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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卡夫卡《變形記》中的「以父之名」 卡夫卡《變形記》中的「以父之名」 簡乃菁 摘要 本文主要從《變形記》中的父子關係為出發點,欲探討小說中 存在於父親與兒子的衝突與矛盾情懷。一般論者在研究卡夫卡的小說 時,常認為卡夫卡小說中的人物就是他自己的化身。事實證明卡夫卡 在《變形記》中所傳遞的並不只是單純的父親與兒子的倫理問題而 已,小說在其中更透露出生存於父權社會中的憂慮與痛苦。 因此本論文會先就父子關係的衝突與矛盾做深入的探討,小說 中的父親對兒子愛之深責之切的行為頗令人猜疑,其中很大一項因素 在於父親將兒子視為所有物所致;其次,論文將引用拉岡相關理論, 進而論及在父權社會中,不論身分為何,只要是已受父權社會觀念根 深蒂固影響的人物,終生都將受其所苦,此也揭示出人生存於社會上 的無奈。再者,本文除了談父子關係外,也會以拉岡的理論處理女性的問 題。 關鍵詞:卡夫卡、變形記、父親、父權社會、拉岡 投稿日期:2008926日,20081225日修改完畢,200924日通過採用 簡乃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生,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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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報

卡夫卡《變形記》中的「以父之名」

卡夫卡《變形記》中的「以父之名」

簡乃菁*

摘要

本文主要從《變形記》中的父子關係為出發點,欲探討小說中

存在於父親與兒子的衝突與矛盾情懷。一般論者在研究卡夫卡的小說

時,常認為卡夫卡小說中的人物就是他自己的化身。事實證明卡夫卡

在《變形記》中所傳遞的並不只是單純的父親與兒子的倫理問題而

已,小說在其中更透露出生存於父權社會中的憂慮與痛苦。

因此本論文會先就父子關係的衝突與矛盾做深入的探討,小說

中的父親對兒子愛之深責之切的行為頗令人猜疑,其中很大一項因素

在於父親將兒子視為所有物所致;其次,論文將引用拉岡相關理論,

進而論及在父權社會中,不論身分為何,只要是已受父權社會觀念根

深蒂固影響的人物,終生都將受其所苦,此也揭示出人生存於社會上

的無奈。再者,本文除了談父子關係外,也會以拉岡的理論處理女性的問

題。

關鍵詞:卡夫卡、變形記、父親、父權社會、拉岡

投稿日期:2008年9月26日,2008年12月25日修改完畢,2009年2月4日通過採用* 簡乃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生,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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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學報 第二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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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變形記》中的「以父之名」

壹、緒論

一般論者研究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的小說時,大多認為小說內容的自傳性很強,尤其當小說出現父子衝突、父親主宰兒子的生殺大權

之情節時。由此之故,即便小說的主角所面臨的情況與卡夫卡本人有所出

入,論者也往往會將卡夫卡與其父親和小說中的角色對號入座。劉載福在

<卡夫卡的名作「蛻變」>1中提出,將《變形記》(Die Verwandlung)看

作是卡夫卡對其父親的抗議或懺悔未嘗不可,薩姆沙的無能也就是卡夫卡

自己的無能(劉載福,1976:138)。Geoffrey Grigson在<卡夫卡論>中更直言,卡夫卡好像是他自己的小說《變形記》中的那位年輕人(周伯乃譯,

1972:106)2。葉廷芳於<卡夫卡的人格結構>一文 認為,卡夫卡的創作是他內在情感的宣泄或內心世界圖像的外化,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很強的自傳色

彩(葉廷芳,2003:20)。論者會有這些看法,自然和卡夫卡本人所言脫離不了關係,卡夫卡曾在

《致父親的信》3中向父親表明,「我寫的書都與你有關,我在書裏無非是

傾訴了我當著你的面無法傾訴的話。」(張榮昌譯,2003:110)4如果小說

中的人物,皆象徵著卡夫卡自己與其他人的關係,那麼了解他的生存背景與

父親對卡夫卡的影響則顯得格外重要。鍾英彥在<生存、寫作、祈禱──卡

夫卡生平與著作>中寫到,「造成卡夫卡膽怯、嚴肅的個性主要是來自他的

家庭教育:他的父親根本沒有親子教育的觀念,卡夫卡在一位女廚師和一位

女傭的照顧下成長,父親對卡夫卡的教育僅限於吃飯時所下的指示和命令而

已。」(鍾英彥,1987:33)卡夫卡的父親對他所造成的影響,當然不僅止是言語上的命令或指示而已,在寫給父親的信中,卡夫卡舉了許多例子,證

1 卡夫卡的小說Die Verwandlung中譯書名多譯成《變形記》或《蛻變》,筆者在論文提及時為求統一,一律標示為《變形記》,但原著論者之書名、篇名等則予以保留。

2 見周伯乃譯,Geoffrey Grigson<卡夫卡論>。載於周伯乃編,《論卡夫卡》。(台中:普天,1972)。

3 卡夫卡在1919年十一月時寫了一封長信給自己的父親,並轉交給母親,希望她能代為傳遞;不過,信件最後仍被退回至卡夫卡的手中,他的父親不曾看過,信也再沒有被傳送出

去。4 見張榮昌譯,卡夫卡《致父親的信》。載於《卡夫卡三重協奏曲》。(台北:麥田,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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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父親的言行不一,「這些事情本來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它們之所以使我

的心靈受到壓抑,是因為你要我遵循的戒律,你,我至高無上的楷模,你自

己卻可以不遵循。」(張榮昌譯,2003:70)身為猶太人的卡夫卡,5自然得背負著猶太人民的傳統,猶太民族的倫

理觀念與固守宗法倫理的中國社會相似,6在《箴言》7中有如此的敘述:

「我兒,要聽你父親的訓誨,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劉連祥,1992:104)猶太民族的男孩在成長之後,要交給父親管教;而父親的教育內容相當廣泛,「有民族傳說、宗教信仰和祖先的訓戒⋯⋯,父親還要對兒子進行

某種職業教育。」(劉連祥,1992:104-105)顯然,卡夫卡的父親赫爾曼(Hermann)對他的影響無所不在,卡夫卡在信中就這麼寫道:「就選擇職業來說吧,毋庸置疑的,你是很慷慨,甚至很有耐心,在這方面你給予我充

分的自由。不過話說回來,在這一點上你遵循的也還是你的標準,即一般中

產階級猶太人對待兒子的態度,或者起碼可以說,你遵循的是這個階級的價

值觀念。」(張榮昌譯,2003:110-111)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質疑社會中存在的價值觀時,未將罪責全都歸咎於父親,因為就他看來,父親也只是

個遵循法則的人而已。

小說創作除了自生活環境取材外,很大部分還是得憑藉作者運用藝術、

文學的轉化、比擬等等的手法,方得呈現出獨特的文藝思想風格。卡夫卡曾

說,「筆是心的測震儀,只能記錄,不能預測地震。」(張伯權譯,1983:57)8意即即使內心想著要如何寫作,但最後寫作出來的卻不一定和原本所

想的完全符合。耿一偉持較客觀的立場表示,「我們寧願這樣看,卡夫卡的

小說作品裏充滿了父親的影子,但那畢竟是影子罷了,影子的由來還是卡夫

卡對文學的熱愛,而非對父親的畏懼。」(耿一偉,2003:36)卡夫卡雖然無法茍同父親的教育方式,但是他仍然明白父親對他的愛,卡夫卡曾對朋

5 即希伯來人。原來居住在幼發拉底河流域,後至迦南地區(今巴勒斯坦),當地人叫他們哈比魯人(Habiru),意思是從大河那邊來的人;後來以一音之轉而為希伯來人(Hebrew)。至公元前1000年始自稱以色列人,其在巴勒斯坦形成兩個部落聯盟,北方叫以色列,南方叫猶大,兩部落曾在大衛王時統一過。之後國家衰落,又被亞述和新巴比倫

亡國,其國人或被俘虜或流亡異國,人們就稱這些流離在外的人為猶太人(Jews)。(朱維之,1992:1-2)

6 猶太人也如同中國人的觀念一樣,認為生男孩比生女孩好,「因為兒子長大後,可以增加

財富,擴大家族的規模,並能保持祖傳遺產。」(劉連祥,1992:100)7 此書大約在西元前十世紀完成,書的開頭即寫著:「大衛兒子所羅門的箴言」,其實所羅門寫了大部分,但仍有其他的作者。引自http://www.twbm.com/www/papge/09/intro_prov.htm中聖經簡介 的箴言簡介。

8 見張伯權譯,Gustav Janouch《卡夫卡的故事》。(台北:時報,1983)。

卡夫卡《變形記》中的「以父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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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說道:「那是我父親,他在為我擔心。愛經常戴著暴力的面孔。」(張

伯權譯,1983:22)卡夫卡的朋友古斯塔夫.亞努赫(Gustav Janouch),將卡夫卡曾經對他說過的話記錄在日記中,後來出版為《卡夫卡的故事》

(Kafka Said to Me)一書。亞努赫的日記寫作時間是在1920到1924年間,其時間晚於卡夫卡寫的那封《致父親的信》,因此不難看出,卡夫卡對父親矛

盾的情感。

將父親對卡夫卡的教育所形成的影響,與小說《變形記》中的父子關係

做聯結,以最簡單的因果推論:小說中父親對兒子的教育造就了兒子的一切

言行、觀念;9兒子因為不明的原因變形成大甲蟲;變成大甲蟲的兒子最後

死而無憾。用卡夫卡自己的話來作註解:「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得到了選

擇職業的自由。可是,我果真還具有認真運用這樣一種自由的能力嗎?難道

我還相信自己能從事一項真正的職業嗎?在作自我評價時,我對你(父親)10的依賴遠比對任何其他東西的依賴更大⋯⋯。」(張榮昌譯,2003:114)11小說《變形記》令人覺得荒誕、不可思議甚至難以言喻的感受,就是因為

它正說出一種矛盾的心境,關於存在家庭中的每一分子,關於存在社會中的

每一個人。

貳、父子的衝突與矛盾

在《變形記》 ,格里高爾(Gregor Samsa)是一位旅行推銷員,他為了償還父母親欠公司的債務,而不得不辛苦的工作;他努力的投入工作,唯一

的願望,就是想盡快讓家人忘掉父親事業崩潰所帶來的絕望而跳離災難。小

說敘述中的主角格里高爾的確做到了,他擔負起一家人的生計,還買了一層

公寓讓家人住在一起;他以為只要再撐個五、六年就能擺脫這種生活,可惜

事與願違,他自我期許的任務進行到一半就戛然而止,變成一隻大甲蟲的格

里高爾,從此踏入人生的另一階段。格里高爾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這個夢

猶如過門般將他從一個世界拋入另一個世界,在另一個世界 ,除了格里高爾變成甲蟲之外,一切依舊;但是因為格里高爾的身分已經轉換,其他人對

他的觀感也都改變了,進而對他敬而遠之,甚至不認為甲蟲仍是格里高爾的

9 小說並沒有交代時空背景,但是由格里高爾扛起家中經濟的重責大任,並為債主工作的情

況可知,其接近卡夫卡所面臨的真實社會。10 括號內文字為筆者所加。11 引自卡夫卡《致父親的信》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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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事實上也不可能了。以下論文將從小說中的親子關係談起,進而探

討在此議題的背後所隱藏的意義。

在探討《變形記》當中的父子衝突時,首先可以注意到,主要角色格里

高爾在變身之前,其父親的形象並不鮮明,小說內容寫到:

他父親雖然還算健壯,但確實是老了,而且他已有五年不曾做事,

恐怕很難期望他有什麼作為;在他勞累卻從未成功過的一生 ,他還

是第一次過安逸的日子,五年 他胖了不少,連行動都不靈活了。

(132)12

這段描述顯示出,父親在格里高爾扛起負債的責任後,已逐步過著安逸

無憂的生活。除此之外,格里高爾記憶中的父親是如此的:

從前,每逢格里高爾動身出差,父親總是疲倦地躺在床上;格里高爾

回來過夜時,總看見他穿著睡衣靠在一張長椅子 ,也不會站起身,

只是抬抬手就算招呼過了。一年 有那麼一、兩個星期天,而且還是

盛大的節日,他才偶爾和家人一起出去,總是走在格里高爾和母親中

間;他們已經走得夠慢了,可是他走得更慢。他裹在那件舊大衣 ,

靠著那把彎柄拐杖艱難的向前移動,每走一步都得先把拐杖小心翼翼

的支好;一旦他想說話,往往要停下腳步,讓身旁的人都靠上來。

(139)

小說對薩姆沙先生的描述,令人產生的印象是一位已退休且拖著老邁身

軀的虛弱老人;對格里高爾來說,認知中的父親應是如此模樣才是,當他開

始察覺到異狀時,家人對他的態度早已大大的改變了,而格里高爾的這個發

現,在小說中具有某種意義。《變形記》真正的開頭是於格里高爾從睡夢中

清醒後說起的,小說中的其他人物在格里高爾變形後,性情、態度落差最大

的是父親與妹妹,13至於母親的態度,由於其轉變較為溫和與合情理,故在

此先不討論。以下首先將從父親的形象討論起,並試著析論這樣親子關係的

12 見卡夫卡《變形記》,李文俊譯,(台北:商周,2005),頁132。之後《變形記》的引文將直接在後附註頁碼。

13 劉載福認為,薩姆沙先生在格里高爾變身前雖然在表面上已屆不能行動的階段,而事實上他是偽裝的(劉載福,1976:139)。

卡夫卡《變形記》中的「以父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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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在小說中呈現何種意義。

小說描述格里高爾因為在時間超過六點四十五分時,尚未起床出門,而

引起母親的猜疑,故她前來敲門詢問,在那輕輕的敲門聲之後,傳來的是既

溫和又柔軟的聲音;相較之下,父親緊接著前來敲門的聲音就粗暴許多,他

使用的是拳頭,並帶有質疑的催促聲。在兩者的對比之下,母親的「細」,

與父親的「粗」就突顯出來;再將先前論述到格里高爾記憶中的父親拿來相

互比對,之前是「弱」,之後是「強」,父親今日的粗與強的形象,幾乎已

淹沒了舊時的病態與虛弱。大家在尚未發覺格里高爾外形的異狀之前,已先

察覺到他打破了五年以來不曾誤事的記錄;小說似乎也預告了父親將在事件

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在格里高爾的公司派來的秘書面前,他父親敘述了一

段自以為是的言論:

他不舒服,先生,相信我吧。他還能為了什麼原因沒趕上火車呢?這

孩子只知道操心公事,晚上也從來不出去,連我見了都要生氣。這幾

天他沒有出差,每天晚上都待在家 ,只是安靜的坐在桌旁看報紙,

或是翻來覆去的檢查火車時刻表。他唯一的消遣是做些木工⋯⋯你一

定會訝異它竟然那麼漂亮。這個鏡框就掛在他房裏,再過一分鐘,等

格里高爾打開門的時候,你就會看到了。很高興見到您,先生。我們

好像沒辦法讓他開門,真是固執的孩子,我敢說他一定是病了,雖然

他早上硬說他沒病。(118)

薩姆沙先生的這段言辭,就像一個父親在為兒子辯護一般,猶如兒子

的代言人,解釋他為何遲到;而這些話也間接的傳遞出一些訊息:父親所了

解的兒子就是如此(或者兒子就是如此),以及透露出子女是自己財產的一

部分,因此有權力做種種代言或決定。「他還能為了什麼原因沒趕上火車

呢?」除了身體的不適足以造成格里高爾脫序的演出外,不可能有第二種原

因;他除了工作還是工作,「他唯一的消遣是做些木工」,並且連木工也做

得如此精緻美好,由這段敘述可以推論出,父親對於格里高爾之前的工作態

度是滿意的,「這孩子只知道操心公事,晚上也從來不出去,連我見了都要

生氣。」薩姆沙先生並不是真的生氣,他只是說了反話,筆者之所以認為薩

姆沙先生說的是反話,是由他的幾個行為推論而來。

當初薩姆沙先生的公司破產時,格里高爾「以為父親生意失敗後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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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留下,至少父親沒有提過;當然他也沒有直接問過。」(131)其父親如果留有一些錢財,照理說應該不會刻意隱瞞,他如果告知家人,會讓家人

安心或至少不必馬上陷入窘境中;但父親隻字未提,顯然他做出了相反的行

為,讓人誤以為家中已無任何積蓄可以應急了,因此身為家中長子的格里高

爾,理所當然必須接替父親原本擔負的責任──養家活口。另外,在薩姆沙

先生重新覓得一份工作後,總是在下班回家時仍舊穿著一身制服,但是經常

在家坐著坐著就睡著了:

自從他找到銀行雜役的工作以來,脾氣竟變得意外倔強,總想在桌旁

再坐上一會兒,卻又總是睡著,最後還得花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他從

扶手椅弄到床上去。⋯⋯直到兩個女人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起來,他

才睜開眼睛,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而且總要說:「這是什麼日子

呀;這就是我安詳、平靜的晚年嗎?」(141-142)

薩姆沙先生在說「這就是我安祥、平靜的晚年嗎」的語氣,就如同他

說「這孩子只知道操心公事,晚上也從來不出去,連我見了都要生氣」的語

氣,說的都是反話。

就一般人的認知,安祥、平靜的晚年應該已不需要操心家事、工作,

但是薩姆沙先生卻「不得不」工作,將這句話對照他先前對格里高爾的肯定

(總是不停的工作),很容易就能看出努力工作的格里高爾,在父親的眼中

是一種驕傲;不能工作時,父親對格里高爾的觀感則另當別論了,更何況格

里高爾變形後實在難以示人,成為了家中的難言之隱。從行為上來看,薩姆

沙先生明明已經疲累到想休息睡覺,但他卻執意要留在工作、讀書中的母女

身旁,薩姆沙先生在言行中常不自覺的顯示出他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一

面。如果對格里高爾實行嚴格的態度即是父親愛的表現,那麼將愛之深責之

切的行為,套用在格里高爾父親的身上倒很適切。先前論文提及卡夫卡認為

「愛經常戴著暴力的面孔」,這句話頗令人費解,如果「愛」會戴著「暴力

的面孔」,那麼「愛」在呈現出來時已經改變,雖然本質上它依然是一種

愛,但卻已不是單純的愛了。

父親的教育手段,卡夫卡認為是卓有成效的,「至少對我從不失靈的教

育手段,不外是:罵,威嚇,諷刺,獰笑以及──說來也奇怪──訴苦。」

(張榮昌譯,2003:74)他的父親不曾動手傷害他,但卻是用卡夫卡最在意

卡夫卡《變形記》中的「以父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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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言語、精神上的折磨來中傷他,然而所有的一切卻都是出自父親

愛的表現。小說中的薩姆沙先生,在言行上展現出來的就是一種變質的父

愛,猶如赫爾曼先生。在格里高爾變形後,薩姆沙先生對格里高爾的影響足

以導致格里高爾在身體上的殘缺,但卻不致於造成他的立即死亡。14格里高

爾的死亡是必然的(人都會死),促成他死亡的因素可能是餓死、傷心死或

是病死(傷口感染病菌),但也不能排除格里高爾的死亡是由他自己所造成

的。

就父親對格里高爾造成生存威脅的情景來說,總發生了三次,而且一次

較一次的傷害大,受傷的除了格里高爾的身體之外,形成了無以彌補的傷痛

卻是在他的內心。與父親第一次的正面衝突,發生在格里高爾變形後,家人

初見他驚人的模樣時,父親為了驅趕他回房間:

他用右手拿起秘書主任的帽子、大衣與留在椅子上的枴杖,左手從桌

子上抓起一大張報紙,一面頓腳,一面揮動拐杖和報紙,想把格里高

爾趕回房間裏去。⋯⋯格里高爾的父親無情的驅趕他退後,口中發出

噓噓聲,簡直像個野人。(125)

格里高爾被攪得心煩意亂,好不容易擠到門口時卻被窄門給卡住,最後

他被父親從後頭使力推了一把,使他終於跌進房間中,但身體卻已經皮破、

血流不止。

第二次的衝突,發生在格里高爾的母親因為突然看見他的模樣而驚嚇昏

倒,其妹妹向父親解釋時,又過於簡略所引起:

他(父親)15下擺往後一甩,雙手插進褲袋 ,板著臉朝格里高爾衝過

來。他大概也不清楚自己想做什麼,但是當他把腳舉得高高的,格里

高爾一見到那大得驚人的鞋後跟時,簡直嚇呆了;⋯⋯在昏亂的狀

態中,除了向前衝,他(格里高爾)16根本沒想到其他出路。就在這

時,突然有一樣東西用力的飛過來⋯⋯這是一顆蘋果;緊接著第二顆

蘋果又飛過來了;⋯⋯一顆扔得軟弱無力的蘋果輕輕擦過格里高爾的

背,沒有傷著他就飛走了,可緊接著又飛來一顆,正好擊中他的背並

14 這點與《判決》中的父親對兒子「賜死」的情況不同。15 括號內文字為筆者所加。16 同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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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了進去。(139-140)

遭遇第二次丟擊而嵌入背裏的蘋果,猶如利刃一般的插在格里高爾的背

上,這個烙印帶有警示作用,小說形容「彷彿這是一個公開的紀念品似的─

─好像也使父親重新想起他是家庭裏的一員」(140),此段敘述也顯示了父親對格里高爾的失望,所導致的嚴厲以對。第三次的衝突,幾乎可以說是

由妹妹葛蕾特(Grete)來主導,她首先發難指責格里高爾,而他的父親只是不知所措:

摸索著,踉蹌的往前走了幾步,跌進他的椅子 ;看起來彷彿是要攤

開身子、像平時晚間那樣打個瞌睡,可是他的頭卻顫抖得厲害,好像

自己也控制不了,這證明他根本沒有睡著。(148-149)

葉廷芳認為:「他(卡夫卡)17與父親的關係始終十分緊張,而且在

他的創作中有著濃重的投影。」(葉廷芳,2003:30)葉廷芳將《判決》(Das Urteil)與《變形記》中的父子關係做了比較,他提到前者中的父親對兒子的判決,是為了維護封建宗法式的家長威嚴,後者則是從維護資產階

級的倫理原則出發;格里高爾的父親丟出的蘋果就是他給格里高爾判的死

刑。「資產階級家庭內部,一個成年家庭成員一旦失去勞動能力,從而與家

庭斷絕了經濟關係,那麼他就成為這個家庭的累贅和多餘人,直至引起這

個家庭的厭煩,盼望他早死。」(葉廷芳,2003:33)對此論點,筆者有不同的見解。薩姆沙一家人害怕格里高爾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他的外形,

Ungeziefer這個德文字的意思是「有堅硬背殼及許多細足的害蟲」(劉森堯,2005:12),一般人看見害蟲都避之唯恐不及了,更何況是放大好幾倍的害蟲。18此外,卡夫卡在創作《變形記》時,並不是沒有工作而需要養賴

家人來生存的人(其一生也只有在生命終了前一兩年才停止工作),因此藉

格里高爾的「失去勞動力」而造成家人的負擔,來批判資產階級的說法有些

17 同註11。18 筆者認為,即使是放大好幾倍的甲蟲,也不見得是大得如同人體一般的尺寸,因為小說中曾描述「格里高爾一見到那大得驚人的鞋後跟時,簡直嚇呆了」。鞋後跟對格里高爾來說

「大得驚人」,可見他變形後的形體比一般甲蟲還大,但是並不表示就和人體一樣大或是

較人體更大。筆者對此部分的說明,是因為坊間常見的《變形記》插圖,經常將格里高爾

變形後的形體誇大許多,甚覺不妥。

卡夫卡《變形記》中的「以父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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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頗。

格里高爾的父親第一次驅趕他,是因為面對著突如其來的驚人景象,心

生恐懼所致;但是又身為一家之主,所以他有責任維護家庭的安全,故有此

種行為。父親的第二次驅趕,則是因為格里高爾傷害了家人(讓母親受到驚

嚇而昏倒),以及「牠」破壞了家中的秩序,在此的驅趕、攻擊行為除了有

捍衛家人的因素在,還有試圖威嚇防備的意味,就像是意欲克服恐懼感或戰

勝它。第三次的衝突發生時,父親原先建立起的武裝(心理或生理上)徹底

瓦解了,因此他癱倒在椅子上止不住的顫抖。在這個部分的描述,也顯示出

父親與兒子在相處上的矛盾,一方面兒子應該負有繼承父親在家中地位的身

分,一方面又因為兒子無法繼承而導致父子關係的斷裂與衝突。

將《變形記》中父子的衝突,解釋為卡夫卡與父親關係的反映(自傳)

雖有跡可循,但是經過卡夫卡的包裝後,小說呈現出的意涵絕不僅止於此。

不如將之視為卡夫卡在文學意圖上的一種表現,企圖透過《變形記》來詮

釋對恐懼的意象,19以及人因為「身分」的不同,產生和他人之間不同的關

係,而在這層關係中,人得面臨種種不同的處境,且不得不去面對。再者,

《變形記》中格里高爾因為變形後脫離了人的身分,看似家庭中父親所施加

給兒子的壓力也消去退散了,但是,只要仍身處在人類社會裏,註定就難以

逃離家庭社會中,父親所象徵的至高無上之權力所帶來的壓迫與殘害。

參、對父權社會的批判

先前論文已提過小說中格里高爾父親形象的差異,不論薩姆沙先生是老

態龍鍾或是身強體健的模樣,皆無損他在家中的地位。格里高爾對父親或對

上司都存有一份相當敬畏的心,他在回想工作情形時敘述到:

我若是對我的老闆也敢這樣,鐵定當場就給開除。也許開除了更好,

誰說得準呢。如果不是為了父母親而戒慎恐懼,我早就辭職了,我會

跑到老闆面前,告訴他我真正的看法。那個傢伙準會從辦公桌後面跳

起來!他的工作方式也真奇怪,總是那樣倨傲的坐在桌子上面對職員

19 有些論者在評論卡夫卡的小說時,認為常會「讀到小說中孤獨寂寞和焦慮恐懼等負面的人生意義,卡夫卡其實是一個性情開朗的人⋯⋯這 顯示了一個具有強烈創造力的作家之雙面人格。」(劉森堯,2005:8)。說卡夫卡是個多面的人也不為過,因為寫作小說本來就需要具備能夠創作多重人格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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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報

發號施令,偏偏他又重聽,大家不得不走到他前面去。(113)

因為格里高爾在身分上帶有繼承的任務,所以他願意忍氣吞聲。在變形

後、尚未被家人察覺的格里高爾還待在房裏手足無措時,他想像了如果一直

沒辦法趕上火車,將會招致嚴重的後果:

老闆一定會親自帶醫生顧問一起來,還會責怪他的父母怎麼養出這麼

懶惰的兒子,還要引用醫生顧問的診斷、粗暴的駁斥所有藉口。在那

醫生看來,世界上除了非常健康的偽病人外,再也沒有第二種人了。

(114)

工作對格里高爾來說,幾乎已是生命中的全部了,他之所以願意替公司

賣命,全都是為了父母親與妹妹。在上引的小說內文中,不難發現格里高爾

對老闆的批判:獨裁、專制又不講情理;然而,格里高爾卻不能離開公司,

因為負債已由他一肩扛起,如果因為對老闆不滿而離職,就會讓家人重新陷

入愁雲慘霧之中,所以他不會離開。

但是仔細探究之下,格里高爾身上負載的壓力是透過老闆間接承受自父

親而來的,父親的公司破產,什麼也沒留下,留下來的也只是負債而已。父

親所丟下的爛攤子,為什麼得由格里高爾來承擔?而不是他的父親、母親、

甚至是妹妹一起分擔?卻全都由格里高爾一人承受下來。論文前面曾提過猶

太民族的傳統,宗教思想對猶太人來說影響最大,最早在「摩西十戒」時,

就有嚴格規範其人民的律法。希伯來法典的內容繁複駁雜,其包括「對世俗

生活、諸如財產、土地、婚姻、家庭、財產繼承⋯⋯等」(劉平炎,1992:124)的規範。在婚姻、家庭與繼承方面來說,「受父系社會遺俗的影響較大」(劉平炎,1992:128);在總體上看,「希伯來法律對待婦女仍是非常歧視的,男女的社會地位很不平等,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更不平等。從某

種意義上講,婦女仍是男人的私有財產。」(劉平炎,1992:129-130)就猶太人的傳統而言,格里高爾承接父親的責任與權力顯然是當然的,婦女因

為身分處於弱勢,自然就無須擔負相關的責任。

面臨這樣的處境,格里高爾大概也毫無怨言,因為「只要話題轉到養家

活口的問題,格里高爾總會放開門,撲倒在門旁冰涼的皮沙發上,羞愧與焦

慮使他五內如焚。」(132)他為何要感到羞愧與焦慮呢?因為他把身上的

卡夫卡《變形記》中的「以父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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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全看成是自己的──父權社會(patriarchy society)20所加諸的思想,因

為自己已無法承擔養家活口的責任而焦慮不安。

格里高爾其實大可不必如此自責,小說中有段描述父母、妹妹是否能勝

任養家活口的伏筆,父親的形象在前引文中已呈現,在母親與妹妹的描述則

是:

老母親患有氣喘,即便在家裏走動也十分費力,每隔一天就會躺在打

開的窗戶邊、在沙發上直喘氣,又怎麼能出去掙錢養家呢?他的妹妹

還只是個十七歲的孩子,她的生活直到現在都十分愉快,只關心怎麼

打扮得漂亮些、睡個懶覺、在家務上幫幫忙、出去找些不太花錢的娛

樂;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拉小提琴,又怎麼能叫她為自己掙來麵

包呢?(132)

對格里高爾來說,家人無論在體力上或年紀上都無法承載擔負養家活

口的壓力,於是他毅然決然的背負起重責大任,在他充滿包容、體諒家人的

心意上,卻因為自己形體的改變而遭受家人一次又一次的打擊;薩姆沙一家

人並沒有格里高爾想像中的那麼脆弱、不堪一擊。在格里高爾發現到家人對

生活態度(與對他)的轉變後,小說揭示了一項重要的訊息:質疑父權社會

的合理性。21拉岡(Jacques Lacan)在談及象徵秩序時,認為這種秩序是由「象徵的父親」(symbolic father),即「以父之名」22所支撐,其是一個隱

喻,表示著強加語言閹割的原因,並代表著理想性的律法之緊迫性(楊久穎

譯,2002:108)23。

20 父權(patriarchy)原義指的是父親的領導,女性主義者藉以指涉社會的各個面向都由男性所支配,從家庭、父親到社會律法和國家,都是由男性為主導的結構;以家庭、性別取

向、國家、經濟、文化與語言種種機制,來區分男性和女性;以種種物質和象徵的資源方

式,來作各式的區分。如男女同工不同酬,其經濟能力、繼承權和身體力量都不同,以這

種制式的論述來壓迫女性。(廖炳惠,2003:189-190)21 「父權」雖然是相當封建且顯見於各種社會的權力結構,但其發展是相當不同的。「父權」已結合了在地的經驗被重新探查,因為「父權」對所有全球女性的支配和剝削,並非

是全然相同的。父權結構往往會結合宗教、政治以及文化形式,將其粗暴的權力本質加以

包裝,光以一個大寫抽象的「父權」觀念是無法窺其全貌。在許多社會中未必將「父權」

視為單一同質的社會結構,「父權」在社會各階段中,以不同的形式演現。(廖炳惠,

2003:190)22 楊久穎譯,見Elizabeth Wright的《拉岡與後女性主義》。以父之名(Name-of-the-father)是個名詞一語雙關,即「nom/non du pere」(「父之名/父之否」(「name/ no of the father」)),以此來強調其象徵上的禁制功能,即S。(台北:貓頭鷹,2002)。

23 楊久穎譯,見Elizabeth Wright的《拉岡與後女性主義》,(台北:貓頭鷹,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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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有必要先說明拉岡的一些論點。費迪南.德.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語言學把符號視為語言的基本單元,由符徵(the signifier)24及符指(the signified)25所組成,「因為符徵與符指的關係是任

意的,所以完全沒有可供討論的理性基礎,除非符徵與符指之間的關係是

理性的連結。⋯⋯讓兩者『像紙張的兩面一般彼此互補』的方法,便是依

社會或政治的理由而達到所謂的『約定俗成』。」(黃冠華,2008:69)拉岡根據索緒爾的論點提出不同的見解,他認為正因為符徵與符指之間沒

有關聯,因此「符指並非索緒爾的模型中與符徵結合為一整體的固定意涵

(sense),而是隨著表意過程(signification)的開展不斷變化的效果,必須依賴與其他符徵的關係而決定。」26(黃冠華,2008:70)拉岡強調了符徵的功能,27因為「意義總是保留、堅持(insists)在符徵鏈中,我們則透過論述、再現等表意過程,等待意義的到來。」(黃冠華,2008:76)是故「符徵在不同時代產生不同符指,這種歷時性意義的變化,充其量不過是特定脈

絡中論述實踐的產物、或者涉及各種詮譯權力鬥爭之下的短暫性霸權的結

果。」(黃冠華,2008:76)小說中薩姆沙一家人,就是憑藉著各自在名稱上的作用而行使職責(或

盡己之本分)。格里高爾的父母親,在格里高爾能扛起家中經濟時,選擇了

傳統社會中的「女性」所扮演的「在家」的角色,28小說中有段描寫格里高

爾將努力賺得的錢,擺在桌上供家人欣賞的情景:

格里高爾之後掙得的錢已夠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的確成功了。大家

很快就習慣了,不論是家人還是格里高爾;收錢的人固然很感激,付

出的人也很樂意,可是卻失去了特殊的溫暖感受。(131)

24 代表語音元素或所謂音響形象。25 代表觀念元素或心理思想。26 例如當love這個音響形象被說出時,假如無法精確的獲得符指或概念時,則必須再使用其他的符徵來解釋,此過程猶如查字典一般將形成無窮迴圈。拉岡稱符指(意義)在符徵的

圈連過程中不斷展開與改變為「符徵下符指的滑移」(the sliding of the signified under the signifier)。

27 拉岡有意將符徵與符指分離,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明,即使性別不同的小孩,在不懂符徵(Gentlemen與Ladies)的意義下,仍能正確的走向不同的門,重點在於「現實上兩個原先無法區別的門,在並置了兩個沒有符指的符徵下,兩個門開始從這樣的『純粹差異、對

立』中承接其意義。」(黃冠華,2008:72-73)28 伊麗沙白.萊特(Elizabeth Wright)表示,性別化(sexuation)意指為何?其指的是,我們無意識的「選擇」自己作為女性或男性存在的模式之過程(楊久穎譯,2002:49)。

卡夫卡《變形記》中的「以父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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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做,甘願受」就很符合薩姆沙一家人的寫照,當這樣的傳統觀念

已深植人心時,習慣也就成為自然,沒有人會感到不適。先前當格里高爾想

請病假時,曾進行這種推想,「在那醫生看來,世界上除了非常健康的偽病

人外,再也沒有第二種人了。」對此他反倒質疑起自己請假的合理性,「像

今天這種情況,醫生的話難道真的不對嗎?格里高爾覺得身體的狀況還挺不

錯,除了因為睡了長長的一覺後有些多餘的慵懶之外,他只感到不尋常的飢

餓。」(114)其實,當格里高爾認同自己的猜測時,也透露出他認同父權體制專橫獨

斷的合理性(再也沒有第二種人了),然而這也是小說所要批判的。我們說

話,並且我們獲得存在,每個人類的「存有者」都必須承受語言和言談的閹

割,就拉岡所言,語言會對所有的說話者加上限制,29這種狀況會造成對象

徵性認同的游移,以及分裂拉岡所稱謎樣的、「被劃掉的」(barred)主體(subject)30,S。31(楊久穎譯,2002:49-50)當一個人認同了傳統的社會制度,認同了由國家所制訂的語言、秩序規定等措施,就會反映在他的言行

舉止上。格里高爾的母親與妹妹,在先有父親保護支撐的生活中存在,轉到

由格里高爾繼續維持的世界 ,愉快自在的安逸生活,從來都不曾感受到生存的威脅。一旦格里高爾不能再維持家計,就連原本曾是家中支柱的父親也

不復往昔健壯時,突然間變得人人自危,這種危機意識反而激起薩姆沙一家

人的生存鬥志。

在不能動用之前父親偷偷留存下來的錢金因素下,其家人各自都找到了

工作──不論是身體虛弱的父母或是稚嫩的妹妹,這是在格里高爾一個人努

力工作時,家人所不曾展現的能力:

母親低著頭,就著燈光給一家時裝店做精細的針線活;妹妹去當了

29 對拉岡而言,語言是用之於「主體建構」的複雜手段。他以「語言」(langage)這個字,來指稱一般上的語言;而對於那些原以為清晰無比的言談,卻遭受詩文或情感元素的介入

之損害──拉岡則造了一個新詞「語語」(lalangue)來指稱(楊久穎譯,2002:108)。30 拉岡式的主體,是分裂的;其被視為是單一的、自主的,並且是未分割的。進入語言,就在會犯錯的無意識的主體,與(認為自己完全投入在其言談中的)意識的自我二者

之間,造成了一種決定性的分裂。主體所在談論的,和其已說出的話,亦即「陳述」

(statement)和「聲稱」(enunciation),兩者之間從未相符。一個真正的分裂,將衝擊徘徊在想像秩序中的關於整體性的錯覺。主體受制於象徵秩序,而自我則無法逃離其在想

像秩序中的根源(楊久穎譯,2002:113)。31 此符號為原著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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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貨員,為了將來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利用晚上學習速記和法語。

(141)

已有工作的薩姆沙一家人,並沒有像格里高爾先前的大方奉獻出幾乎是

所有的收入,小說曾提到「格里高爾每月給的家用──他自己只留下一點點

零用錢」(131),再反觀妹妹葛蕾特的行為卻是:

你們也許不明白,可是我很明白。對這個怪物,我沒有辦法開口叫牠

哥哥,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們一定得把牠弄走。我們照顧過牠,對牠

也算仁至義盡了;我想,沒有人能責怪我們了。(149)

葛蕾特在說出無法「叫牠哥哥」時,已經決裂了兩人之間存在的關

係。拉岡表示,「象徵的父親」即「以父之名」代表著法律,「體現著陽

具(phallus)32的力量和閹割的威脅」(王國芳與郭本禹,1997:151);而「陽具功能」(phallic function)33「本身也是閹割律法的根源,所有他者

(other)的慾望都得承受這律法。」(楊久穎譯,2002:64)意即「進入象徵系統後,每個性別都有所匱乏,但是他們所匱乏的並不是陰莖──即陽具

被用來當成隱喻,代表陽具功能,起著分裂主體、產生說話者的作用。陽具

功能在男女兩邊都會出現。」(楊久穎譯,2002: 64)然而,女人(woman)卻不是完全由陽具功能來界定的,拉岡提出的

「女人並不存在」34的論點,其借用數理的二律悖反,35以喻女性的主體性,

因為女性不全然受制於閹割的要脅,確立這點,除了確立「女人(作為一

32 陽具同時是匱乏和慾望兩者的意指。孩童一開始都相信母親擁有陽具,然而,在閹割情結作用的過程中,她/他卻從被與母親聚合的關係中逃離出來,並且將陽具視為也是母親所

欲求的事物。(楊久穎譯,2002:110)33 無論是由男人或女人所主導的社會皆然;而至少在某些西方歷史論述之中,陽具便是這種限制的一個象徵。拉岡把這種限制稱為「陽具功能」即閹割的功能;其對兩性都的發生作

用。(楊久穎譯,2002:50)34 引文中「女人」為原著者所加。35 見林建國<女性主義並不存在>,收入於《拉岡與後女性主義》。(台北:貓頭鷹

2002)。在康德的例子,所謂數理二律悖反,指我們在承認「世界存在」之後,必須在兩個相互抵銷的正反判斷之間(世界的時空有限;世界的時空無限)擇一同意,形成我們痛

苦的抉擇,並未留意兩個判斷都沒有說對。康德認為,只有在「世界並不存在」的前提下

才有解決方案,才不致跳過具體的「現象」和「經驗」,空談浩渺的「世界」。於是他如

此設限,重新定義他所認知的「世界」:沒有任何現象不受經驗感知,於是世界不能空

談;然而並非所有現象都已被經驗感知,因為世界還沒「結束」。兩道手續都在嚴防世界

超越時空的存在,頁16。

卡夫卡《變形記》中的「以父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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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範疇)並不存在」之外,一併確立了她不完全受到閹割要脅之後種種的

可能性(林建國,2002:16-17)。瓊安.利維葉(Joan Riviere)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主張:「女人氣質」(womanliness)本身是一種遮掩策略,用以順從社會對女性特質(feminity)的建構──所以我們看到假面扮裝(masquerade)登場,其間作為一個類屬的「女人」(the woman)36並不存

在(楊久穎譯,2002:67)37;利維葉辯稱,女人氣質一方面既能用來隱藏

陽具位置,另一方面也因為取得陽具位置而先發制人的防止報復(楊久穎

譯,2002:68)。妹妹葛蕾特因為已擁有自我謀生的能力,因此顯現出她想要驅逐已不在

法定認可範圍中生存的格里高爾。陽具同時是匱乏和慾望兩者的意指,在此

葛蕾特顯露的陽具功能是指她想掌控局面的企圖,拋開她之前只關心如何妝

扮自己、在家幫忙家務的形象,現在的她已經展現了能獨當一面的能力(尤

其在父親的支持下),於是她蠻橫自私的傳達自己不能再忍受的心情:

「我們一定要把牠弄走,」妹妹再一次明白的對父親說⋯⋯「牠會把

你們拖垮的,我知道準會這樣。咱們三人都已經拼了命的工作,再也

受不了這樣的折磨了。至少我是再也無法忍受了。」說到這 ,她痛

哭起來,眼淚都落在母親的臉上。她替母親把淚水擦乾,動作呆板。

(149)

妹妹葛蕾特一方面呈現她陽具功能的氣勢,一方面又散出發女人柔弱的

氣質,她提到「至少我是再也無法忍受了」,這句話若是以前的她,是不可

能說出口的。在格里高爾賺錢養家時,妹妹被父母視為無用:「以前他們總

是罵她,說她是個不中用的女兒;現在呢,當妹妹替他收拾房間的時候,老

倆口則守在門外,等她一出來就問她房裏的情形。」(133-134)妹妹逐漸獲得信心的同時,也逐漸在貶低格里高爾的價值。

在父權社會中,因為由男人擔起養家活口的工作,因此掌握經濟大權,

能在家中呼風喚雨、頤指氣使;相形之下,女人只能在家中煮飯、做家事,

依賴男人生存,也就處於劣勢顯得卑微。如今格里高爾的妹妹登高一呼,並

36 “the woman”中譯譯為「女人」,似乎不能完全將意思表達出來。37 利維葉的病人把女人氣質當作「偽裝」或是「遮掩」,因為「在面紗之下,並沒有絕對的女性特質,只有一組本體上無謂的指令,規範性的經由模仿和有樣學樣的方式,將女性的

主體導入『成為』女人的社會實踐中」(楊久穎譯,20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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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父親的默許之下,在格里高爾慢慢爬回房間時,以幾近趕盡殺絕的態度

快速將他關回房間 ,她一切的作為都在象徵秩序(父親)的認可下實行。在父權社會長久的洗禮(洗腦)之下,薩姆沙一家人似乎並不會對格里高爾

感到愧疚,反倒是格里高爾直至死前,都還懷著無怨無悔的心情去回應家人

的對待:

他背上的爛蘋果和周圍發炎的地方都蒙上柔軟的塵土,早就不太難受

了。他懷著溫柔和愛意想著自己的家人。他消滅自己的決心比妹妹還

要強烈呢!只要這件事真的辦得到。(151)

格里高爾一心一意想讓家人安穩的生活下去,並達成送妹妹進入音樂學

校學習的願望,卻真心換來絕情相待。在格里高爾死後,薩姆沙一家人如釋

重負,「彷彿要證實他們嶄新的夢想和美好的意圖似的,在旅途結束時,他

們的女兒第一個跳起來,伸展著她那兒滿青春活力的身體。」(155)兩兩對照之下,顯得格外諷刺,格里高爾在家中的地位,從高處往下墜落,妹妹

葛蕾特則反而由底下往上爬升,兩者關鍵的差異在於身分的轉換及關係的抹

滅。這轉換是指在現實環境的壓力下,誰能控制局面,誰就能掌握權力。當

格里高爾仍勤奮的堅守崗位(扭轉家人陷入破產絕望的命運)時,他的所作

所為都是心甘情願的奉獻;至立場轉換過來時,當妹妹的工作(由打理格里

高爾的一切,轉向有工作賺錢的能力)逐漸上手,並有上向提升的可能時,

她迫切希望的則是儘快擺脫格里高爾,以便擁有更美好的未來。而格里高爾

與家人關係的抹滅,則意味著打破小說中所建立的象徵秩序。

肆、結語

卡夫卡對「罪」曾這麼詮釋:「有罪的是我們的處境,與罪惡無關。」

(張榮昌譯,2003:160)38在《變形記》的故事中,似乎很難去批判誰的不

是,猶如卡夫卡自己所言的,有罪的是處境而不是人。當讀者站在格里高爾

的立場去經歷事件時,令人不得不產生同理心而去埋怨別人;但是,如果立

場更換過來,身為薩姆沙家人時,卻又難保自己不會迫於生活的無奈而出此

38 劉霞譯,見Franz Kafka:Betrachtungen Über Sünde, Leid, Hoffnung und den wahren Weg。收入於耿一偉編選,《卡夫卡三重協奏曲》。(台北:麥田,2003)

卡夫卡《變形記》中的「以父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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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策。拉岡曾說,「每一詞項都是在與其他詞項的建構中期待意義的到來,

卻相反的透過回溯的效果來固定意義。」(黃冠華,2008:70-71)在研究《變形記》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小說除了以平鋪直敘的方式呈現外,在情節

出現主角有重大的發現時,還會以插敘的方式補述。《變形記》雖然以含蓄

隱晦的筆觸敘述,但是卻如同拉岡所言一般,小說的意義在不斷的建構中表

露無遺。

父親的角色在《變形記》裏帶有決定性的意義,如果讀者往前回溯,可

能會發現格里高爾真正的壓力來源是父親,雖然他的父親在小說中幾乎不曾

傷害他──唯一的那次是被父親丟擊的蘋果所傷,這種皮肉上的創傷的確會

促成格里高爾的死亡,但是真正讓格里高爾一命嗚呼,壓死他的最後一根稻

草,卻是籠罩在整個家庭、整個社會上濃厚的父權思想與價值觀。卡夫卡曾

在《致父親的信》中寫道:

關鍵是要找到一個職業,從事這個職業後,我便可以無所顧忌的沉溺

於這種冷漠之中,同時又不至於過分傷害我的虛榮心⋯⋯。然而,在

某種意義上,這倒也合我的味口,正如同早先的九年制中學以及後來

的公務員工作,它們也在某種意義上合我口味一樣,因為這一切完全

是符合我的實際情況的。(張榮昌譯,2003:116)

卡夫卡在信中雖然批判父親所加諸在他身上的期許與壓力,雖然他默

默承受一切,但在他的思想上卻策劃著種種逃避的行為。卡夫卡一方面揭露

生活在父權社會下的無奈與苦楚,但一方面卻又沒能做出實際上的反抗或抵

制,他自始至終都無法擺脫社會的價值觀而去選擇自己夢想中的職業。小說

中格里高爾沉默的繼承了父親的債務,雖然他內心裏有千萬種想法,但是他

寧可選擇壓抑下來,以等待來換取自由。卡夫卡在小說中訴諸了存在父權家

庭中的悲哀,而家庭猶如社會的縮影,即使卡夫卡與他小說中的主角沒能勇

敢的對抗無形中侵蝕生命的霸權勢力,但是他卻看得很清楚。

格里高爾的死亡似乎帶著某些意涵的警訊,卻也是最好的結局,卡夫卡

不能預視自己的遭遇卻能安排小說的結局,套用拉岡的話來解釋:

重點在於在場(presence)與不在場(absence)的接續,或者說在場

是基於不在場的背景之下、不在場是緊接著在場能夠存在這一事實。

(黃冠華,20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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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或是他自己小說中的主角,雖然都願意承受著父權社會的壓迫,

但不表示他們以外的其他人也得默默承受;即,當小說在揭示出生活的困境

時,人們是可以有所抉擇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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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of-the-father” in Kafka’s Die Verwandlung

Nai-Ching Chi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started from the paternity of the Die Verwandlung. To discuss the existing 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feelings between the father and the son of the novel. Generally, when commentators are studying Kafka’s novels, they think that the personages in Kafka’s novels are the embodiment of himself. The fact is that in Kafka’s Die Verwandlung , not only the morals problem between the father and the son has been passed on, but also the melancholy and suffering in patriarchy society were revealed.

Therefore, in this thesis, I will research into the 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of the paternity. Also, in this novel, the father’s behavior of “He who loves well chastises well.” is quite suspicious,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at the father thought his son belonged to him. And then, this thesis will quote Lacan’s theory to touch upon that someone who has accepted the concept of patriarchy society, he will be influenced for his whole life. That also reveals that human being has no choice sometimes in this society. Besides discussing the paternity, this thesis will also discuss the issue of feminine by Lacan’s theory.

Keywords: Kafka, Die Verwandlung, father, patriarchy society, Jacques

Lacan

Received: September 26, 2008; Modified: December 25, 2008; Accepted: February 4, 2009* Nai-Ching Chien, Graduate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E-mail: [email protected]

卡夫卡《變形記》中的「以父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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