这是自 1840 年以来中国真正走向独立自主的开始。20

世纪 60 年代起，中国把外交重点转向“两个中间地带”，对外坚持反帝反殖反霸，

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国内坚持走群众路线，建设独立自主的工业体

系，进行“备战备荒”和三线建设。经过十年卧薪尝胆，这些努力在 70 年代初取得

成果。中国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具备了对美苏的战略威慑能力，从而在外交上

取得大突破，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尊重、信任和支持，也和大多数发达国家改善了关

系，开始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开始，中苏两党之间关于国家利益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

向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关系迅速恶化，这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突破苏联模式的进

程。

所谓苏联模式,主要弊端表现在高度集中和官僚等级制。首先，在中央和地方的

关系上，苏联模式将计划权力集中于中央，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绝大部分计划

由中央政府制定，有利于进行社会动员以及有效地集中和调动资源，但也会抑制甚

至扼杀地方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各地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一些地方的产业结构单

一。

其次，在纵向权力配置上，采取了自上而下的中央高度集权和等级分明的层级

制管理，容易带来官僚主义和干部特权。50 年代后，苏联的公有制逐渐产生异化，

政府官员、国有企业领导人、高级知识分子等，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享受超出

正确义利观和“国际群众路线”是中国崛起王道

【研究】

一般公民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赫鲁晓夫时期（1955-1964）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扩大国有企业负责人的权力，提高他们的收入，使他们开始形成特权阶层。勃列日

涅夫时期（1964-1982），干部特权问题在苏联愈演愈烈，苏联党无所作为，放任特

权集团形成，使得苏联阶层固化的问题更加严重。最终在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

1991），这个特权阶层为了巩固既得利益，在苏联全民公决赞同保留苏联的情况下，

通过政变瓦解了苏联，最终宣告了“苏联模式”的失败。

苏联模式出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没有解决“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即如何通过建立制度，使得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真正能够代表普通

劳动者的利益，而不是异化成特殊利益集团，这是以前的共产主义运动还没有遇到

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设想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本意

是通过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和国家政权，消除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更好地维护劳动

者权益。但是在现实中，这些设想总要通过一些制度来保障，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

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总需要委托给一定的人来管理，这就产生了国家

干部、企业负责人和全体劳动者可能利益不一致的问题。苏联正是没有解决好这个

问题，最终使得公有制异化成官僚所有制，社会主义异化成官僚资本主义，变成列

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国家”。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为探索解决苏联模式的弊端进行了不

懈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高度集中经济体制，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两次大规模将经济管理权力下放到地方和企业（同时，向地方分权也

有苏联撤出投资、导致中央投资急剧减少，必须依靠地方发展工业的原因，这就是

大跃进的起因之一）。二是针对经济领域出现的官僚主义和干部特权，强调群众路线

和经济民主，吸收普通工人农民参与管理，实行干部同工农相结合，通过“限制资

产阶级法权”维护一个公平的社会结构。这两方面转变，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突

破“苏联模式”，探索“中国模式”的主要探索。

这些探索出现过严重失误，但是也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到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中苏两国都开始改革时，两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有了显著差别：不同于

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国成为一个高度分权化的国家。不同于苏联严格

的等级制度和阶层分化，中国努力缩小精英阶层和工农群众之间的差距，成为一个

正确义利观和“国际群众路线”是中国崛起王道

【研究】

相对来说更为公平的社会。这些不仅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积累有限的剩余

实现工业化，而且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起点，也有利于中国避免出现苏联解

体、东欧剧变那样的悲剧。

三、面向“两个中间地带”的国际战略，形成了“国际群众路线”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都进一步扩张、苏联谋求控制

中国主权、美国希望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屈从于任何一

方的压力，而是既坚持同两大国的斗争，又坚持重工业优先和独立自主发展经济。

在客观上，这就相当于为经济建设选择了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但这种艰难是为独

立自主而付出的代价。

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这时更加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继续维持着高积累

率、独立自主地发展重工业，不得不继续维持建国初期确定的计划经济、重工业优

先、高积累率的状况，并且加快了军事工业的进度，这就使得 60 年代（特别是上半

期）经济发展的约束尤为紧张。面对困难，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不信邪、不怕压、

不怕鬼，艰苦创业、卧薪尝胆。在外交方面，重点转向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以及美

国之外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个中间地带”。

经过六十年代的努力，中国拥有了“两弹一星”，初步具备了完整的重工业体

系，石油等主要工业品实现自给自足，在中西部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工业重

心单纯布局于东部沿海的局面得到改变。在国际上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

空前提高，中国支持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也鼓舞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运动，这

些因素，都是中国“国际群众路线”的体现，促成了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和西方大国

外交局面的突破。

六十年代的十年，是勒紧裤带、卧薪尝胆的十年，也是为全面开放积蓄力量、

创造条件的十年。不能把 60 年代的反帝“反殖反霸”和 70 年代之后对外开放割裂

开来。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都出现了

分化，民族民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高潮；中、美、苏三国关系有了巨大的变

正确义利观和“国际群众路线”是中国崛起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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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国面对美国和苏联的压力，提出国际形势“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判断，

把外交重点转向“两个中间地带”。1963-1964 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

判断。认为：

“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

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有的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

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

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

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不满意美国的，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

美国 。

提出“两个中间地带”，体现的是建立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国际统一战

线的大思路。在这一大思路下，20 世纪 60 年代外交工作的重点就是“两个中间地

带”。其中，对“第一个中间地带”即亚非拉国家的支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非洲和中东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潮。中国从

60 年代开始，对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新独立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了全

面而无私的援助。在政治上，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1955-1964 年，中国同

26 个亚非国家建交。到 1964 年，同中国建交的 49 个国家中民族主义国家已占绝大

多数，计 30 个国家。新中国不仅给予被侵略国家以巨大的物质援助，而且不惜做出

重大的民族牺牲。中国还在各种国际场合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给予各种直接的支持。当时世界上许多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奋斗的人士，都把中国

作为希望和信心的来源。中国还多次邀请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来中国

访问。

在经济上，给予亚非拉国家多种形式的援助。中国根据自身情况和第三世界国

家的要求与条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断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

与合作并提供援助。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是从 1956 年开始的，到 1979 年约有 40

个非洲国家得到中国经济援助，其中撒哈拉以南非国家所得援助的累计数，估计为

24.45 亿美元。1964-1977 年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高峰期，援助金额比 1950~1963 年增

长了近 5 倍。1967 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 4.5%，1972 年达 51 亿多

正确义利观和“国际群众路线”是中国崛起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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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财政支出的 6.7%，1973 年更是上升至 7.2%。1970 年，中国允诺提供外援总

额总计超过 7 亿美元，成为援助大国。

中国坚持在援助的同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

何特权。1964 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十国期间，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

的八项原则，其核心是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此

后，中国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经济和技术合作关系，积极帮助这些国家建立

工业基础，发展民族经济。

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既是基于共同的历史命运，也是基于共同的国际利益。

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反帝反殖的旗帜，是经济利益和道义责任的统一。

1971 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说，是第三世界国家“把我

们抬进了联合国。”中国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受援国数量迅速增加。自 1973 年起，

中国开始向联合国多边发展机构提供捐款 。

从这个意义上说，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在自身遇到困难的条件下，节衣缩食

都要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斗争，使得中国获得了超出其经济地位的政治地位，

以穷国成为政治大国。这些政治资源和外交资源，在不久之后的 70 年代就获得了回

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美外交关系的突破。

中国在整个六十年代，反对的最多的是美国，几乎所有被美国侵略、制裁的国

家，都得到了中国的支持。但是，结果却是 70 年代初期，在中国的经济实力还不高

的情况下，美国主动谋求和中国改善关系。这充分说明，在国际关系中，“义”和

“利”是相通的，中国坚持国际正义，坚持道义责任，最终也获得了实际的经济利

益。一个民族只有自尊、自重、自强、自立，才能得到对手的尊重，真正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

四、“国际群众路线”促成了 70 年代外交大突破和对外开放

经过 20 世纪 60 年代卧薪尝胆，中国建成了必要的军事工业体系，首次具备了

对美苏两国的战略相持和战略威慑能力；支持了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影响了西方国

家内部的社会改革运动，在国际上的威信大幅提高。这些使得美国认识到，中国的

正确义利观和“国际群众路线”是中国崛起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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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作用同二十年前已经有了根本不同，从而下决心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中国发展

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国从被迫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转折点，从这时起，

中国开始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这一转折是中国采取正确发展战略，通过艰

辛努力换来的。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没有外交关系的国

家，这次访问标志着中美结束二十多年的对抗，关系实现正常化。在中美关系正常

化的带动下，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出现大突破。新中国和美国关系正常化，

同旧中国中美关系的根本不同在于，这是建立在完全平等和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关

系。之所以能够从不独立、不平等变为独立平等，是同中国采取的正确发展战略分

不开的：

——新中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和经济体系，国力大幅增加。新中国成立初

期，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而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完

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石油自给，生产出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开始研制大

飞机和潜水艇，在第三世界国家有了广泛影响。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美国和其他

西方大国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存在，接受在“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下和中国发展关

系。

——新中国在外交上“轻利重义”，在国际上和西方国家内部具有道德感召力。

60 年代末之后中国积极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美国国内反战运动。特别是

60 年代之后，美国插手越南战争，中国支持越南反抗美国侵略，使美国深陷越战泥

潭。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先后派出 8 万优秀儿女赴越南，20 多年间向越南提供军

事、经济和自由外汇援助超过 200 亿美元，不附带任何条件，尼克松上台时，越战

以及给美国形成沉重负担，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反战运动以及黑人运动、妇女运动。

美国感受到，要解决越战问题，必须同中国进行合作。

我国有学者认为，60 年代中美关系恶化是由于中国外交执行了路线“左”的路

线，而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由于外交上转变了“左”的路线，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

60 年代中国反美反苏，并非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维护国家独立需要，并且 60 年

代总体上也没有出现一条“左”的外交路线，否则无法解释当时中国努力与同是资

正确义利观和“国际群众路线”是中国崛起王道

【研究】

本主义国家的欧洲国家发展关系，而且也一直保持着同美国的谈判。只是由于中国

当时的国力，还不足与具备同美国平等博弈的条件，所以未能使得美国接受平等建

交的条件。70 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不是因为外交路线的转变，而是由于中国的

综合国力具备了条件。当时虽然一度出现过一些“左”的做法，但是并未在外交工

作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今天不能把当时所有不符合今天胃口的做法都看做“左”

的做法。

也正是由于中国具备了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所以可以在同美国谈判过程

中，理直气壮地维护自身权益，使美国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国对国际关系

的基本立场。在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中，开篇就鲜明指出: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

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中国决不做

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没有“备战备荒为人民”

的准备、没有对广大第三世界的支援，就没有尼克松排除阻力主动访华，就没有建

立在平等关系上中美关系正常化，就没有改革开放之后的优越国际环境。这就是

“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表现。

总之，正是由于 60 年代以来中国独立自主地实现了工业化，以及在自己比较困

难的情况下支援了第三世界国家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为此中国付出了很大的代

价，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做法，才使得 70 年代初期中国具备了同西方大国平等对

话、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恢复联合国席位以及中美关系正

常化之后，我国的国际环境迅速改善，迎来了同西方大国建交的高峰，到 1976 年，

世界上主要的大国都同中国建交或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做法为改革开放以来创造

了良好的外交环境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毛泽东又相继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和“三个

世界”的划分。“一条线、一大片”是以改善对美关系为突破口，从中国、日本经巴

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

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三个世界”是 1974 年 2 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

正确义利观和“国际群众路线”是中国崛起王道

【研究】

卡翁达时，最终借用世界上早已有之的第一、二、三世界的术语，明确、完整地提

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1974 年 4 月，经毛泽东审阅批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

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策略

思想，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了毛泽东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

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集约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建立起

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主旨，以

及“不称霸”的主张。这就将苏联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起来。

中美关系引发了中国外交大突破，在当时已经建交的国家中，除了苏联、印

度、印尼三国关系较为紧张外，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与发

展。

70 年代初成为中国外交大丰收的时代。1971 年 10 月 25 日 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

会议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

利亚等 23 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

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11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

1970-1979 年，中国共和 75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包括加拿大、荷兰、

英国、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美国、葡萄牙等西方主要发

达国家（中法已于 1964 年建交），至此，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已经同西方主要发达

国家全部建立外交关系。在建交之初，这些发达国家都表示了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

的愿望。

结语：正确义利观和“国际群众路线”是中国崛起王道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坚持正

确义利观”的理念。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

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一文中写道：

“习近平同志秉承中华优秀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传统，顺应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出在外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并就其内涵作出精辟论

正确义利观和“国际群众路线”是中国崛起王道

【研究】

述。他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

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

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

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

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

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没有像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那样，简单地加入全球体系，

成为世界体系的一环，而是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治理，通过改善全球公平，争得自

己的发展空间。

从国内来看，独立自主战略，使中国具有了独立的工业体系，避免了经济和技

术上的依附地位。对一个大国来说，把关键技术和战略部门控制在自己手里是必要

的，正是由于中国具有了独立的工业和技术体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有本钱在

对外合作和技术引进中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相对较为平等的合作地位，如 80 年代对

外开放初期，美国麦道公司就同中国进行深度合作，如果当时中国没有独立研制大

型飞机的能力，这种合作就是不可能的。独立的工业和经济体系，也使中国 70 年代

初就具备了对核大国的战略威慑能力，从而才能实现国防战略的调整，从消极防御

转变为积极防御，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才能为国内、特别是东南沿海，营造

和平建设的环境，从而进行改革开放。

从外部来说，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

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反对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尽管

从短期来看付出了代价，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国际道义感召力，获

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和帮助，最终也获得了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世界强权的

承认和尊重。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是义和利和统一，是国家民族利益和国际道义的统

一，使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在全球体系中被边缘化、被迫依附的局面，开始了独

立自主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这些经验，对于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启示。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研究】

李斯特

一、 问题的提出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这首明朗、寥廓、脍炙人口的赫哲

族民歌，曾掀起一场法律的风浪，那就是始于 2001 年终于 2003 年的关于《乌苏里

船歌》（以下简称《船歌》）著作权权属的纠纷，人称中国民间文学艺术（以下简称

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争议的首例案件。①（以下简称《船歌》案）

尽管已过去十年，并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热烈讨论，我以为，《船歌》案中的丰

富的法律和历史内涵，直至今天也没有被充分地发掘出来。《船歌》不仅来源于传统

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lisite@scnu.edu.cn，510006。13798169341。 ① 一、二审案号为(2001)二中知初字第 223号，（2003）高民终字第 246号。(以下引用仅标明一、二审判决

书。)1962 年，郭颂、汪云才和胡小石到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赫哲族聚居地采风，搜集到《想情郎》、《狩猎

的哥哥回来了》等赫哲族民间曲调，郭颂、汪云才、胡小石三人在这些曲调的基础上共同创作完成了《乌苏里

船歌》音乐作品。1999 年 11 月 12 日，在中央电视台与南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99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开幕式晚会，《船歌》被介绍成“郭颂、汪云才作曲”，没有提及它是赫哲族的民歌。在郭颂演唱完后，中央

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发表看法，认为《船歌》就是郭个人创作的作品。后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组委会将此次

开幕式晚会录制成 VCD 光盘，中央电视台认可并复制了 8000 套作为礼品赠送。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

人民政府获悉这些事实后，认为《船歌》是赫哲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和劳动中逐渐产生的，反映本民族特点、精

神风貌和文化特征的民歌，赫哲族全体人民理应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郭颂和中央电视台，以及销售上述 VCD

音像制品的北京北辰购物中心侵犯了这一著作权，该乡政府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关于《船歌》著作

权纠纷的诉讼并被立案审理。本文关于此案的案情介绍及有关诉讼文书均来源于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和

《中国案例指导》（民事卷）的相关内容，《中国案例指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案例指

导》编辑委员会编，法律出版社，2005 年第 1 辑·民事卷。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研究】

社会的民间创作，还经过了专业艺术人员的加工，那正是在排斥、压制、消灭现代

著作权的 1960 年代里文艺工作者下乡演出采风服务群众的产物。到如今双方又对簿

公堂，打起了著作权权属的官司。《船歌》案简直是作者-作品关系的三生三世的命

运结合体，或者说是一块完整记录了著作权的进化轨迹的活化石。从这块活化石中

我们能找见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文艺创作活动、作者-作品关系的不同看法，这些看法

既与作品的产权归属有关，也与文艺创作的伦理观念有关。

面对这样一块活化石，常规的研究该显得多么不足。停留在现代著作权法的框

架内的法律教义学研究上，只是继续驯服于前互联网纪元的现代著作权法律体系。

停留在如何协调现代著作权法与民间文艺作品保护的研究上，只是继续为业已支离

破碎的个体独创论话语敲敲补补。但面对《船歌》案，我们真正要去做的，是福柯

所说的历史考古的工作，我们要把《船歌》案从个体独创论的主调中拯救出来，还

原为复调音乐，释放其中被压抑的旋律，我们要从判决书和已有研究的光滑表面之

下，找到历史的断层、裂痕和罅缝，重新考证各种话语的年代、位置以及它们之间

的关系，并通过还原法，拆除遮蔽物，开始重建。①因此，本文的旨趣主要不在于探

求民间文艺的保护模式，而是要借民间文艺的酒杯浇著作权伦理立场的块垒。现在

就让我们看一看，《船歌》在不同年代里分别遵循怎样的产权归属原则，体现着怎样

不同性质的作者-作品关系，以及未来又将如何。

二、《船歌》在个体独创论语境下遭遇的困难

原告赫哲族四排乡政府称《船歌》是赫哲族人民在生活中共同创作的，反映民

族生活和民族精神的音乐作品，郭颂等人只是对已有的民歌曲调进行编曲，因此

《船歌》的著作权应为赫哲族人民而不是郭颂所有。郭颂承认他在《船歌》的制作

过程中确实到过乌苏里流域赫哲族人民聚居的区域进行采风，但原作只是简单的四

句萧曲，他以及汪云才、胡小石借鉴了西洋音乐的创作手法共同完成，既添加了新

的曲调，又增加了歌词，大大区别于原来的民歌，应视为新的作品。②

① 参见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顾家琛校，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版。 ② 见一审判决书。关于《船歌》与赫哲族民歌《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的简谱记录及比较，参见田

联韬：“评《船歌》与赫哲族民歌的著作权诉讼”，载《人民音乐》2003 年第 3 期。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研究】

我们看到，《船歌》案的法庭辩论和判决是在一种个体独创论的话语支配下展开

的。这正是现代著作权的基石。“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

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

条例》第二条），而作者是“创作作品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

条）。著作权的基础在于个体创作的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不管是独创、改编、翻

译、注释、整理或汇编的形式莫不如此。根据现代著作权法的精神，唯有对此种独

创性的努力进行保护，才能鼓励文艺和科学创作，繁荣人类文化事业。为此，法律

就要精确地厘定作品中具有独创性的部分以明确著作权保护的边界，著作权法的疑

难问题往往由此而起，正如《船歌》案向我们展示的。

但著作权法所主张的个体独创论却难以解释《船歌》的创作过程。著作权法规

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此处对照上下文理解“公民”应当是指一位或数位公

民；在“可视为作者”的情形中，针对的是“法人或其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而《船歌》原调是由赫哲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逐

渐形成的，没有书面记载传世，直到 1950 年代末才被第一次记录。这些民歌曲调的

流传和创作，依靠一代代的赫哲族艺人在反复吟唱中不断添加个人的表演创作成分

进行，每位艺人都常常即兴编唱歌词，因而它的词、曲都是不固定的。诸多因素使

《船歌》原曲调的著作权主体难以确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船歌》案中反映的赫

哲族民歌与现代著作权遭遇后产生的问题也是传统民间文艺面临的普遍问题，因为

上述赫哲族民歌的创作过程体现着传统民间文艺创作的共同特性：泛创作主体性、

口述传统和创作绵延性。由此民间文艺需要一种永久性的群体或公共权利保护模

式，这与以私权为基础的现代著作权保护模式难以兼容。①正是这种不兼容给民间文

艺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带来立法、司法上的难题。

自 1990 年起至今，中国的著作权法便一直留下这条尾巴：“民间文艺作品的著

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六条）立法上的

阙如，并非立法者的疏漏。民间文艺作品的使用办法早在 1984 年的《图书、期刊版

权保护试行条例》就有所规定，②但这一暂行做法没有被之后通过的著作权法所延

① Peter Fe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Hong Kong: Sweet & Maxwell Asia, 2003, p. 163. ② 《试行条例》第十条：“民间文学艺术和其他民间传统作品的整理本，版权归整理者所有，但他人仍可对同

一作品进行整理并获得版权。 民间文化艺术和其他民间传统作品发表时，整理者应注明主要素材提供着，并依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研究】

续。民间文艺保护如何与现代著作权法接轨的问题，自著作权法立法之初就引起广

泛而持续的关注和争议。①为求同存异和周全计，立法机关采取了授权行政机关立法

的形式。尽管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等提供

的示范性文件在前，其后国务院有关部门也不懈努力地制订《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

保护条例》，在政府与学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下反复讨论相关草案，②最终仍未能

颁布成文，足见立法难度之大。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关于传统民间文艺的著

作权纠纷日见频密，有司已在 2010 年将其列入立法计划，并于 2011 年再次重申。③

立法按兵不动，司法却必须面对和解决手边的纠纷，于是中国司法在民间文艺

著作权保护的问题上先行一步。其实早在《船歌》案之前，已经出现了白秀娥剪纸

作品案④、赵梦林京剧脸谱作品案⑤等关于民间文艺的著作权纠纷，但这些案例只是

认定个人对于源自民间文艺的演绎作品有无著作权，没有涉及某民族群体提出的著

作权主张，《船歌》案第一次把这一根本性的难题摊在司法面前。在立法阙如的情况

下，司法唯有根据“《民法通则》中的公平原则和《著作权法》中保护民间文艺作品

的法律原则”⑥大幅突破通行的作者、作品概念，——将没有书面记录的、流动不居

的《船歌》原曲调认定为作品，将全体赫哲族人民认定为作者——实质上建立民间

文艺和传统知识的特别保护模式，⑦才能切实地提供著作权保护。

但即便如此，在个体独创论的支配下，在民间文艺的利用上必定产出一部部的

演绎作品，并脱离民间文艺的特别保护模式而重新进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已经

浮现的相关案例充分表现了这个趋势。⑧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了民间文艺固有的创作和

素材提供者的贡献大小向其支付适当报酬。” ① 肖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解决版权（著作权）立法中有争议的问题”，郑成思：“信息产权与版权法”，

载《版权研究文选》，中国版权研究会编，商务印书馆，1995 年版，25，89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修改立法资料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法律出版社，2002 年版，20 页。 ② 参见严永和：“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评价与反思”，载《民族研究》2010 年第 3 期。 ③

分别见：《2010 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加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的立法进程，支

持和鼓励地方性版权立法工作。”《版权工作“十二五”规划》：“加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立

法工作。”以及《2011 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加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办法》立法进

度。” ④ 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不与其订立合同且未经其同意修改、使用其作品侵犯著作权纠

纷案，来源：北大法宝案例数据库。 ⑤ 赵梦林诉上海灵狮广告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侵权案，来源：北大法宝案例数据库。 ⑥ 见一审判决书。 ⑦ 关于民间文艺著作权特别保护模式，参见：黄玉烨：“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别权利保护模式”，载《法

学》2009 年第 8 期；张玉敏：“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选择”，载《法商研究》2007 年第 4 期。 ⑧ 除上面提及的白秀娥、赵梦林案，还请看以下案例评析：廖冰冰：“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及

惠益分享”，载《人民司法》2009 年第 18 期；卢国伟、项林：“搜集整理神话传说形成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研究】

传播过程。要解释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对个体独创论进行更深入的反思。《船歌》

案一审中被告郭颂指出，原来的民歌只有寥寥几句简单的曲调，《船歌》经过他们三

人借鉴西洋音乐的创作手法，增加了新的旋律和歌词，反映了当家作主的赫哲族人

民感谢党、歌颂新生活的新精神面貌，应视为新的作品。①但细想之下仍是疑窦丛

生，之前的《想情郎》等民歌，在漫长的岁月里必定也同样经历过由简单到复杂、

由粗糙到精致的过程。尽管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觉得这些民歌曲调已经是最最简单

原始的了，但从几个音符，到一句基本的曲调，再到比较完整的略有变化的四句曲

调，这同样需要许多人的创造性智力活动来完成，在民歌的流传中，它所表达的感

情也是随着许多人对生活的不断总结慢慢丰满和更加贴近生活。为什么这些努力不

同于郭颂的努力呢？换言之，为什么郭颂的努力不是融入民间文艺的集体创作中，

而是要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个体的独创性智力活动？而且，郭颂强调他们具有独

创性的地方之一是借鉴了西洋音乐的创作手法，问题又一次暴露，他们所借鉴的西

洋音乐也并不是他们独创的。如果说独创性在于郭颂们把西洋音乐和民歌结合起

来，这也只能说明独创性只是创作活动中的一个方面，摹仿是同样重要的另一方

面，亚里士多德甚至干脆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摹仿。②那为什么要赋予独创性在创作

过程中更为本质的地位？

以上论述完全不是否认郭颂们的劳动的独创性，但是，这种独创性并非异于，

而是同于之前民间文艺的漫长的创作过程中的集体劳动；郭颂们的劳动被单独析

出，不是因为本身固有的独特性，而是出自新势力攫取作品支配权的需要。这将在

下文有进一步论述。

三、如何区分抄袭、改编和创作

为了解决个体独创论遭遇的难题，司法在解决著作权纠纷的实践中发展出一套

改编和原创行为的区分技术。原创作品，是承认作者没有借鉴之前同类作品的表达

形式，通过独立的智力创新形成的全新的智力成果，是该作品形式的初次表达或该

表达形式的初次公开，应当得到最全面的著作权保护；改编作品，则要看改编部分 护”，载《人民司法》2009 年第 4 期。 ① 见一审判决书。 ② 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研究】

和原有作品部分哪个在新的作品中占据更为中心的位置，如果改编部分构成体现作

品主题的重要部分，或者改编部分足以使作品在表现手法上明显区别于原有作品，

该作者可就改编部分享有著作权，但行使新作品的著作权不得侵犯原有作品的在先

著作权。但如果改编作品只是增加了一些次要的情节，原有作品仍构成新作品的核

心部分，它不能被认为是一部独立的新作品，也就不能获得著作权保护。

从上述行为的定义来看，《船歌》究竟是著作权法上的改编作品还是原创作品，

取决于上述的“核心部分”标准，即《船歌》的主要部分是由原有的民歌还是新创

作的乐曲构成。为此，一审法院基于两造合意委托有关专家作出鉴定。中国音乐著

作权协会接受委托，从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十名候选人中，确定了三位专家作为鉴定

人进行了鉴定，最后鉴定结论为《船歌》“应属改编或编曲，而不是作曲。”①一审法

官在此鉴定基础上认定《船歌》属于在原有民歌曲调基础上再创作的改编作品。二

审支持了这个判断，同时进一步阐明了“改编”以及“音乐作品的改编”的法律含

义：

著作权法上的改编，是指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通过改变作品的表现形式或者

用途，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改编作为一种再创作，应主要是利用了已有作

品中的独创部分。对音乐作品的改编而言，改编作品应是使用了原音乐作品的基本

内容或重要内容，应对原作的旋律作了创造性修改，却又没有使原有旋律消失。②

但是，改编与创作的分界究竟在哪里？郭颂的代理律师针锋相对地指出：《船

歌》运用的方法在近现代音乐创作中亦十分常见，据此便将《船歌》全曲简单看作

为《想情郎》改编曲并不妥当。③该律师在辩护词中继续论争：

从国内外音乐创作发展的角度来看，《船歌》是作曲而非编曲。作曲家贝多芬的

第九交响乐“欢乐颂”采用了法国民歌还吸收了法国革命歌曲。俄罗斯交响乐之父

格林卡取两首民歌为主题写了 30 多个变奏的“卡玛林斯卡亚”幻想曲。中国作曲家

也有类似的典范之作。马可、瞿维、张鲁作曲的“白毛女”歌剧采用河北民歌“小

白菜”等作为主题音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何占豪、陈刚综合了越剧中各派

① 见一审判决书。 ② 见二审判决书。 ③ 岳成律师事务所撰写，该答辩词可在岳成律师事务所网站上查阅。访问网址：

http://www.yuecheng.com/Article_View_905.html，最后访问 2011 年 11 月 20 日。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研究】

最具感染力的唱腔写成主题。不久前在北京演出的歌剧“图兰朵” 是意大利作曲家

普契尼上世纪 20 年代的作品，其中运用了中国民歌“茉莉花”……把民族音乐与现

代作曲技法相结合永远是各国进步作曲家追求、探索的重要目标。①

有意思的是，代理人在此所举的例子均为年代久远的音乐圣殿上的伟大作品，

其作者-作品地位之神圣，已达质疑即亵渎的地步。代理人正是要借助所列举的这些

作品的“神性”，为《船歌》的独创地位辩护。但同时不幸的是，如果我们斗胆用本

案中的个体独创标准触碰一下这些“神器”，它们身上的光环（是指“独创”的光

环，而不是“伟大”的光环，伟大不源自独创）同样会消失。年代久远，正是这些

作品得以在个体独创论全面支配作者-作品关系之前赢得神圣地位从而不可能被质疑

的保证，相反，它们还成为回溯历史的个体独创论的绝佳注脚。这才是为什么它们

是原创作品而《船歌》不是的真正原因。因此，虽然代理词在为《船歌》的辩护上

失败了，它却成功地提示了一点：在严格意义上恐怕不存在任何原创作品。

事实上我们难以发现任何一部哪怕是最新的文学艺术作品，它里面不包含着改

编和弱意义上的抄袭，因为“文学想象力不是一座纯灵感的火山，而是要把作者的

生活经历编织进现存的文学传统当中”。②所有创作都来源于生活。如果承认生活是

文学艺术作品的源泉，则文学艺术必须表现生活。由此造成的问题是波斯纳法官敏

锐地指出的，“在面对结构上的类似、比如类似的情节时，我们要区分抄袭和独立的

灵感有多么的困难。除非文学作品描写的是人类状态中的永久特征，否则文学作品

不会持久”，但当文学作品描写的是人类生活的一些永久特征时，我们很难区别后来

的作品究竟是在抄袭原作品还是在抄袭生活。③文学作品如此，音乐、艺术作品有所

不同但大体相像。④

更加让个体独创论者无法理解的是，在民间文艺的创作中，记录、汇编和改编

的艰难程度、重要性和创造性甚至要远远超过所谓的独创，这从根本上颠覆了原创

作品比记录、改编作品的独创性更高的神话。但这类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并根本上

保证了民间文艺的传承的劳动在个体独创论支配下的改编/创作分类中却无法得到应

① 同上注。 ② 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537、538 页。 ③ 同上注书，522 页。 ④ 关于文学与音乐作品在侵犯著作权上的认定的差异，参见 Posner and Landes,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88, 89.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研究】

有的尊重。王洛宾老人生前谈过记录和改编民歌的艰辛，他说人们以为记谱是没有

创造性的活动，其实在民歌创作中不然。因为民歌是某地区众口传唱的，“编写民歌

唱词必须提高唱词的文学性，同时民歌记谱也是困难殊多。同样一首歌，每个人唱

的旋律各异，甚至一个人唱的多段体的歌，由于唱词语言的变化，每段旋律也有不

同的变化。因此记谱者要用美的音乐标准去固定它，改编它。尤其是兄弟民族的民

歌，由于语言不同，若以汉语去表达它的内容，极为困难”，有时还难于写一首新

歌。①许多音乐工作者都专门谈到了民间音乐采录的巨大困难，由此发明了许多独出

机杼行之有效的记谱技法。②如论者指出的：“事实上，毫无取舍空间的表演、录音

与节目是极其少见的。”③同样，从发现、记谱、改编到配词，民间采风的每一个环

节都要求艺术眼光的挑选和艺术技能的运用，其中都包含了创造性。在我看来，哪

怕仅认定为记录，也丝毫无损郭颂等人在《船歌》创作上的重要贡献。个体独创论

的改编/创作区分标准，不能反映文艺创作活动的内在规律。

四、个体独创论的历史成因和伦理立场

事实上，个体独创论的主张并非什么普世价值，而是一个历史范畴。④当我们把

眼光投向西方——现代著作权的故乡——时，一切将变得非常清楚。在中世纪，西

方也不存在今天我们头脑中具体作品必定对应具体作者的观念。伯雷在《中世纪作

家和作品》中提到，大多数中世纪作品是匿名的，作者的姓名早已被遗忘，即使知

道作者姓名，我们也会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认为他的作品是匿名的。⑤而口头吟哦和

传唱同样是诗歌和故事的唯一传播方式。中世纪时期的“作者”这个词下面覆盖的

内容与今天我们所言的“作者”有着天壤之别。著作权法上所称的“作者”，是独立

地创作作品的人，作品完全隶属于作者，而我们提到作家时，我们指的是以写作为

职业的作者。但中世纪的“作者”更多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它指的是在羊皮纸、蜡

① 王洛宾：“我和西部民歌”，《今晚报》，2008 年 3 月 14 日，第 14 版。 ② 萧梅：《中国大陆 1900~1966：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考察》，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年版，239、250 页。 ③ 李琛：“谢绾樵与独创性”，载《电子知识产权》2005 年第 8 期。 ④ See Peter Jaszi, “Toward A Theory of Copyright: The Metamorphoses of ‘Authorship’”, 41 Duke L. J. 455. ⑤ “我们相信这一时期的作者很少谈论他们自己，他们的作品也很少带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他们的题材是传统

的，风格是因袭的。实际上，中世纪文学就像中世纪的雕塑和建筑那样被看作是公共的、无个性的和纪念碑式

的。”J. A. 伯雷著：《中世纪的作家与作品：中古英语文学及其背景（1100-1500）》（修订版），沈弘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46 页。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研究】

纸、纸上用鹅毛笔或铁笔进行抄写的人，中世纪没有一位作者是现代意义上的作

家。①在关于作家的原有社会观念中，作家不过是工匠的一类，他们掌握了一套故老

相传的关于修辞和诗学的法则和技艺，用来组织旧有材料，取悦看众，从中谋生，

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②这样的作者自然不会是上帝的宠儿。当书籍完成了，社会，

包括大多数作家本人，都认为作家只是所有参与书籍制作的工匠中的一份子。③

自 17 世纪下半叶，书籍出版的利润空间逐渐增大，出版商（最早是伦敦书商行

会）开始通过主张作者和写作的特殊地位来谋求新的行业特权，以代替原先的皇家

特许权。在这一背景下被后世誉为“版权法之母”的安娜法（Statute of Anne）得以

降生。④著作权登上历史舞台的帷幕拉开了。之后，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

锐。作家们不再满足于出版商给予的微薄报酬，开始与他们争夺书籍带来的巨大利

润。⑤此时作者和创作的特殊性进一步被强化，这在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看法

中得到集中表述：

天才的唯一证据是出色完成有价值的工作，而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完成。什么

是高尚艺术的天才？为着人类的愉悦、荣耀、完善，开拓人类的感知世界，这是唯

一可靠的标识。天才就是把新的元素添加到智识世界里，要不然，就是前所未有地

运用原来的客体，又或者，是他使用材料的某种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⑥

通过对特殊才华的强调，作家要求提高他们写作的报酬，更重要的是，加强他

们对于自己的作品的控制。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独创性”如何注入

“作家”，作家如何成为“天才”。独创性的英文“original”本有两层意思，原先指

的是“原初的、本来的”，文学创作的古典观认为，所谓独创是指秉承古人光辉伟大

的精神加以运用。但到了 18 世纪以后，独创性慢慢被阐释为关于创作客体或创作手

① 上注书，36 页。 ② Martha Woodmansee, “The Genius and the Copyright: Economic and Legal Conditions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Auth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17, No. 4 Summer 1984. ③ Martha Woodmansee, “On the Author Effect: Recovering Collectiv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uthorship Textual

Appropriation in Law and Literature, ed. by Martha Woodmansee and Peter Jaszi, Durhe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5-28. ④ Brad Sherman and Lionel Bently, 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 1999, pp. 11, 12. ⑤ Martha Woodmansee, 前注 29 文。关于这个历史过程的更详细讨论参见 Mark Rose, Authors and Owners: The

Invention of Copyri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⑥ 转引自 Martha Woodmansee, 前注 29 文。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研究】

法的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创造。①独创性和个体意义上的作者开始浮出水面，并在其

后的著作权历史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由此，无论从东、西方的历史来看，个体独创论的提出都既不是历史的真实总

结，也不是因为文艺创作活动本身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而是近代以来资本、市场

与文艺创作及传播结合之后的结果，这个转变导致了现代文化私有产权的兴起。要

顺应这一形势，现代著作权法必须书写新的作者-作品关系，这才是个体独创论的真

正历史成因，也就是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指出的：“诗只能从诗中制造，小说也

只能来自小说，这一点在文学同化于私有产业之前，本是无须多说的。”②

既然作品是作者具有独创性的劳动成果，自然地作品就应当成为作者的私人财

产。进而，只有对这种私有产权进行有力保护，才能有效地调动和激发人类的创造

热情，从而促进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这是著作权的伦理合法性解说。③

因为我们业已找到了个体独创论的历史起源，所以我们毫不奇怪于它的这种伦理立

场与洛克为现代私有产权的辩护如出一辙。在《政府论》中，洛克认为，正是劳动

使一切东西具有不同的价值，从而使物品脱离自然状态，而且上帝创造世界既然是

为了人类的福祉，便应当认为上帝是要把世界交给“勤劳和有理性的人们”而不是

好事吵闹和纷争利用的人来利用的，私有产权正是符合这一意图并保证勤劳的人们

可以积累和扩大他们的财产。④

依照这一逻辑，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推论：必须给予人们足够的激励方能使他们

愿意投入到劳动中去，而对于不能带来直接物质产出的文艺创作活动更是如此。这

是现代著作权的伦理主张之一。其二、既然作者做出了独创性的劳动，他便应当是

“勤劳而有理性的”、具有创造力的、从人群里脱颖而出的优秀分子，他理应得到特

别的尊重和法律保护。其三、因为文艺创作是具有独创性的劳动，它要求特别的天

赋，所以理应优于其它一般性的重复劳动，法律应对其进行更加充分的保护。其

四、因为作者是具有特殊天赋和才能的人，文艺创作是高于一般劳动的具有独创性

的特殊劳动，分工就应当被鼓励，因为只有实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才能

① 李琛：“质疑知识产权之‘人格财产一体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2 期。 ② 弗莱：《批评的解剖》，转引自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263 页。 ③ 这一观点在通行的知识产权法或著作权法教科书中均有相同或相近的表述。 ④ 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18-32 页。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研究】

使特殊的作家群体专门从事文艺创作，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作者的突出本

身就是脑体劳动分离的结果。）从赞成分工这一点来说，现代著作权的伦理主张又是

从亚当·斯密那里搬字过纸抄来的，①是对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合理

化解释。

五、反个体独创论的历史实践

但是，著作权的上述主张可能存在着内在的紧张。我们在论证区分改编和创作

的困难时已经提到，文艺创作来源于生活。那里就隐隐地透露出一些不和谐的声

音：被逐渐对立的脑体劳动和日益细化的职业划分切割成碎片的生产生活会不会阻

碍文艺创作的创造力？本部分将结合《船歌》案的事实更详细地展开论述，展现历

史上来自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对个体独创论的伦理主张的挑战。

从《船歌》以及她的前身《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来看，其创作都与

赫哲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联系。而赫哲族民间流传的说唱文学形式“依玛

坎”、“嫁令阔”、“赫呢哪”，都是咏唱打渔、狩猎、爱情、婚娶、节庆、祭祀等生产

生活内容的作品，男女老少都能触景生情，即兴编唱，②“无论是在苦难的岁月里，

还是在欢乐的喜庆吉日，在网滩上，在密林篝火旁”，人们围坐一起，为歌手说唱的

英雄事迹赞叹、欢笑、哭泣，又或是妇女们“坐在油灯下缝针线、熟皮子的时候，

或在山岗草原采摘野菜、野果的时候”随意吟唱一诉衷肠。③这里没有职业的作家，

所有人又都是作家，文艺创作不是一门职业，却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

这点上鲁迅先生说得最真切：

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

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

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

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 年版，5-15

页。 ② 《赫哲族简史》编写组、《赫哲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编写：《赫哲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9 年版，242

页；《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黑龙江省编辑组编写：《赫哲族社会调查》，民

族出版社，2009 年版，101 页；尤金良：“赫哲族音乐概况”，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 年第 1 期。 ③ 朱季贤：“论赫哲族“嫁令阔”和“伊玛堪”民间音乐的艺术特色”，载《中国音乐》199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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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

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①

在传统社会里，文艺创作与生产劳动正是这样密不可分的。生产劳动是文艺创

作的源泉，文艺创作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的表达。当文艺创作与

生产劳动浑然一体的时候，个体独创的作者-作品观念无从产生。所有的神话传说、

民间故事、歌谣，都在抄袭、借用、模仿、改编中进行着生生不息的创新，经过一

代代人传下来，一代代人修改，使本来简短朴野的素材变得美丽曲折，道德的教

训，肤浅的哲理也加了进去，慢慢就成为民族文学的泉源。②

这种实践有力地反驳着个体独创论。后者的伦理基础在于：只有强调独创性，

给予作者对于作品的精神性和物质性权利，才能够激励创作，增加人类精神文明的

财富。这种伦理诉求貌似高度肯定了创作活动和创作主体，实质是把创作活动异化

为创作主体自身之外的存在，是对创作活动和创作主体的同时贬损。当劳动必须由

外在激励扶持时，劳动就成了一种“人类为了生存和满足其基本需求必须做的苦

工”。③但我们已经看到，传统民间文艺创作的动力不在于个体的权利保护，而在于

文艺创作本身就是人类生产劳动的一部分，是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内在需求。而且，

在传统社会里，人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存在的，他既是生产劳动的主体，又是文

艺创作的主体，他既从事体力劳动，又从事脑力劳动，他既不是作家，他同时又是

作家，他的创作成果从未得到私权的保护，但他的创作热情从未消失，而他（们）

的创作从古到今源源不断地为人类提供着精神食粮。

在与传统社会的对照中，我们反而尴尬地发现，现代文明的许多症结的发生，

正与文艺创作成为职业和机械的个体独创论支配下过于严密的私权保护有关，它改

变了原来的文化传播方式，法权意识势必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契约化，这意味着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④而此种

格局包藏着内在的伦理问题，它意味着文艺创作成为文艺工作者谋生的手段，意味

着文艺创作市场化，意味着文艺工作者日益脱离生活，意味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312、313 页。 ② 参见茅盾：“中国神话研究 ABC”，见《茅盾说神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30-40 页。 ③ 克里斯特曼：《财产的神话——走向平等主义的所有权理论》，张绍宗译，张晓明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4 年版，9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31 页。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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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离和对立，意味着文艺工作者不再是传统社会中那种完整的人。一句话，意味

着人的异化。

最早对这种异化的危险进行了系统论述和批判的人，是马克思。他在《1844 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

由于私有财产体现在人本身中，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性质，从而人本身

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就像在路德那里被设定为宗教的规定一样，因此在人之

外存在的并且不依赖于人的——也就是只应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维护的——财富被

扬弃了，换言之，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就被扬弃了。由此可见，以

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

已……它十分片面地，因而也更加明确和彻底地发挥了关于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本质

的论点，然而它表明，这个学说的结论与上述原来的观点相反，不如说是敌视人

的……①

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②

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

个主要动力……③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亚当·斯密视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才显得如此深刻。④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人在改造物质世界的同时认识和改造自身的高贵的实践过

程，而私有制和分工却是造成人的异化的罪魁祸首，只有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

才能消除异化的现象。郭颂等人创作《船歌》的 1960 年代所施行的文艺政策是上述

伦理主张的历史实践。因为民国时期实施的著作权法是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立场

的，⑤新中国的政法建设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民国的旧法统，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建

立一个新社会。这一革命在文艺领域里首先要重新认识劳动作为人的实践的本质以

及文艺创作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人民生活，包括生产劳动，是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

①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74 页。 ② 同上注书，134 页。 ③ 同上注。 ④ 这是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提出的并为马克思所引用，见马克思，前注 45 书，73 页，203 页注

49。 ⑤ 中华民国《修正著作权法》，见周林、李明山主编：《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 年

版，251-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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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源泉。①因此，文艺作品的产权毫无疑问地应当属于人民：“文艺从它滥觞的

一天起本来就是人民的，……它们是被集体创作，集体享受，集体保有。”②饮水思

源，作为直接创作者的文艺工作者，不仅不应贪天功为己有，认为文艺作品是个人

独创的成果，而且要深入群众积极进行自我改造，认识到个人主义思想的错误，认

识到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危险，因为那才是导致文艺创作的源泉和动力逐渐干竭的

真正原因。于是就有了“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提法和做法。③1957

年以后，文艺工作者大批下乡下厂，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参加生产劳动，④正是要反

对个体独创论关于创作神秘化和脑体劳动分工有理的伦理主张，把异化的人重新改

造成健全的人。

上述文艺路线还提出要打破个体独创论和分工带来的阶级分化，必须彻底改革

稿酬制度。“稿酬问题，是关系到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改

造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加强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鼓励文艺工作者的创作

积极性，同时又尽可能防止产生特殊阶层的危险，目前亟需对我国现行的稿酬制度

加以改革”。⑤“如果不对现行的稿酬制度进行改革，不但对文艺学术的健康发展不

利，对逐步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首先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也极为不

利，甚至还有形成脱离工农群众的特殊阶层的危险。”⑥在这一思路下，新中国迅速

摒弃了原先参考前苏联版权法制订的一系列关于出版和著作权保护的暂行法规，代

之以一场社会运动形式的文艺革命。⑦

《船歌》正是这一运动中的产物。1950、60 年代，郭颂在音乐界崭露头角，事

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下乡到了黑龙江赫哲族的聚居地。这给他的创作带来焕然一新

的面貌。在大量接触赫哲族人民的民歌，深入了解赫哲族人民的生活后，郭颂创作

① 这一文艺思想溯源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 年第 2

版，860 页。 ② 郭沫若：“人民的文艺”，见《沫若文集》，第 13 卷，224 页，转引自刘世锦编：《马克思主义论民间文

艺》，漓江出版社，1988 年版，19 页。 ③ 参见林枫：“大搞文化革命，实现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载《云南医学杂志》1960 年第 3

期。 ④ 参见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载《剧本》1960 年 Z1 期。 ⑤ “文化部党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见周林、李明山，前

注 49 书，321 页。 ⑥ 同上注，322 页。 ⑦ 参见李明山、常青 等著：《中国当代版权史》，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年版，第二章；沈仁干：“艰辛、喜

悦与期盼——改革开放中的著作权立法”，载《中国出版》2008 年第 10 期。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研究】

出《船歌》在内的一批音乐作品，奠定了他此后在音乐界的地位和荣誉。《船歌》用

声乐和文字真实再现了赫哲族人民在打渔劳动中歌唱新生活的欢乐心情，在全国受

到听众的热烈欢迎，经久不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亚洲声乐作品代表”，没

有人否认它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哪怕被认定为改编，郭颂等人在《船歌》上的

创作给社会带来的贡献，也远远超出大部分所谓的原创。可以想象，没有郭颂这一

批人，没有《船歌》，很少有人会知道当时生活在中国极北地区的人口稀少的赫哲

族，也很少会知道这个民族曾创造了如此优美的民歌。很可能，随着现代化的推

进，这些民歌早就消失在风中了。

在我看到的两次重要的采访中，郭颂从不讳言赫哲族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对他的

影响，他还谈到当时由于他的贡献，同江市要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但郭颂更希

望得到的是“赫哲族渔民”的称号，他的名片上甚至印有“赫哲族渔民”的字样。①

郭颂在赫哲族人民面前演唱《船歌》，没有激起任何反感，却收获了赫哲族人民的欢

迎和爱戴。按照赫哲族的风俗，由他们最年长的一位族人向郭颂敬酒，这是赫哲族

对客人的最高接待，表明他们把这位客人当成自己的族人看待。②郭颂谈到：

我在两次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书后，对《船歌》近四十年

的历史进行了一下回顾，从我们当时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过程，再一

次进行了回忆。我与胡小石、汪云才同志共同创作《船歌》的难忘岁月，我对那段

时间是无怨无悔的……③

像郭颂这样回顾那段艰苦岁月仍然饱含深情无怨无悔的文艺工作者大有人在。

田联韬先生在他的书中朴实、深情、公道地回顾道：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在中国大地上，一批有志向的青年音乐家，走向群众，

走向民间，他们背上行囊，带着纸和笔（许多人到 60 年代才开始用上笨重的磁带录

音机），走向祖国边境的少数民族地区。……从北方的戈壁绿洲、内蒙草原、海兰江

畔，到南方的云贵高原、雪域西藏、海南五指山下，处处都留下了这些拓荒者的足

迹。就像是地质探矿者一样，他们在边疆各地采访调查，尽力挖掘那些深藏在少数

① 均为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节目，一是《艺术人生》，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2004 年 12 月 29 日，一是《百年歌

声》，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2007 年 12 月 23 日。 ② 《百年歌声》节目，见上注。 ③ 见《中国案例指导》，前注 1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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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群众生活中的纯朴美好的音乐，用笔和心记录下一个个音符。就这样，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把美好的青春岁月奉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①

劳动的神圣和光荣、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路线、集体主义的精神，塑造了全新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激励着人们忘我地投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去，大大丰富了文

艺创作的形式和内容。郭颂他们的成功，是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成功，是

人类试图打破脑力与体力劳动对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是社会主义新制度对个体独

创论和现代文化私有产权的公开的挑战。本文不是单纯为这场文艺运动歌功颂德，

毕竟它所隶属的文化革命系统同样由于自身内在的困难而失败了，但反对对这段历

史实践的简单否定。只有在历史实践和理论的脉络中梳理（而不是割裂）这段作者-

作品关系的“变奏”，我们才能把握著作权实践的复杂性。

六、回溯历史，作者重生

因此，个体独创论要赢得它的支配地位，就必须回溯历史，改写历史，放逐与

之抵牾的话语，重新书写作者-作品的关系。②《船歌》案中，四排乡政府和郭颂对

簿公堂，便是现代著作权这样一次“给作品‘恢复’作者、替版权‘找回’业主”③

的努力。在过去关于《船歌》的作者身份的记载中，《船歌》时而标记着赫哲族民

歌，时而标记着郭颂（等）编曲，时而标记着郭颂（等）作曲，④因为它本不是个事

儿，作者的身份在当时是无关轻重，没有人留心的。作者身份的放弃，恰恰是作者

自我改造，争当“新人”的开始。⑤但时至今日，作者身份变得如此重要，因为它是

著作权的主体，是著作权为人类文明保驾护航的逻辑起点。表面看来，为争取作者

身份的郭颂败诉了，但《船歌》案背后隐匿着的那位大写的作者却胜利了。胜利不

在于个体独创论成功解释了《船歌》的创作活动，胜利在争议双方都开始运用个体

独创论来回顾历史的那一刻起已经决定了，因为劳动创造权利的伦理观念开始支配

人们的想象力，树立了它的合法地位。此后剩下的，便是大家在使用《船歌》时先 ① 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1 页。 ② 对“作者”身份和功能的深入分析，参见 Focault, “What Is An Author”, in Michel Foucault,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ed. by James D. Faub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p.187-204. ③ 冯象：“法盲与版权”，见冯象，前注 35 书，65 页。 ④ 见一审判决书。 ⑤ 同前注 62。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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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查明作者是谁，再联系解决著作权使用的问题，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人们终于不

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写到这里，福柯意义上的“作者”已经浮出水面。作者，这位著作权法上所指

的“创作作品的公民”，只是社会各方在争夺作品支配权时借来打鬼的钟馗，是权力

关系一次又一次的书写。真正的作者，则是拥有作品支配权的那一位。在传统社会

中，社会剩余财富有限，有闲阶层少，识字率低，复制技术落后，都极大地制约了

文艺作品的生产和传播，加上个体从属于社群，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私有产

权，于是传统民间文艺的作者始终处于混沌状态。到了西方近现代，受教育水平提

高，书籍市场日渐扩大，复制手段也大大提高，新的利益必须得到重新分配，个体

独创论才应运而生，为文艺创作与新兴的资本和市场相结合提供了伦理话语。而人

们在对个体独创论的反思性实践中，又提出了与之相对的“作者”观念。可见，在

每一次社会变迁中，只要围绕文艺作品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作者”就会拥有新的

身份和地位。

现在我们又一次来到了历史的关口。一方面，文化产业中的跨国资本寡头把个

体独创论极端化，抹杀文化为全人类共同创造并应为全人类自由享有的本来面目，

并逐步劫持了著作权法律制度，一再扩张“作者”的权利，使著作权制度有丧失平

衡个体与公共利益功能的危险。①学界已有研究表明，当今国际的知识产权（包括著

作权）法律制度，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而且尤其是美国的资本寡头们劫持民意强势

推行的标准。②同时另一方面，自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新纪元以来，信息的生产、传

播、交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互联网上著作权纠纷烽烟四起，正告示着新格局

与旧制度之间激烈的冲撞。是新“作者”诞生的时候了。

中国传统民间文艺遭遇的“作者”身份的尴尬，犹如一面镜子，照出西方发达

国家推行知识霸权政策的面目。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呱呱坠地，

最早的具体起因是 1978 年英国出版代表团来访和 1979 年《中美高能物理协议》签

① 这方面的出色批判，可参见：达沃豪斯/布雷斯韦特：《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年版；Lawrence Lessig, Free Cultu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William W. Fisher Ⅲ: Promises To Keep,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一个生动的描述，可见 Eben Moglen, The dotCommunist Manifesto,

http://emoglen.law.columbia.edu/my_pubs/dcm.html，2011 年 12 月 11 日访问。 ② 像辉瑞和 IBM 公司的首席行政长官就曾兼任美国总统的贸易政策与协商咨询委员会（ACTPN）成员，直接对

美国的外贸政策制订产生影响。See Duncan Matthers, Globali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ondon: Routeledge,

2002, pp. 18, 19.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研究】

订及中美贸易协定商谈过程中，美方一再提出版权保护的问题。①其后，美国更借助

“特别 301 条款”等单边制裁的手段，操纵谈判，强迫各发展中国家接受对美国有

利的知识产权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的著作权立法从日程到内容都不可避

免地带有被动的色彩，如 2001 年对著作权法的修订，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适应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②因为外在的压力，著作权立法在考量中国实际国情时不免时

时受到掣肘，这部分导致了著作权法成为争议极大，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间最

长的一部法律。③在传统民间文艺保护的问题上，囿于西方著作权法的既定框架，立

法便深感无力解决并只好暂时束之高阁。《船歌》案中的作者-作品问题，反映出中

国著作权立法被动接受西方著作权法律框架的历史痕迹。

因此，回顾《船歌》的创作历史，反思个体独创论的真正意义不在破坏，而在

重建。既然个体独创并非文艺创作的真实源泉，那么我们也不必用天赋人权的观念

去神化著作权，它应当只是保护创作和协助作品流通的法律工具；④既然作者只是各

方争夺作品支配权的一面旗帜，而真正支配作品的权力主体并非作者，著作权的伦

理基础便应从创造立场转向分配立场，“走下‘鼓励创造’的神坛，步入‘分配利

益’的俗境”，⑤而著作权革新的目的在于矫正现有分配格局下的不公平。在互联网

技术造成的新局面下，在中国国力日益强大的条件下，打破国际资本寡头垄断的产

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神话，再掀起一场著作权的革命，恢复被贬损的劳动和劳动主体

的地位，是中国法制建设担负的前人从未做过的光荣使命。传统民间文艺的保护，

可以成为启动这一浩大的法制工程的起点。至于具体实施方案，维基百科

(Wikipedia)和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实践或许能给予我们启发。这种基

于从自由软件运动发展而来的“著佐权”（Copyleft）观念的方针政策，试图在不与

现行著作权基本框架直接冲突的前提下，用自由协议的方式要求演绎作品保持与原

作品的自由使用方式，最终促进创作自由。⑥在传统民间文艺保护上，能否由国家和

① 宋木文：《亲历出版 30 年》，上卷，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413-421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立法资料选》，前注 6 书，30，31 页。 ③ “审议时间最长”，语出王汉斌，转引自沈仁干：“从‘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说起”，载《中国版权》

2008 年第 5 期。 ④ 关于知识产权工具论，参见 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dershot: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6, chap. 9. ⑤ 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139-141 页。 ⑥ 维基百科和知识共享的著作权方针和规定，在其网站上有详尽的介绍。有关述评可参见：莱斯格：《代码

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216，262 页。

乌苏里船歌：产权与伦理的双重变奏

【研究】

政府牵头，搜集传统民间文艺资源，建立民间文艺数据库，在承认著作权制度的前

提下，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不同的许可协议，即任何人可以自由、无偿地使用该数据

库中的资源，但必须承诺以同样的方式与他人共享（share alike）利用该资源创作

的演绎作品？这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被割裂的文艺创作又有望回到流淌不息

的文化长河之中。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有利于落实建设文化强国的

战略目标，也将是中国对著作权制度文明做出的一大贡献。

无竟寓书画艺术欣赏

【写意】

【写意】

无竟寓书画艺术欣赏

【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