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学报学报

编委会主任

李国喜

编委会副主任

靳 铭 赵耀宏 贾 波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广荣 师晨旭 杨志和 李国喜

赵耀宏 贾 波 曹长青 靳 铭

主 编

赵耀宏

执行主编

张海波

学报

Jour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 , Vol. 11 , No.4 July, 201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关于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研究 ………………………………………………… 徐田华 5

伦理秩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 肖 祥 11

学习梁家河大学问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梁家河大学问解读 ………………………………………………… 夏 泉 王 菁 18

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历史方位认识的演进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全国党代会报告的分析 …………………………… 王武岗 28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微观审视（1978—1983）——以绵阳地区为例 …………………………………………………… 崔一楠 张 屹 35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专题

《共产党宣言》：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 ………………………… 庞仁芝 45

从《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宝库中汲取思想营养 ……………………………………… 王诚安 54

马克思主义

臆想、设定、预见与发现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种新视角 …………………………… 赵家祥 62

目 录

学报2018年 第11卷 第4期（总第64期）

编 辑：曹祖明

刘 滢

赵 春

艺术总监：于 多

英文翻译：李俏梅

编 辑 部

特别声明

凡在本刊发表作品者，视为遵守以下约定：作者同意将该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汇

编权、翻译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给本刊编辑部，本刊编辑部可以将上述权利转

授给第三方使用，上述权利使用费已包含在本刊所付一次性稿酬中。作者不再许可他

人以任何形式使用该作品，但作者本人可以在其后继作品中引用（或翻译）该论文中

部分内容或者将其汇编在作者非期刊类的文集中。

欢迎国内外各类二次文献和报刊转载本刊发表的作品，但请注明出处和责任编辑

姓名。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编辑部

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多元谱系 ………………………………………………… 徐觉哉 74

延安十三年史

1940年代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探析——侧重于中共对美国的观念及政策的考察 …………………………………… 王树林 101

美军情报官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交流（1937—1947）——卡尔逊在华北 ………………………………………………………………… 邵 雍 112

抗战初期延安对日机轰炸的预防

——以《新中华报》的报道为视角 ……………………………………… 孙 伟 张秀旭 120

书评与考证

对西安事变的全景扫描

——李义彬《西安事变史略》评介 ………………………………………………… 曾景忠 127

《刘少奇年谱》（上卷）若干史实考辨 ………………………………………………… 方海兴 132

学报

Jour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 , Vol. 11 , No.4 July, 2018

Table of Contents

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Remarks on Food Security

XU Tianhua

On Ethical Order and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XIAO Xiang

Fastening the First Button in Lif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Knowledge of Liangjiahe

XIA Quan, WANG Jing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Party’s Assessments of China’s

Historic Junctur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arty’s Reports at the CPC National

Congresses since the Adop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WANG Wugang

A Micro-Review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Rural Areas in the Early Day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1978-1983): A Case Study of

the Practice in Mianyang

CUI Yinan, Zhang Yi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 Classic Work of

Scientific Insights into the Law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PANG Renzhi

Drawing Nourishment for Thought from the

Treasury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ANG Cheng’an

A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Marxist Classics

ZHAO Jiaxiang

On the Multi-Lineage Pedigree of Socialist Ideological

Trends in Modern China

XU Juezai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40s—Focusing on the

CPC’s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on the USA

WANG Shulin

A US intelligence Officer and the Top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37–1947)

—— Carlson in Northern China

SHAO Yong

On the Precautions Adopted by Yan’an against

Japanese Air Raid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s Reports by the New China News

SUN Wei, ZHANG Xiuxu

A Panoramic Scan of the Xi’an Incident——A Book

Review of A Brief History of the

Xi’an Incident by Li Yibin

ZENG Jingzhong

An Examination of Some Historical Facts in

A Chronicle of Liu Shaoqi’s Life (Vol. 1)

FANG Haixing

粮食安全始终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

头等大事，正如列宁所说：“粮食问题是一切问

题的基础。”［1］348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十分重

视粮食工作，并在领导粮食工作的实践中逐渐形

成党的粮食安全思想。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继

承党的粮食安全思想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国内资

源环境条件、粮食供求格局和国际贸易环境变

化，高瞻远瞩地提出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在继承党的粮食安全思想基础上，创新完善

了党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

一、习近平粮食重要论述的

形成背景及主要内容

（一）习近平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的现实背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

二连增”，粮食生产自2013年以来连续5年稳定在1.2 万亿斤以上。粮食生产保障能力有了较大提

升，粮食安全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随着世

界贸易格局和粮食市场供求的变化以及国内粮食

生产的刚性制约，粮食安全面临着新的挑战。

习近平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的国际背景。一方

面，中国粮食进口的形势比较严峻。世界粮食出

口国比较集中，随着发达国家粮食用途的拓宽和

新兴经济体粮食需求的增加，粮食竞争更加激

烈，少数几个国家操控粮食贸易的可能性不断增

大，中国粮食进口的难度加大，面临诸多不确定

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粮食进口规模不断扩

大，中国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的联系程度逐

渐加深，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结构和供求对中

国粮食的生产、供求以及调控手段、政策效果等都

有较大影响，这些都增加了国内粮食市场和价格保

持稳定的难度加大［2］2-8。

习近平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的国内背景。一方

面，随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城乡结

构、消费结构的变化，饲料用粮与工业用粮增长

习近平关于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研究徐田华

（农业农村部党校〔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北京 昌平 102208）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继承党的粮食安全思想基础上，创新完善了党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

习近平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提出了“饭碗论”、

“两藏论”、“底线论”等一系列重要论述，采取了保障重点、确保产能、主动开放等一系列新举措，对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重点；确保产能；主动开放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8）04—0005—06

【收稿日期】 2018-04-22

【作者简介】徐田华，农业农村部党校（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助理研究员。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

2018年7月

第11卷第4期

July，2018Vol.11，No.4

5

较快，国内粮食需求总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

随着粮食主产区北移以及华北地区地下水位过度

下降，东北黑土地有机质含量过快减少，部分地

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农

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受到挑战，中国粮食生产

面临的资源要素制约加剧，保持粮食生产持续稳

定发展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二）习近平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对粮食问题始终保持清醒和警惕，在

洞察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综合考虑国内资源环

境条件、粮食供求格局和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前

提下，于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

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习近平指出：“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

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3］并强

调，“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

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4］106。因此，他提出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是治国理政必须长期

坚持的基本方针”，他认为任何时候国内粮食生产

都不能放松，“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

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

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

局。”［5］《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提出，中国粮食自给率需稳定在 95%以上，其中稻谷、小麦要保持自给，玉米要保持基

本自给。

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

情况下，要严守耕地红线，推动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加快落地，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 “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是试点的大前提，决不能逾越。”［6］

他认为保护耕地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要实行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依法依规做好耕地占补

平衡”，坚决防止占补平衡中补充数量不到位、质

量不到位问题，以及“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

水田补旱地的现象”，“不能让一些人以改革之名

行占用耕地之实”。［7］

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探索实行耕地

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既有利于耕地休养生息和农

业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平衡粮食供求矛盾、稳定

农民收入、减轻财政压力”［8］，确保急用之时粮食

能够产得出、供得上，“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

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质量、效益

上”［9］。习近平指出，“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

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

路。” ［10］“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按照增产

增效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生产生

态协调的原则，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

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安全环保法治化，加快构

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

求的技术体系。”［10］

在粮食对外贸易问题上，习近平展现出了更

加自信与开放的姿态，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明

确提出要“适度进口”，并将积极稳妥利用国际

农产品市场和国外农业资源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布

局 ［11］15。“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当

增加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把握好进口规

模和节奏。”［12］

二、习近平继承了党的粮食安全思想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粮食工作中，

逐渐形成了党的粮食安全思想，主要有三个方

面：一是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将粮食安全作为治

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二是重视粮食生产，实行多

种经营；三是立足自给，适当进口。

（一）将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虽然党在领导粮食工作初期，没有提出“粮

食安全”的概念，但是从新中国成立起，党始终

将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来抓。

“粮食定，天下定。”毛泽东认为农业关系国

计民生极大，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并一再强

调：“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

有一天要天下大乱。”［13］199周恩来认为粮食是人

6

的第一生活需要，“衣服可以穿破的，可以少穿

一件，而粮食每天要吃。［14］163 陈云认为粮食是稳

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并明确提出了“粮食定，

天下定”的思想。1959年，他在《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指出：“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

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15］116

邓小平虽未明确提出过粮食安全的概念，但

其农业发展思想中始终包含着粮食安全的思想。

他指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

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16］406他认为，农业主要

是粮食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会影响经济发展，

并一再告诫，“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 ［17］23。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粮食

问题不能受制于人，他指出，要避免出现大量进

口粮食的局面，“如果那样，将会影响我们经济

发展的速度。”［17］159

江泽民强调农业问题、粮食问题始终是国计

民生第一位的大问题，［18］120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

经济的首位，不是短期的、局部的方针，而是必

须长期坚持的、全局性的方针［19］79。没有粮食的

连年丰收和丰富的农副产品作物质保证，就不会

有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

的发展，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加强农业这个基础

的决心不能动摇”。［20］

胡锦涛首次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他

强调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巩固农业基础

的弦要始终绷紧，他指出：“粮食问题，是中央

高度关注的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

是基础的基础。……在粮食这个问题上任何时候

也不能有丝毫松懈。”［21］28对于我们这个拥有十几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吃饭问题始终是不能掉以轻

心的头等大事。“如果吃饭没有保障，一切发展

都无从谈起。”［22］1038

（二）重视粮食生产，实行多种经营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问题首先是粮

食问题。我们党在抓粮食安全时，不是单纯地抓

粮食生产，而是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综合平衡，

在重视粮食生产的同时，实行多种经营。

早在粮食问题还直接关系到江山能否坐稳，

天下是否安定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以

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思想。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23］723 的想法。1960年，在中央转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全国农业工作

会议的报告》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被正

式写入中央文件。毛泽东提出的“以粮为纲，全

面发展”，意在农业生产的综合平衡，但实际上并

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而是变成了单纯的粮

食生产。尤其是在“大跃进”、“文革”的狂热氛

围中，农村家庭副业、多种经营都被当成资本主

义尾巴割掉，很多地方甚至变成了“以粮为纲，

其余扫光” ［24］51。尽管如此，“以粮为纲”的方

针至少保障了国家在“文革”动乱岁月中粮食生

产的基本稳定。

文革时期对“以粮为纲”的过分强调，使其

含有某种特殊的政治意味，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

时期以后，中央虽然继续坚持重视发展粮食生产

的方针政策，但是也不再提“以粮为纲”了。［24］52

邓小平针对到处大种粮食，忽视农副产品的情

况，提出“农业实行多种经营，因地制宜，该种

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

作物，不仅粮食大幅度增长，经济作物也大幅度

增长”［17］238 ，以此来纠正这一“左”倾错误思

想。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不仅使粮食大量增产，

也使农副产品大幅增加，满足了城乡人民的生活

需要的同时，也为我国获取了大量外汇。［25］65

江泽民、胡锦涛在重视增加粮食产量的同

时，也很重视农副产品等的生产。1995—2011年期间，水产品、蔬菜、水果和茶叶等，成为我国

出口量最大的农产品，农业一度承担着出口创汇

的重要角色。［26］63

（三）立足自给，适当进口

从毛泽东时期“迫不得已进口粮食”开始，

虽然我们一直都有进口粮食，但是始终坚持立足

于自给，甚至还自给有余。

1958 年以后，由于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加上连续的自然灾害，以及中央的高估产、高征

7

购，使得粮食极度匮乏，面临严重粮荒。尽管当

时吃进口粮是个禁区，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陈云果断向中央提议进口粮食，以缓解严重的粮

食危机。［27］28分管粮食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

念同意并正式建议进口粮食，1960年12月毛泽东同意，并批示：“能进口 20 亿斤，更好。”［28］33从 1961年到 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 500万吨左右，尽管进口的数量并不大，但是作为国家掌

握的大宗粮源，对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保证市场

稳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7］29

邓小平时期，坚持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指

导方针使粮食与农副产品产量迅速增加，农产品

出口成为我国获取外汇的主要渠道之一。1978年到1984年粮食超常规增长，1984年出现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卖粮难”［29］25，并于 1985、1986连续两年出现了粮食净出口现象。1980年到 1990年，我国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年平均出口增长率

为8.64%。［30］9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

方国家将中国看成最危险的潜在敌人，并炮制出

“中国粮食威胁论”，指责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大量

进口粮食，引起国际粮食市场恐慌。对此，江泽

民指出我们进出口一些粮食的主要目的是调剂品

种，［19］77“我们完全有能力、有办法解决中国人

民的吃饭问题。”［31］210江泽民深刻阐述了中国粮

食自给问题：“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12亿多人口的大国，粮食必须立足于自给” ［32］，“而且还要自

给有余”［18］120。1996年，国务院发布《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白皮书，提出立足国内资源、实现

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成为中国至今未变的粮食

战略总纲。

三、习近平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的创新

（一）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提出新战略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并放在重要位置，但是由于大部分时间里我国粮

食产量不足、不稳定，以及国际形势等因素变化

影响，我们的粮食安全，尤其是粮食产量这根弦

一直绷得很紧。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粮食生产

能力的提升和粮食产量的增加，尤其是近几年粮

食库存持续高位运行的现状，使许多人放松了粮

食安全意识。有些人提出我国粮食生产的太多

了，库存满了，装不下了；有些人认为农业补贴

太多了，应该减少或取消；还有些人认为国外粮

食既便宜又好，自己生产不如进口划算。

习近平洞察粮食安全的本质，深刻认识到粮

食安全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正如美国

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

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

控制了所有的人。针对社会上对于粮食安全的麻

痹大意和种粮补贴的非议，习近平清醒认识到，

决不能放松粮食安全这根弦，“我国有13亿人口，如果哪天粮食出了问题，谁也救不了我们”［33］，

“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软肋的国家，都

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12］，在粮食问题上

不能侥幸、不能折腾，一旦出了大问题，多少年

都会被动。［4］106因此，他在深刻把握国情、洞悉

世界形势的情况下，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时期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并提出了“饭碗论”、“两藏

论”、“底线论”等一系列粮食安全理论创新，

坚持立足国内保障自给，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

动权。

（二）深刻把握国内外新形势，提出新举措

习近平深刻把握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了新时期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引领粮食安全实践的创新。

201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举措，由全面发展转向保障重点，由确保产量转向确保产能，由被

动进口转向主动开放，牢牢地把握了粮食安全的主

动权，不仅为确保粮食安全底线提供了理论支撑，

而且有助于国内资源环境的优化配置。

1.全面发展转向保障重点建国以后，党的粮食安全工作总基调是全面

发展保障所有品种的粮食需求。毛泽东时期，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指导方针是“以粮为纲，‘粮、

棉、油、菜、糖、果、烟、茶、丝、麻、药、杂’12个字统一安排，全面发展多种经营”［24］49。尽管当时因

8

为种种原因，全面发展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但是

粮食安全要全面发展的思想却被传承了下来，从

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无论党的粮食安

全指导方针如何变化，都是立足于国内资源，保

障所有品种的粮食需求。

在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习近平

虽然仍立足于粮食基本自给，但是保障粮食安全

不再是保障全部粮食种类，而是有所取舍，先保

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他明确了保障的重点，对必

须立足国内生产的粮食品种进行了战略抉择，即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通过主动的

战略选择，一方面保证了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

端在自己手上，另一方面减轻了粮食生产和资源

环境恶化的压力，牢牢把握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和

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

2.确保产量转向确保产能新中国自成立始，就面临着粮食紧缺的考

验，党将粮食产量作为天下安定的基石来抓，粮

食安全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粮食产量不断提

高，到 1998年达到 1.02万亿斤。后由于放松了对粮食生产的警惕，结果导致 1999年开始的大幅减产，为此我们党从 2004 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直到 2013 年粮食产量达到 1.2 万亿斤，并从2017年起连续五年保持在1.2万亿斤的水平上。

在十八大以前，党的粮食工作的重心就是千

方百计增加粮食产量。实践证明我国的粮食工作

是成功的，粮食产量稳步提高，满足了人们的需

要。但是这个过程中也付出了很多环境代价，比

如地下水超采、土壤退化、水源污染加重、生态

被破坏等。习近平充分认识到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存在的隐患，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耕地与环

境，粮食产量的可持续性将受到严峻挑战。因

此，他在粮食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了“确保产

能”，并提出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来保

障落实。当前，由于国内粮食库存多、补贴负担

重，而国际粮价走低，国内外市场粮价倒挂明

显，我们党把握了国内外市场粮食供给较为宽裕

的时机来进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探索，推动

党的粮食安全工作从保产量转向保产能，为粮食

安全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3.被动进口转向主动开放建国以来，我们党走过了一条依靠国内生产

基本满足粮食需求的道路。从毛泽东时期迫不得

已进口粮食，到邓小平时期“避免过几年又出现

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再到江泽民时期“粮食必

须立足于自给，而且还要自给有余”，国家对于粮

食进口一直保持谨慎与警惕的态度，这既有利于

政府对农产品的调控，又避免了给西方国家留下

“中国粮食威胁论”的把柄。

对中国这样一个 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保障粮食自给意义重大，但是在生态环境刚性约束

越来越突出、粮食全球供给相对宽松的环境下，

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适度进

口”弥补国内部分品种供求缺口是一种适时的战

略选择。习近平首次提出了积极利用国际粮食市

场适度进口的思想。尽管适度进口会带来抑制国

内粮价、减少农民种粮收益、削弱政府调控力度

等弊端，但是从全球视野来看，在保证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上的条件下，充分挖掘国际市场和国

际资源的潜力，弥补农产品供给缺口，无疑是更

加经济、更加稳妥的方式。适度进口缓解了部分

粮食的供给压力，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食物

消费需求，同时有效缓解了粮食生产的资源环境

压力，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

了保障基础。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宋洪远.实现粮食供求平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J］.南京农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4）.

［3］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 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N］.人民日

报，2013-11-29.

［4］瞿长福，乔金亮.粮食安全是我们的底线——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面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综述［J］.中国食品，

2016（6）.

［5］中国人饭碗要端在自己手上［N］.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3-12-25.

［6］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

9

议 强调鼓励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 推动改革顶

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互动［N］.人民日报，2014-12-03.

［7］习近平就做好耕地保护和农村土地流转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 强调依法依规做好耕地占补平衡 规范有序推进

农村土地流转［N］.人民日报，2015-05-27.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

话［N］.人民日报，2015-12-22.

［10］“ 平 语 ”近 人 —— 习 近 平 的“ 三 农 观 ”［EB/OL］.

（2015-12-29）［2018-01-19］. http：//www.xinhuanet.

com/politics/2015-12/29/c_1117601781.htm.

［11］任正晓.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J］.中国粮食经济，2015（10）.

［12］中 央 农 村 工 作 会 议 在 北 京 举 行［N］. 人 民 日 报 ，

2013-12-25.

［1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5］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8］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9］许先春.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怎样应对“中国粮

食威胁论”的（1994—1996年）［J］.党的文献，2016（2）.

［20］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中国农村杂志社.江总书

记视察农村［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21］王文娟.当前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D］.兰州大学，

2010.

［22］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二）［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5.

［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7.

［24］邹华斌.毛泽东与“以粮为纲”方针的提出及其作用［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06）.

［25］颜丹.邓小平的粮食安全思想［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01）.

［26］熊启泉，邓家琼.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失衡：结构与态势

［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27］唐正芒.陈云与困难时期的粮食进口［J］.党史博采，2007

（12）.

［28］李红喜.殚精竭虑共赈粮荒［J］.红岩春秋，2012（4）.

［29］瞿商.中国粮食国际贸易和性质的历史分析［J］.中国经

济史研究，2006（3）.

［30］王德文.90年代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战略［J］.国际贸易

问题，1993（11）.

［31］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6.

［32］江泽民在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强调 加强

党对农业农村工作领导保持和推进农业发展好势头

［N］.人民日报，1997-01-14.

［33］从《摆脱贫困》看实现伟大中国梦——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暨《摆脱贫困》理论研讨会发言摘

要［J］.求是，2014（10）.

【责任编辑 曹祖明】

On Xi Jinping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Remarks on Food Securitys Important Remarks on Food Security（（Party School/Agriculture Management Institute,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Changping, BeijingParty School/Agriculture Management Institute,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Changping, Beijing

102208102208））Abstract: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Xi Jinping has formed a systematic thought on food security

on the basis of the Party’ s food security thought. He charted a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that involves“relying mainly on domestic production, based on the domestic market, maintain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importing moderately, and support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also put forth a series of new ideas,including the so-called “rice-bowl theory”, “double-storage theory”, “bottom-line theory”, and a series ofnew measures, such as “guaranteeing the key demands, ensuring productivity, proactively opening up the foodmarket”, etc. All these are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nsuring China’s food security.

Key Words:Key Words: Xi Jinp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guarantee the basic demands; ensur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proactively open up

10

纵观人类“治理”的历史发展，基本循着

“国家统治”（农业社会）——“国家管理”

（工业社会）——“国家治理”（现代社会）

的图谱演进。在“统治”阶段以“专制思维”

为主导，“管理”阶段以“维稳思维”为主

导，“治理”阶段以“秩序思维”为主导。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提高

社会治理水平”，“治理”概念取代了“管

理 ” 概 念 、 “ 秩 序 思 维 ” 取 代 了 “ 维 稳 思

维”。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法治秩序和伦理秩

序共同支撑与维护，而其中伦理秩序是基础秩

序。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置于伦理秩序建构的视

域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特色

之路”。

一、国家治理的挑战应对

与“思维转向”

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着内外的挑战，这些挑

战影响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就外部而言，主要是“颜色革命”和西方民

主制度的挑战。其一，21世纪初期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和中东北非地区、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

的政权变更的“颜色革命”运动，导致了持久的

社会对立和动荡，对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破坏性

影响。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政治运动背后都有西

方国家外部势力插手其中。拒绝“颜色革命”，维

护政治秩序的稳定、协调推进政治发展与经济、

【摘 要】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应对国内外种种挑战需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

治理现代化以“秩序思维”取代“专制思维”和“维稳思维”，实现了“治理”思维的转向。法治秩序是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最强动力”，而伦理秩序则构成其“最好动力”。伦理秩序作为“基础秩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

供伦理结构支撑和深层的价值动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秩序建构，需要从国家顶层“建构”、治理行为“规

范”和日常生活“生成”三个致思路径分别建构伦理价值秩序、伦理制度秩序、伦理心灵秩序。

【关键词】伦理秩序；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8）04—0011—07

伦理秩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肖 祥

（桂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收稿日期】 2018-03-11

【作者简介】肖祥，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项目批准号：16ZDA103）和广西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

才”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

2018年7月

第11卷第4期

July，2018Vol.11，No.4

11

文化、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我国必须保持时时

的警惕。其二，对西方民主制度应保持一种理性

的警觉。西方民主制度曾被认为是普世的，“政

治西方”曾被赋予拯救世界的历史使命。但是事

实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西方政治遭遇重大挫折；同时，曾被认为是最好的、将“有效强大的

国家”和“基于法治和民族负责制的约束制度”

结合起来的“自由民主制”［1］ 492 的弊端日益显

现，因为“在当代自由民主国家，对程序的崇拜

高过对实质的崇拜”［1］494导致了西方国家政治衰

败已经成为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不可移植性说

明，根据中国国情探索一条以国家建构秩序和富

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正是我

们面临的紧迫课题！

就内部而言，主要是发展问题的挑战——包

括现存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问题。其一，“有增

长无发展”怪圈。这是一种只重视物质财富量的

增加，而没有社会和人的发展的状态。它包括三

种状况：一是“无工作的增长”，即经济增长并没

有增加就业机会；二是“无声的增长”，即物质的

发展使人失去了人性，人成为物、工具，民众缺

乏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三是“无情的增长”，即

经济较快增长反而加重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其

二，“无未来的增长”，即不顾自然资源耗竭和人

类居住环境恶化而换来的增长。追求高速增长的

生产模式已经累积了巨大的环境负担——尽管党

和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在十八大将“生态

文明建设”列入国家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但是

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PM2.5严重超标，雾霾成为威胁广大民众健康的主要杀手。中国正在步入

中等收入国家并努力成为高收入国家，但显然，

粗放型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其三，“无根的增

长”，即忽视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要性。中国是一个

有着悠久道德文明传统的国家，但当前市场的不

规范现象依然严重，广大民众为食品安全得不到

保障而担忧，坑蒙拐骗、制假贩假、失信欺诈等

现象随处可见；交往的不信任感增强，道德在一

次次事件中遭受拷问。其四，“中等收入陷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一些国家经济“起飞”并

很快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没有及时对

社会分配关系、产业自主创新、经济运行体制、

政府治理结构等方面做出相应改革，使经济发展

陷入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

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

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大量问题涌

现。这些问题离我们并不遥远，例如，工业经济

中的人口红利正在消退；教育体系遭到专家和民

众的质疑，教育不公平、教育乱象甚至有恶化趋

势等等，需要我们倍加警惕。

中国如何应对严峻挑战，需要从国家治理的

高度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如果说从“统治”

到“管理”是传统型国家向现代型国家职能的一

次飞跃；那么从“管理”到“治理”的重心转

移，则实现了国家职能的又一次飞跃，而“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则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程中治理思维从“维稳思维”到“秩序思

维”的转向与创新。

从内容看，“维稳思维”重“管理”，“秩序

思维”重“治理”。一是主体发生了变化。管理主

体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治理的主体

具有多元化，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个体参

与也成为主体。二是主要任务和职能发生了新变

化。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政权的管理职能凸

显，但国家统治的职能并没有完全消除，因为国

家统一和国家安全仍然是重要任务。“三大改

造”之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维护社会稳定和发

展国家经济成为重要任务，“维稳”成为管理国

家与社会的主题；随着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的深入，利益分化剧烈、不公平现象突出、社会

问题矛盾增多，“维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怪异现象”，实质上沦为维护

利益集团和现有利益格局的工具。但是，利益认

同不能依靠威权统治或“指令式干预”而获得，

必须实现治理思维向秩序思维的彻底转变。十八

大之后，对“维稳”话语的逐渐摒弃和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提出，敞开了通过多元治理推进社会全

12

面进步的“治理之路”。

从目标看，“维稳思维”重“稳定”，“秩序

思维”重“发展”。管理的目标在于政府或相关部

门依据法律、法规、政策等规范体系，对社会领

域各方面进行干预、协调、组织、调控，从而实

现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稳

定、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治理的目标从社会角

度而言，旨在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注

重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和谐；从个体角度而言旨

在保障权益、促进自由全面发展。“稳定”执着

于现状的维持，“发展”则面向未来的进步。

从方式看，“维稳思维”强调单向度管理，

“秩序思维”强调双向性互动。“维稳思维”的管

理方式是从上到下、依靠政府和强权进行单方面的

“管”和“压”的控制，忽视了被管理对象的主体

性和能动性。这种方式也许在短时期内是有效、高

效的，但是难以实现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有时甚

至埋下社会冲突的种子。“秩序思维”的管理强调

尊重人的主体性，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反

馈、互动，是一种维护、协调、共建的双向活动，

从而激发整个社会的生机活力。

从特征看，“维稳思维”的特征是工具性、

程序性和技术性；“秩序思维”的特征是价值目

的性和伦理导向性。“维稳思维”下的管理，实

质上是“人们为了使整个社会机体和它的各个部

分向着一定目标运动而进行的计划、组织、控制

和引导等活动”［2］ 759。因此强调程序化、科学

化、规范化，技术化。“秩序思维”遵循伦理规

范和道德约束规律，追求实现人和社会的发展价

值，其目的是实现更好地发展和更好地生活。

“秩序思维”重视伦理治理的软调控力量，“它主

要是在把握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规律的基础上，

从治理主体自身形成的‘内在尺度’出发，以

‘应然’的视角看待社会治理现实，赋予治理目

标、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方法、治理方式等

社会治理要素以新的精神特质和伦理追求。”［3］38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国内全面深化改革，中国面临

的国际、国内挑战日益严峻，一方面需要一个良

性运行、充满活力的国内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

需要塑造一个充满竞争力、影响力的国际形象，

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拥有话语权。由此，国家治

理现代化已然成为“内外兼修”的整体推进，而

伦理秩序的重要性在“秩序思维”中的凸显，恰

恰说明我们已身处治理现代化之途中。

二、伦理秩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价值逻辑

治理以秩序为目的。秩序是社会存在的规范

状态，表征社会发展的良性运行情况。显性外在

的法治秩序提供一种“刚性约束”，维系社会结构

的基本稳定；“软性力量”的伦理秩序以约束、

指导、激励、监督、批评等手段发挥着隐性的内

在的动力作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伦理结构

支撑和深层的价值动力。

伦理秩序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秩

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伦理结构支撑。治理

“不仅表现为一种制度的、技术的结构，而且表现

为一种伦理的结构。”［4］治理的伦理结构以伦理秩

序的构成和作用得以呈现。伦理秩序以“伦理价

值秩序”为基础、“伦理制度秩序”为支撑、

“伦理心灵秩序”为追求，并组合形成一种结构性

力量。伦理价值秩序通过伦理价值的倡导、推行

和培育，为国家社会个人的发展提供价值指导，

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核心价值认同，其核心是

“最好怎样”。伦理制度秩序通过社会经济政治等

方面伦理制度的建立，为社会确立一套行之有效

的道德规范秩序，其核心是“应该怎样”。伦理心

灵秩序就是在社会民众中形成公正的利益心理平

衡与和谐的心理向往，激发主体自觉性、实现社

会心理积极向上的状态，其核心是“我愿怎样”。

伦理秩序建设中的制度性道德关怀及其作用是有

限度的［5］，需要价值秩序和心灵秩序共同支撑。

伦理秩序通过主体的塑造、实践的价值规

导、公民“创造性自由”的激发，为国家治理现

代化提供深层的价值动力。

13

其一，伦理秩序内蕴着主体的价值诉求，为

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合价值目的性的主体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治理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对治理主体的道德素质、公共责任感、服务

精神有更高的要求。因为治理主体（尤其是党政

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道德素质不仅直接影响

治理的有效展开，也直接影响治理的效果如何。

国家治理现代化越来越需要更多的关心他人、维

护公共利益、具有责任感和公共精神、乐于奉献

的治理主体。二是治理主体参与的多元化变化，

弥补了政府单一管理的“理性缺陷”，更好地维护

人民权利，推进国家政治民主进步。从一元管理

向多元共治的转变，为国家权力、社会权力与公

民权利划界，使三者之间保持必要的紧张，这是

实现“公共善治”的必然要求，也是政治民主的

内在要求。三是治理更加凸显保障民众权益、尊

重人民主体性地位的价值目的。“人是目的”，

“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看作是

手段”［6］81，——这一个价值命题自康德以降已然

成为价值理论的不容辩驳的公理。在伦理秩序建

构过程中，人的工具性价值虽然没有消失，但人

的价值性目的却被极大抬升。主体价值诉求如何

实现、实现到何种程度、人民的主体性怎样更大

地展现，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之源。

其二，伦理秩序受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

重支配，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符合真理性原则

和价值性原则的持续动力。伦理秩序的建构遵循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双重原则，在由“实然”

向“应然”的转换中既遵循当前国家社会的现实

和发展规律，又蕴含着“什么是更好”的价值追

求和价值理想。伦理秩序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

所以必要，就在于推动国家治理遵循真理性原则

和价值性原则相统一的方向发展，使之实现“科

学之真”与“价值之善”有机结合。国家治理现

代化一方面必须尊重当前国家社会现实、符合现

代国家发展规律、符合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规律，

遵循真理性原则；另一方面必须强调广大民众的

价值需求，强调符合主体需要的“内在尺度”，遵

循价值性原则。但是必须强调：价值需求的主体

不是“少数人”或当权者和领导者，而是广大人

民群众，不能以“少数人”的价值需求凌驾于科

学规律之上，让国家治理臣服于少数人的价值目

的、受少数人的价值需求所左右，因为任何违背

规律的治理方式都有可能带来对国家和人民的损

害甚至是灾难。十八大之后开启的国家治理现代

化，正是强调价值需求与科学规律相统一，既避

免一味强调满足少数人价值需求的专制统治沉疴

旧疾的影响，又避免忽视科学规律单向管理模式

的弊端，推动国家治理的科学发展，实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

其三，伦理秩序旨在维护公民政治参与、享

有以公正方式分享社会福利的权利，激发社会活

力，保障公民“创造性自由”，实现国家、社会、

公民的统一。亨廷顿曾言：“人类可以无自由而

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7］16“专制秩

序”维护专制统治、维护生存和基本生活，政府

或部门机构常常对公民个体的私域自由进行限制

甚至对公民权益造成伤害，从而限制社会活力，

因此专制秩序不是真正的国家治理，是一种“无

自由”状态。“法治秩序”保障国家制度及其运

行的正义，保障公民的身体、财产、基本权益不

受侵犯的“消极自由”，其作用是调节社会政治生

活、缓和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基本的“有序

稳定”。“法治秩序”固然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

度，但是仅有“法治秩序”的维系并不能实现真

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伦理秩序”的建构则

从个人、群体、社会的角度促进和实现“积极自

由”和“创造性自由”。从公民个体而言，个体理

性能力、积极性、能动性得到空前提高，个体自

由度极大拓展；从群体发展而言，公共利益和个

人利益逐步协调共进，群己和谐和群己互促成为

社会进步常态；从社会整体而言，整个社会形成

了对人的生存、尊严、幸福的肯定和颂扬的氛

围，使民众实现前所未有的心性和谐、精神自由

和心灵安顿。

治理现代化的国家，不仅要有法治秩序的制

14

度规范保障，还要有伦理秩序给予社会、群体、

公民以伦理关怀。“没有伦理秩序，国家治理的

现代化就缺乏民众力量和精神动力的支撑和参

与，就难以实现其持久进步的现代化目标。”“现

代化的国家治理一定依赖于良善伦理秩序的支撑

和补充。”［8］ 缺乏价值导向、伦理规范和心理和

谐的国家治理，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和

而不同”、蒸蒸日上。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秩序建构

正是因为伦理价值秩序、伦理制度秩序、伦

理心灵秩序组合成了伦理秩序的结构性存在，国

家治理现代化伦理秩序的建构路径就应该围绕这

三个目标，从国家顶层“建构”、治理行为“规

范”和日常生活“生成”等三个方面予以拓展。

（一）国家顶层“建构”：建构国家治理的伦

理价值秩序

国家治理的价值秩序建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

导向性和基础性的工程。国家治理最基本的动因

是为了维护政治秩序，国家顶层的“建构”起着

导向性和决定性的作用［1］19。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

已经证明：缺乏“国家建构”，就会导致“政治衰

败”，如非洲的利比亚、埃及等国家陷入内外困

境，再如前苏联的解体、希腊和意大利的债务危

机、英国的政治危机等。这给予我们反思和借

鉴：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需要从国家的高

度采取有力有效的治理措施。当前，培育和践行

基于国家顶层设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保

障整个社会能够有效地进行价值分配，正是实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彰显“中国道路”价值自信

的必由之途。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是建构国

家治理价值秩序的价值方法论原则。党的十八大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提炼，适应了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从顶层设计的高度为建构国

家治理的价值秩序作出了规划。国家层面“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无疑也正是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理想追求；社会层面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正是国家

治理现代化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追求；公民层

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正是

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公民主体的道德规范要求。

有效实施国家顶层建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这是锻造国家治理的政治伦理价

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价值秩序

建构的基本理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何以可能成为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价值指导和价值动力？这是基于社会主

义政治生活中事实与价值相契合的基本判断。事

实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生活的基本特征。“现实性在其展开的过程中表

明为必然性”［9］ 211。基于国家和社会现实的审

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性中含蕴着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政治伦理价值目标。从公民角度而

言，其目标是消除“物的依赖性”造成的人的种

种异化，恢复人的本质、追求自由全面发展。从

社会角度而言，其目标是逐步消除社会的不公正

现象、建立正义的制度以保障人的平等、尊严和

权利。从国家角度而言，其目标是消除专制主义

流弊、建立协调人民和国家之间关系的社会主义

民主集中制，“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

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0］257

从当前的重点任务而言，加强执政党伦理建设以

提高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能力；打造服务型政府

以提升政府社会治理的实践能力；强化公职人员

伦理道德素质建设以优化其治理行为。这些领域

对于建构国家治理的伦理价值秩序具有极强的示

范性和带动性。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公共

价值”凝聚社会共识和社会力量，建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伦理价值秩序，已经成为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当其冲的任务。

（二）治理行为“规范”：建构国家治理的伦

理制度秩序

国家治理的制度秩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

体性工程。完善政治伦理制度，建构国家治理制

度秩序，其主要目的就是规范治理行为。此判断

15

包蕴着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一是制度伦理化。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制

度建设。毛泽东指出：“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

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11］472邓小平

也认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

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

反面。”［12］333“制度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制

度是否符合伦理化标准，是否具有积极的伦理价

值。好的制度是符合伦理评判标准、充分体现社

会伦理要求的制度。当前，倡导公平正义的伦理

价值、推进广大民众正义美德的建立，即实现

“制度的正义”和“美德的正义”的有机统一，是

建构国家治理的伦理制度秩序的首要任务。因

此，一方面要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

值”［13］1，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时为公民的权利

与义务、利益与责任划界，充分体现正义的原

则。另一方面要强化公民主体对正义心理认同和

道德确认，因为“正义的规则只有对那些具备正

义美德的人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作为人格美德的

正义乃是制度正义的前提。”［14］80因此，塑造公民

主体性、拓展其社会性，形成整个社会对正义的

价值共识意义重大。

二是治理手段和方式的伦理化。一方面，

“伦理的制度”驱使公共行政主体以“公共道德理

性”战胜“个体经济理性”，从而对公共行政中诸

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进行有效约

束。另一方面，“伦理的制度”促使公共行政主

体在运用治理手段和方式时既要考虑效率性，更

要考虑正当性、伦理性，并积极倡导富有伦理精

神的治理行为、充满伦理关怀的治理机制，推进

实现国家的和谐善治。通过对治理实践中“异

化”行为的规范和“正当”行为的倡导，伦理制

度秩序实现了向伦理行为秩序的转化。从此意义

而言，任何一种价值中立和伦理缺失的制度都将

丧失存在的合法性。

（三）日常生活“生成”：建构国家治理的伦

理心灵秩序

国家治理的心灵秩序建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固本强基”工程。“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

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

衡。”［15］183因此，优化政治伦理心理，建构国家

治理的伦理心灵秩序尤显重要。但是政治伦理心

理与其说是“建构”，不如更准确地说是“生成”。

调节社会利益矛盾冲突，实现利益认同是建

构国家治理伦理心灵秩序的基础。基于对当前利

益分化问题的认识，我们提出将“共享公平正

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价值目标。当前，

惩治腐败、防范既得利益集团、加大对弱势群体

的利益关怀力度、进一步优化利益格局、缩小利

益差距，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平正义、让广大民众

共享改革成果、分享更多的改革红利、满足更多

的利益需求，这是实现利益认同的根本途径。如

果国家治理不以民众利益为重、不以“化解利益

矛盾冲突”为紧迫任务，就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

的拥护，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稳定与社会和谐；而

一个无法达成利益认同的国家，就不可能增强社

会凝聚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优化民众政治心理，实现政治认同是构建国

家治理伦理心灵秩序的关键。政治心理是公民对

政治现象、政治生活、政治过程的心理态度和心

理反应，它表明公民的政治兴趣、公共责任感、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政治参与积极性等状况。

政治心理以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为主要表现形

式。在中国革命、建设的历程中，广大民众的政

治心理发生着伟大的变化并在这种变化中获得了

心灵的安顿，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也呈现出积极

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使得全国人民翻身解放成了

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的

“地位优越感”和“心理满足感”，全国人民团结

一心、凝心聚气建设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

立使得全国人民实现了对政治民主的初步期待，

对建设好社会主义充满向往和激情；改革开放以

来，全国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

的成果，物质生活的满意度和心理的幸福感得到

极大提升；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16

迈向了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实

施，点燃了全国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切

向往，民众的安全感、信任感和责任感被再度激

发。我们要避免某些领域尚存在的法制淡漠、官

僚主义、贪污腐败等政治无道德的现象，因为这

些现象会导致民众一定程度怒怼政治生活以及政

治参与的疏离感和不信任感——而这也正成为我

们不断反思、努力实现和谐善治要直面的问题。

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

仅要构建安定、团结、有序的制度秩序，也要建

构积极、和谐、幸福的心灵秩序。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法治和

制度固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强动力”，但是

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存在粗疏之处所导致的“法律失

效”或“制度失败”现象的存在，究其根本，乃是

因为作为基础秩序的伦理秩序的缺失或“问题”。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基于伦理价值秩序、伦理制

度秩序、伦理心灵秩序优化的伦理秩序，必将成为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好动力”！

参考文献：

［1］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2］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M］.北

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3］王维国.善治之道：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伦理路径研

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吴成钢，崔彦.论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基础［J］.伦理学研

究，2006（3）.

［5］肖祥.论伦理秩序建设中的制度性道德关怀及其限度［J］.

中州学刊，2005（1）.

［6］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6.

［7］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杨

玉生，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8］李兰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秩序建构［J］.哲学动态，

2015（1）.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10］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2003.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4］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M］.万

俊人等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15］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M］.邓正

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责任编辑 曹祖明】

On Ethical Order and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On Ethical Order and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XIAO XiangXIAO Xiang

（（College of Marxism,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4College of Marxism,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4））Abstract:Abstract: To modernize China’s governance is a requirement raised by the goals of deepening reform and

realizing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governance is to replace thementalities of “autocracy” and “stability maintenance” with the thinking of "order", hence achieving a shift tothe thinking of “governance”. Law-based order is the “most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modernizing a country’sgovernance, and ethical order is the “best one”, which, as the “groundwork for order”, provides ethicalstructural support and impetus to in-depth values for modernizing the governance. To construct the ethical order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requires constructing the values, institutional and spiritual order throughthree paths respectively, namely, the top-level “construction”, “code” of governance, and daily life

“generation”.Key Words:Key Words: ethical order;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17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

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人生之路，有

坦途也有陡坡，有平川也有险滩，有直道也有弯

路。……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

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青年时代多经历一点摔

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1］54这

是 2013年五四青年节之际，习近平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同各界优秀青年

代表座谈时以此勉励青年。在 2014年 5月北京大学的座谈会中，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对青年学生指

出：“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

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

一开始就要扣好。”［1］172

1969年 1月 13日，年仅 15岁多的习近平来到陕北延安的一个小山村梁家河。2015 年 2 月 13日，习近平在回梁家河“探亲”时说：“我人生

的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

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在这里，他度过七年

知青岁月，扣好了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一是锤炼

党性，入党入团，扣好理想信念的扣子；二是勇

于担当，干在实处，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扣好

求真务实的扣子；三是勤学深思，修身养性，扣

好提升执政本领的扣子；四是扎根农村，从“北

京娃”到“村里娃”，扣好密切联系群众的扣子；

五是过“五关”，脱胎换骨，扣好砥砺意志品质、

铸就为民造福初心的扣子。梁家河知青岁月是习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梁家河大学问解读

夏 泉1，王 菁2

（1.暨南大学 党委办公室; 2.暨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梁家河是“有大学问的地方”。七年梁家河知青岁月是习近平中国梦、初心的萌发地，也是其治国理

政的起点。青年习近平从逃离险境，上山下乡，走进梁家河“窑洞大学”；到融入适应，主动作为，扣好人生的第一粒

扣子。习近平在梁家河的青春故事与青春记忆，引发的梁家河乡愁，体验的梁家河学问，是最好的人生励志教科

书。解读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感悟梁家河大学问，就要深入认识国情社情民情，努力锻炼自立自强自信，真正学

会做事做人为官，迈好人生第一步。

【关键词】习近平；梁家河；大学问；知青岁月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D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8）04—0018—10

【收稿日期】 2018-06-16

【作者简介】夏泉，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王菁，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

2018年7月

第11卷第4期

July，2018Vol.11，No.4

18

近平中国梦、初心的萌发地，也是其治国理政的

起点。他在梁家河所建构的青春故事与青春记

忆，引发的梁家河乡愁，是最好的人生励志教科

书，这是一面人生的镜子，从这里我们或许能找

寻到青春的答案，读懂中国梦，明了青年习近平

是如何扎根农村，学习治国理政的本领，扣好人

生的第一粒扣子的。

一、逃离险境，上山下乡：走进梁家河

“窑洞大学”

梁家河位于中国西北角，是新时代中国最有

名的小山村，属延安市延川县。延川县是黄河边

一颗耀眼明珠，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文化

的源头。梁家河村隶属于延川县文安驿镇，该镇

是文化名镇，集“千年古道驿站”、“百年窑居建

筑群落”、“千名知青记忆”、一部路遥人生小说

于一身，成为在陕北感受驿站文化、高原文化、

知青文化的最佳选择。

梁家河是一个在陕北乃至中国版图上最普通

的地名。自文安驿镇往东南，沿新建柏油路走5公里就到了小村子。2012年11月15日，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在此生活近七年的习近平当选为

总书记；2015年 2月 13日上午，习近平夫妇回到这里（原点），深情回忆道：“当年乡亲们教我生

活，教我干活，我那时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什么都不会，……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

梁家河获得的。”［2］从此，这个小山村走进全中国

乃至全世界人的视野，名传五洲四海，声扬神州

大地，成为新时代中国最有名的小山村。

习近平与梁家河“结缘”于“文革”，时代背景

与家庭蒙难是习近平来到梁家河插队的主要原因。

“文革”时期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

动是习近平走进梁家河的大时代背景。习近平在回

忆知青岁月时说道：“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

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

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

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

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

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

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

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3］25

1969 年 1 月，习近平作为万千知青中的一员，踏上北京开往延安的列车。与其他小知青们

的离愁别绪心态迥异，习近平当时的心情复杂特

殊得多，他并没有像其他知青一样对远离家乡依

依不舍痛哭流涕，而是带着微笑离开的。习近平

2004 年 8 月在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专访中说道：“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

那是 1969年的 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

属都说，你怎么还笑？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

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

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是破涕为笑。”

而习近平的“笑”，与他的父亲习仲勋的遭遇及当

时家庭境地密不可分。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生于陕西富平，是陕甘

边区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建国以来长期

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1978年蒙难，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

员，第五、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

东曾高度评价习仲勋，1939 年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题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上

款题“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1945年冬，中央在遴选西北局书记时，毛泽东在中央

会议上明确表示：“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

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

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4］

习仲勋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有两件事：“一是

他和刘志丹、谢子长等一起创建了陕甘边和陕北

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保留

下来的唯一一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成了中央红军

历经艰险、万里长征后的落脚点和尔后中国革命的

出发点。二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主政南粤，

站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向中央‘要权’。他带领

19

广东省委‘一班人’，创办经济特区，为中国的现代

化建设‘杀开了一条血路’。”［5］其一生也曾两次蒙

受大冤屈：“第一次，是在 1935年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之际，被党内‘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构陷

入狱，命悬一线，幸被党中央、毛主席解救；第二

次是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康生一伙诬陷为‘利用小说反党’。”［5］11因为小说《刘志丹》

事件（康生等认为其有严重政治问题，这部小说是

在为高岗翻案，并散布“陕北救了中央”言论），关

心这部小说创作的习仲勋等人被打成“习仲勋反党

集团”。自1962—1978年，习仲勋遭诬陷立案审查达 16年之久（先后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北京关押监护8年、下放洛阳耐火材料厂）。

1962 年习近平年仅 9 岁，还在念小学。1962年起，年幼的习近平由于受到作为中共元老的父

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在“文革”

中，他受过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甚至被关

押过。1966年，文革爆发。正在念中学的习近平作为“黑帮子弟”、“反动学生”被关进学习班。

为暂避风口，习近平要求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到

父亲曾经战斗过的老区延安插队落户。没想到，

这一请求居然很快有了结果。

对于当时的艰难处境，多年后习近平是这样

回忆的：“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文革’中

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

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

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儿，

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

出来了。那时，我 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

百次了还怕什么？……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

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

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

去。就在这时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于是我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

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

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3］36正是怀着这样一

种复杂特别的心情，习近平踏上前往梁家河的旅

程，逃离了北京这一“险境”（“文革”重灾区）。

二、融入适应，主动作为：扣好人生的

第一粒扣子

自1969年1月至1975年10月，习近平在梁家河一呆就是七个年头。《环球人物》在《青年习

近平》（2014年12期）一文中这样叙述当年习近平下乡的情景：1969 年 1 月，习近平搭乘一趟拥挤的知青专列，从北京驶向陕北。一天一夜后，

火车到达铜川站，习近平等人又换乘汽车到了延

安下辖的延川县。全是土路，一辆接一辆汽车行

驶在陕北的塬上，扬起漫天黄尘，人人都是灰头

土脸。一路颠簸后，习近平和其他 10多名干部子弟跳下车，终于踏上这片黄土地。对延川县梁家

河村村民来说，迎接北京知青可是件大事，像赶

集一样热闹……这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足以

让全村老少激动不已［6］。

黄土高坡曾养育了习近平的父辈，此时又以

宽广的胸怀接纳了这个迷惘的青年。农村生活是

艰苦的。村子名叫梁家河，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

河，只有一条沟渠，雨季的时候里面才流淌一些

泥水。沟渠两侧是陡峭的山坡，先辈们利用这种

山坡地形顺势挖出一孔孔土窑洞，这是家。全大

队 200 多名社员就住在这些土窑洞里。睡的是炕头、做饭用灶台、吃的是窝头，这一切，知青们

都十分陌生。习近平被安排到二队一户社员闲置

的土窑洞里。

1969年 1月 13日，习近平带着厚厚一箱子书和 14 名北京八一中学的知青一起来到了梁家河村。5 男 4 女共 9 名知青被分在上队，习近平等 6名男知青被分在下队（当时来自北京的 1300名知青落户延川，包括习近平、史铁生、陶正、杨卫

等；王晨1969年1月插队延安宜君县）。初来梁家河的习近平对陌生环境充满不适

应。在接受专访时习近平回忆：“我去的时候确

实是有点漫无目的的，到了那儿以后呢，把它作

20

为栖身之地，甚至是一个逃避之地。北京文化革

命搞得这么厉害，我们到这里来暂且避一避，也

没有想融入到群众中去，而且一切都不太习惯适

应，人家看我们也不太习惯适应。”［7］

就当时习近平的思想历程而言，经历了一定

的发展变化，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一个大

城市长大的学生娃，一个怀着暂避风险的知青，

要在这个僻偏落后的小山村长期安家落户，的确

需要一个艰难过程。接受访谈时，习近平坦承：

“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上山下乡时，

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

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

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几个

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

地。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在这里参加了

革命，他们都是我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

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

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

群众。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往老乡那里跑，现

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听了他们的

话，回去以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努力跟群众打成

一片。一年以后，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

惯，劳动关也过了。”［3］42

在经历了彷徨、纠结后，习近平逐渐调适了

心态，他回忆道：“一同下乡的知识青年，都是

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

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

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

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8］

2004年 8月 14日，在接受《我是延安人》专访时，他剖析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这一刻我就

很认真地对待，开始那真是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试图着去融入，接近、了解他们，而且客观

上我也必须得依靠他们，因为当时我们全村的知

青全走光了。”为了尽快融入梁家河，习近平与群

众同吃同劳动，打成一片，少年习近平过了艰难

的“五关”，分别是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

动关和思想关。习近平是这样回忆过“五关”的：

第一关就是过跳蚤关。很有意思，我一去最

受不了的就是跳蚤……

第二关就是饮食关。刚才讲了什么都不会吃

不爱吃，五谷杂粮，那哪是五谷杂粮，是糠菜半

斤粮，慢慢地我们就学会了，什么都吃了……

第三关就是生活关。生活关就是什么也不会

做，什么都要依靠别人，后来就慢慢什么都学……

第四关就是劳动关。我刚去上了山就气喘吁

吁，后来我们评的是6分，……但是这一年下来我就干得没黑没白，风里雨里我们都在窑洞里铡

草，牲口圈里铡草，然后一样一样地学，当然这

些，一年过去了以后全掌握了，体力也上来了，

后来就评成 10分，10分还是里面最壮的劳动力。像我们到夏天担麦子，那也就是最多二百斤，十

里山路一口气就下来了，这个是第四关。

第五个关就是思想关。开始是格格不入啊，

我刚一去了以后，看到我们这个窑洞在半山上，

星星点点的煤油灯，我跟我的同学说，我说你们

感觉有没有像山顶洞人的感觉，那都是说得是很

不像话了，但是后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住

了七年。对老百姓是由怕他上炕，到请他们跟我

一起睡觉，我这个窑洞里有四五个小伙子陪着

我，晚上不仅是他们，村里的其他人，都是陆续

地吃完饭以后进了我的窑洞，来串门，来听我讲

古今，因为我的故事多啊，……后来我就给他们

讲了，讲《三国》《水浒》《红楼梦》，跟大家都

成为了好朋友［9］。

自从调整心态，放低身段，习近平生活在群

众中间，劳作在群众中间，不分彼此。群众对习

近平坦诚相待，让习近平做赤脚医生，做记工

员、农技员。在回忆中习近平说道：“群众见我

有所转变，对我也好起来，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

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时间大

概是 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

懂的事，渐渐地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

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

21

样，我在村子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十六七

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也都找我商量。”［3］45

过了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和思想

关后，习近平立定扎根梁家河。在这里他主要做了

两件事：一是入团、入党，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二是带领村民打坝造良田，建沼气，种蔬菜［6］2。

第一，入团、入党，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由于家庭变故与政审原因，习近平入团入党一路

曲折，但他信念坚定。据习近平回忆，他的入团

申请书前后写了八份，入党申请写了十份。“我

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

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

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能让我入。” ［3］48

习近平在回忆时说道。入党后，梁玉明与文安驿

公社党委推荐习近平接替自己做梁家河大队支

书。村民张延兵回忆，为此村里开过一次社员大

会，让同意习近平当支书的人举手。现场的人都

举了手。张卫庞说，这是因为村民认为他“有文

化，比农村人思想进步、想得深刻”。石玉兴说，

当上村支书后，习近平开了一个村干部会，请村

干部传授经验。他还经常去找社员交谈，询问他

们有什么困难。有时和社员开玩笑，他也嘿嘿地

笑着拍社员的肩膀。“他直，不管你是谁，不讲

脸面，不留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怕得罪

人。”［10］巩振福说。

第二，带领村民打坝造良田，建沼气池，种

蔬菜。1974年入党担任村支书后，习近平率先建起全省第一座沼气池，为此习近平专门前往四川

学习。在回忆中，习近平说道：“首先是我做了

大队书记以后，一直想找一点推动经济发展的切

入点，有一天我翻到《人民日报》，当时头版有一

条消息就是四川省很多地方实行了沼气化。我很

兴奋，我觉得沼气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所

以我的想法就是，在梁家河村要解决这个缺少柴

的问题，要搞沼气。……当时是第一个池子，全

省第一池，后来就变成全省第一村，全村 70%以上的农户用上了沼气。”村民也回忆：“1974年，习近平去四川考察之后，回村便修了第一口沼气

池。石春阳记得，沼气管道一开始被堵，习近平

用棍子捅，沼气‘呼’地冒了出来。‘成功了！’

在那一刻，习近平手舞足蹈，高兴地像个孩子。

石治山说，习近平走的时候，村里一共打了 22口沼气池。沼气被用于做饭、点灯。”［10］他还带头

建了四个大坝，挖了水井。在习近平的带领下，

从 1973年开始，村里有余粮了。……为改善村民生活，习近平还带领村民大力种蔬菜，……为村

里建起了磨坊、裁缝铺、铁业社、代销店（代理

小商店）。”［10］

经过彷徨、纠结、调适与融入后，习近平适

应了“窑洞大学”生活。诚如他在《我是黄土地

的儿子》一文中所言：“经过这么多的周折，

‘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