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沈轶伦

从广慈到瑞金的爱意传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改为“东方红医院”之前，它

的名字是广慈。1972 年后，按医院门前的瑞金二路改名为现在的名字———瑞金医院。

近日，拥有 113 年历史的瑞金医院，用最高规格欢迎回家的医护人员：在科教楼外悬挂了巨幅海报，上书“与子同袍，携手同归”“衣白袍，破楼兰，战病疫，救苍生”。这是瑞金医院历史上第一次挂这么大的海报，但这并不是瑞金医院第一次在抗击疫情中勇挑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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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鲜腌

上海曾这样抗击血吸虫病

■沈轶伦

水网密集的江南长江流域，曾经是血吸虫病肆虐之处。 不幸罹患血吸虫病的人，会全身不适，皮肤上发荨麻疹，会腹痛、

腹泻，有的会肝脾肿大，鼓腹如怀胎十月。

1924年后，国内外学者陆续报告上海有血吸虫病流行。 相关调查显示，

1920年-1949年，青浦县莲盛乡任屯村全村 275户、960人，其中全家死绝的有121 户，死剩 1 人的 28 户，幸存的 461

人中 97.3?也患了血吸虫病；50多幢房屋倒塌，1300多亩良田荒芜。 上海县宝南乡北马村至 1939年，有 17户全户死亡，解放时大部分房屋倒塌，村前河沟瓦砾钉螺密布， 全村仅存的 28个男性青壮年中有 22 人患晚期血吸虫病。郊县的许多青年男女，因为童年患血吸虫病，发育不全，成年后不能结婚。

江南人民世代依河而居，日常起居的每件事几乎都离不开水。但水，也是血吸虫最喜欢的地方。寄生人体的 6种血吸虫中，危害我国的主要是日本血吸虫，钉螺是其唯一的中间宿主。传染源的粪便进入水中，粪便中的虫卵在水中孵化出毛蚴，毛蚴会侵入钉螺，毛蚴在钉螺体内发育为尾蚴并且逸出，尾蚴会感染接触疫水的人、畜。农民、渔民一旦接触了被血吸虫污染的水或者饮用了疫水，就可能得病。

《上海卫生志》显示：1949年上海解放后， 上海高度重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1950年，上海市市长陈毅为《血吸虫病防治手册》封面题签。因为钉螺是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宿主，根据新华社 1958

年 9月 28日的报道显示，1958年的春、

夏季，上海就组织了 300 万人（次），结合兴修水利、 积肥， 把 5350条有螺河道，全部抽干河水，铲除两岸和河底的有螺泥土。其两岸长度达 5674公里。全市先后动员 3500多位医务人员， 在流行地区普查了近 60万人。

随着农村居民能够喝上洁净饮用水、粪便得到妥善管理，以及对钉螺的扑杀，经过 20多年的努力，至 1975年，

上海各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1985年 8

月 29日， 市委批准上海市消灭血吸虫病的报告。同年 12月 10日，市委、市政府召开上海市消灭血吸虫病庆功表彰大会，宣布全市消灭血吸虫病。

虽然受到控制，但并不意味着血吸虫就此被消灭。新世纪后，科学家们担忧疫情仍然有扩散蔓延或有卷土重来趋势。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防治科专家在 200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发出预警：“上海已经消灭了血吸虫病多年。因此，生活在上海的每个人对血吸虫普遍易感。所以，一旦接触疫水，往往引起急性血吸虫病发生。最近10多年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接到30多个病例，其中在流行区感染血吸虫病回沪发病的占 40%。? 血吸虫病的预防依然值得重视。

▲如今的院长办公室也曾是新生儿的婴儿室，一侧为原婴儿室走廊。 ▲瑞金医院 8号楼 瑞金医院供图

一

1947年 3月 20日， 上海当时的防疫委员会发表公报， 要求公众注意乍暖还寒时节，流行病暴发。数据显示，当年包括天花、

脑膜炎、 白喉等疾病较前年都略有上升趋势。沪上各媒体除了提醒市民注意房屋内通风、个人清洁，以及外出避免去人员拥挤处等防疫事项，还特意公布了“患者发现后之处理办法”，即“延医求治，报告本区卫生事务所或卫生局防疫处，前往调查消毒并将患者送往下列隔离病院”。 四所列出的医院名单里，除了三家传染病医院外，还有一家，是广慈医院。

广慈医院，当时上海人尽皆知的知名医院，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前身。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改为“东方红医院”之前，它的名字是广慈。1972年后，按医院门前的瑞金二路改名为现在的名字———瑞金医院。

悠久的历史和过硬的技术，让这家医院成为上海最早能应对传染病的医院之一。从1907年创建至今，瑞金见证了上海的每一个发展脚步，也在每一次疫情来临时，守护人们的健康。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大年初四，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带领上海第三批援武汉医疗队踏上征程。医护人员一直奋战，至 4 月 5 日解除隔离后，上海交大医学院为这批医疗队中的 31名队员举行了欢迎仪式。

拥有 113年历史的瑞金医院，用最高规格欢迎回家的医护人员：在科教楼外悬挂了巨幅海报，上书“与子同袍，携手同归”“衣白袍，破楼兰，战病疫，救苍生”。这是瑞金医院历史上第一次挂这么大的海报。

二

但这并不是第一次，瑞金医院在抗击疫情中勇挑重担。

一如往昔，每年清明，瑞金医院的医生都会有个仪式， 到著名医学大家邝安堃（1902年-1992年， 中国内分泌学创始人之一）和傅培彬（1912年-1989年，1939年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医学院，中国当代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铜像前，敬献花圈，缅怀恩师的教导。

作为我国著名的内科学家、瑞金医院大内科的奠基人，邝先生培养的弟子包括王振义、陈家伦、龚兰生、唐振铎、许曼音等知名大家。邝安堃曾留学法国。1933年，从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邝安堃回国，被聘为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 小儿科教授，

以及广慈医院这两个科的主任。次年，邝安堃任震旦大学医学院内科教授和广慈医院内科主任，并在此岗位上工作了半个世纪。

此时的上海， 各种传染病此起彼伏，由于战争的影响，市民生活不便，让疾病的传播更为猖獗。《上海通志》 显示，1926、1932、

1939年， 天花流行猖獗， 以 1932 年为甚。

1930年到 1942年， 伤寒每隔 2-3年流行一次，累计发病 15190例，死亡近万人。1938年到 1940年，霍乱、天花、白喉、伤寒、猩红热、

疟疾、痢疾相继流行，麻疹、回归热、狂犬病、

斑疹伤寒等同时散在发生。

对当时的内科医生来说，重点工作之一就是传染病防治。1934年春， 邝安堃在一次查房时，发现病房中有不少原因不明的氮质血症病人，轻者自愈，重者死亡。第二年，又住进一批类似患者。1936年， 邝安堃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回归热的一种特殊临床类型———氮质血症型。回归热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临床特点为周期性高热伴全身疼痛、 肝脾肿大和出血倾向，

重症可有黄疸。邝安堃的这次发现，成为他日后创新不断的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新发现。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由于战争引发的霍乱等传染病暴发，广慈医院除救治受伤军民外，还在原有传染病房外另辟隔离医院收治霍乱病人、天花病人。医院因此获得当局的奖章。

与疫情作战，成为这所医院的历史的一部分。

三

1948年，日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系毕业，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得到广慈医院工作的机会。他被分在 2号楼。当时，内科医生一共只有 3 人，主任正是邝安堃。王振义记得， 他一个人要负责 48张床位。“那时候我们不用看门诊，门诊有专门的医生。工作节奏基本是一天在平民病房，一天在传染病房，一天休息。几乎什么病都要看，尤其在传染病房时，

狂犬病、霍乱、天花每天都会遇到。”

王振义工作的 2号楼，是瑞金医院内最具历史的建筑之一，也是医院创建之初的第一批病房。

20 世纪初，天主教江南代牧区法籍主教姚宗李与法租界公董局合作，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东侧购地 160 亩建立”圣玛利亚医院“，医院中文名根据“广为慈善”之意，取名“广慈医院”。1907年 10月 13日，医院举行了落成典礼。

落成的首期工程，包括了 4幢 2层西式砖

木结构房，一幢供修女用，一幢供职工用，两幢供病人用，名字是圣味增爵楼（Saint Vincent，2

号楼）与圣路依士楼（Saint Louise，3号楼），病房下层设 40张病床，分布于各室。

王振义工作的 2号楼内，最初仅设病床 15

张。随着医院的发展，医院不断在周边新建了许多新的机构和设施。1935 年，2 号楼在原址同名老楼拆除基础上先行建成。当时媒体如此报道：“新楼为中国穷人住院，让法国医学技术为中国人服务。”开业时，2号楼共 300张床位，

有骨科、手术室、结核病房等。5年后，3号楼也跟上，落成后的外观与 2号楼一致。

医院的东面是法国耶稣会的震旦大学（今交大医学院）。1912 年， 法籍传教士孔明道（Joseph de Lapparent）任震旦学院院长后即着手建立医科，学生毕业后，最优秀的医学生才能进入广慈医院工作。广慈医院东北面为天主教仁爱会总院（今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从广慈医院建院第二年起， 医院陆续增建了病房。至 1932年医院成立 25周年时，病床已经增至 500张。发展至 1949年，病床已经达到780张，全院共有医生 50多名，完成了学科齐备的综合医院的规模始建， 逐步踏入国内一流医院之列，并成为当时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医院。

1950年 2月 6日， 国民党军队空袭上海，

医院全力参加抢救受伤市民，此后又立刻投入与白喉、天花的斗争中。1951年 10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了广慈医院；1952年， 医院改为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

在当年高校院系调整和随后的校内专业设置调整过程中，广慈医院汇聚了沪上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中有儿科界一代宗师高镜朗、骨科学专家叶衍庆、外科学专家董方中、肺科学专家孙桐年、心脏病学专家陶清、传染病学专家杨宜、口腔内科学专家席应忠、口腔外科学专家张锡泽、 整形外科学专家张涤生、麻醉学专家李杏芳、中医伤科专家魏指薪。还有一大批回国的青年留学人才， 包括朱大成、董德长、曾畿生、邱立崇等，大大增强了医院的师资力量和医疗力量。

四

虽然设在外侨聚集区，但医院从一开始就对所有病患都予以收治。

据《广慈医院 25周年纪念》记载：“广慈医院贫富俱收，各视其境遇以付值，犹如现状，富者出其膳费， 从无因乏资而被拒绝者， 即最贫者，亦得入附设之病床焉。500病床中 302座，供贫人之用，从未间断。故贫者极乐进广慈医院，

药费优廉，看护周到，身心俱泰。”上海解放后，

傅培彬有一次在术前查房时， 发现一位罹患急性腹膜炎的农村阿婆双脚都是泥， 立刻亲自打来水为阿婆洗脚。傅培彬曾任瑞金医院院长。

如今医院行政人员使用的办公楼， 名为 8

号楼，曾是见证许多新生命诞生的产科大楼。现在，站在楼下，抬头仰看，还能看到中文和法文写的“产科 Maternit?”。在上世纪 30年代初期，

这所医院的产科年分娩量就达到近 600例。

2018年，《新民晚报》 刊登了这样一个故事：“75岁的德国人保罗从杜塞多夫坐火车赶到汉堡上海交响乐团欧洲巡演现场，向乐团捐赠了一批颇具价值的历史资料。他告诉远道而来的上海朋友，他的母亲莱达曾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的一位乐手，而他本人就是在广慈医院出生的。他说：‘我一出生就办了中国护照，保留至今。’”

因这所医院而诞生的生命和希望，就这样走向上海各处，也走向世界各个角落，包括眼下全球抗疫的时刻。

3月下旬， 包括瑞金医院专家在内的交大医学院多名专家共同连线意大利四家医疗机构， 介绍中方在抢救治疗新冠肺炎患者中积累的经验。 瑞金医院 4名专家也将抗疫经验通过云交流传递给法国医护人员。接下来，来自瑞金的医学专家还将代表中华医学会， 与欧洲呼吸病学会、欧洲胸科医师协会等机构进行交流，为英国等地医护人员带去一些临床实践经验。

（资料参考：《瑞金医院百十年： 有一种海派，

叫永远创新》《一家百年老院的文化与她的坚持》）

荨瑞金医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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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伍大人一起承担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伍连德看着周围人阴冷的目光，周身感到一阵阵寒冷。他知道，这一次算是触碰了他们的痛处， 一两句话绝难打破几千年形成的传统道德观念和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

这需要时间，需要交流。这种交流也可能会以失败告终，或引来不可预测的后果，

但他只能这么做，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能再犹豫了。 伍连德的官话本来说得磕磕绊绊，但在这一刻，变得流畅起来：“诸位大人，我也是中国人。在我的家乡，南洋槟城，也有一块墓地。在那里，两年前刚刚安葬了我的母亲， 将来我也要躺在她老人家的旁边，我知道什么叫入土为安。”

众人的屏气凝神，听着伍连德继续说：“现在的情况，防疫工作到了紧要关头，不能有任何漏洞，否则前功尽弃，但凡有其他办法， 我也不会出此下策。为了在场各位的生命安全，为了东三省千万人的性命，为了大清亿万黎民，更为了社稷江山，也只能愧对这些死者了。”

现场还是一片寂静， 人们在回想、

咀嚼伍连德说过的话。过了一阵，于驷兴打破了现场的沉寂：“伍大人所言不差。 如今顾得上活人就顾不上死人，如果不尽快处理这些尸体，不仅全城百姓遭殃，恐怕东三省也无宁日。依我看，而今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在传统道德与百姓生死面前，作为本地最高长官，他从大局着想，做出应有的判断。

伍连德心里一阵轻松：“于道台深明大义。”

于驷兴又说：“可是兹事体大，不能我一人做主，我建议召集本城士绅商议定夺，诸位意下如何？ ”

在场官员纷纷点头。 伍连德也点点头：“好吧，时间紧迫，请于大人召集士绅，

立即来坟场。”

于驷兴当即传令，令士兵们将全城士绅和商会首脑悉数召集到坟场。几个时辰后，全城的头面人物都被请到这里，说请是客气的， 谁愿意大冬天到这种晦气地方，而且是瘟疫瘴气之地。到齐以后，伍连德还是先请他们乘马车走一遭，然后把前因后果详细解释给他们听。

于驷兴告诉大家伍连德的建议，并表示这件事非同寻常， 官府也不能决断，所以请大家来一起商议。这时，伍连德已经起草完发给施肇基的电报，林家瑞将之翻译成中文，以便同时抄送给陈昭常。

电文的抄件在士绅们手中传递、阅读，看完以后，却没有一个人说话。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傅家甸坟场一片寂静。

伍连德十分焦急，不能再等了，他大声说：“时间紧迫， 既然大家没有反对意见，就发电报了，一切后果由我一个人承担。”说完，唰唰唰，在电文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随后递给林家瑞：“马上发出。”

“等一等。 ”于驷兴走了过来，拿过中文的电文， 在伍连德的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我身为哈尔滨地方最高长官，同意伍大人建议。朝廷追究下来，我和伍大人一起承担。 ”

话音刚落，另一个官员上前，也在电文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接下来，一个接一个，在场的官员都在电文上签了字。

这时候， 一个老者从人群中站出来：

“列位大人， 焚尸虽有违人伦， 但国难当头。不如此则天下生灵涂炭。老朽斗胆，愿附名于列位大人之后。 ”说完，上来签名。

跟着，所有在场的士绅都在这份电文上签了字。伍连德深受感动，原本一潭死水的官场，死气沉沉的社会，大祸临头的恐怖气氛，都在这一刻消解了，坟场上寒风依旧刺骨，但伍连德觉得有一股暖意在心中流淌，他知道，在这场大瘟疫面前，在民族生死前途大义面前，人们是很容易走到一起的，不光是脚步，更是内心。

坟场被严加封锁，焚尸的准备工作也在着手进行。 但是，没有人知道北京会如何答复。

电报发出去了，一天过去了，北京方面毫无音讯。廖仲恺自长春来电，告知以吉林巡抚的名义向奉天总督和朝廷都转发了同样的请求，也是毫无音讯。又一天过去了，

还是毫无音讯。鼠疫死亡人数还在上升，官员和士绅们天天聚集在防疫委员会打听消

息，失望和不安的情绪开始蔓延开来。

伍连德依旧每日按固定程序开会、视察、向外务部上报每日防疫情况。

1911年 1月 30日清晨， 哈尔滨傅家甸。伍连德稍稍睡了几个小时，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还是北京方面的态度。

北京不赞同，也不反对，毫无音讯，就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如果北京方面反对，甚至反应激烈，大动肝火，他还可以申辩、

争取，甚至利用国际力量让朝廷让步。但是，

怕就怕这种束之高阁，无限拖延，不了了之。

想到这里，他不禁焦躁起来，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想要救生灵于涂炭，为什么政府不理不睬， 做一个回复真有如此之难？

不能再等了，我是钦差大臣，能不能就以钦差大臣的名义，下令焚尸？

但这个念头很快被自己否定了。哪怕他下了决心，下达命令，地方官员哪个敢执行。

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朝廷的容许，他根本无法调动本地的力量， 因为有可能激起民乱。

大规模焚尸，这件事太大了，对中国人来说是破天荒的，也是不能容忍的，即使在世界上，这么大规模的焚尸也是闻所未闻的。

不能冲动！

但是如果就此无所作为， 听之任之，

那个已经有三四千具尸体的坟场还会不断膨胀， 简直就是鼠疫杆菌的培养中心，

傅家甸的鼠疫就不能彻底被控制。那样的话，长春、沈阳、北京……将像多米诺骨牌，接连沦陷，后果不堪设想。

伍连德知道，当下此事的最终裁定权在千里之外的朝廷手中，这需要京城有人出面担责，职务越高风险越大。然而这需要斡旋，想到这里，施肇基俊朗的面庞又出现在眼前，大难当前，敢于起用自己；在梅尼强力挑战时，坚定支持自己。

（二十五）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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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久成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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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连 德

WEEKEND10 知沪·连载·广告2020年 4月 1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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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沈轶伦 执行编辑：张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