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传统雕版印刷源流考

内容提要：公元 13 世纪，雕刻印刷术传入藏区之后，藏区各地陆续建起了印经院，并不

断地技术更新，大规模地刊刻印刷，为藏文文献的保存和藏族文明的发展提 供了更加有

效的手段。印经院大量印制不仅降低了成本，推广知识、普及教育，增进文字阅读能力。

同时，使得藏文书籍形式统一、版面标准化、字体固定、校勘仔 细并推动了以五明分类

为则准确地概括了藏文文献的学科管理，留传后世，对藏族文化遗产的保存起到了重要

的功能。

关键字：雕版印刷、藏文文献、印经院、源流

藏文创制于公元 7 世纪，先后经过 3 次厘定。藏文是实用性文字，形成了大量藏文文献。

先辈译师们和班智达们曾经从印度、汉地、于阗、克什米尔等地将佛陀所说 的经典以及

对佛经的疏释译成藏文，还有本民族的许多学者写下大量的著作，成为学习、研究大小

五明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在传承的过程中有许多木刻形式问世。 本文翻阅大量资料，

从藏文文献发展角度简述藏族原始雕刻技术产生与藏文雕版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过程。

第一、藏文雕版印刷术的萌芽时期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金属工具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吐蕃时期雕刻技术在藏区相当发达。

《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公元 763 年立于布达拉广场）和《唐蕃会盟 碑》（公元 823

年立于大昭寺前），在会盟碑上刻上藏汉两种文字，碑形端庄，书体俊秀。除此之外，

在木质建筑物上所刻人物、兽、禽等形象逼真、古朴、生 动。凿刻技术精细，大都采用

雕刻法。吐蕃善于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工艺技术。据史籍载，松赞干布时曾“自东部汉地、

弥药取得工艺及历算之书”。文成公主入蕃 就带来了十八种工艺书籍，又请来各种工匠五

六百余人，其中就有造纸、制墨之匠。金城公主入蕃时也带来了各种工艺之书。据《旧

唐书》记载，“遣酋毫子弟请入 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随着吐蕃

军事扩张，每次入侵内地，均要掳掠青壮年男女，尤其是有技术的工匠，这些工匠直接

推动了吐蕃手工业的 发展与技术进步。敦煌发现的 P.T1089 号原稿在正文后有一红色方

形印鉴，绘有一人就坐，其前另有一人下跪，呈哀恳状，上右方有一咫藏文字符，印文

有 “岱大臣验讫之印”，背面卷纸摺缝处盖有同一印章，图案拙劣，但印文清晰，背面上

方有大字“品级之印”。由此可见，吐蕃时期，藏族就广泛使用雕刻技术，并 掌握雕刻印

鉴技术。同时，从内地传入了造纸和制墨技术。这些对藏文雕版印刷术的形成和雕版印

刷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同时，佛教在吐蕃的盛行， 译师们大量翻译出的

佛教经典将刻写在纸卷、金属、木简等各种材质上，还有模仿贝叶经的形式刻写在贝叶

上。

公元 9 世纪“后弘期”开始，以仁钦桑布为代表的译师们再次掀起了翻译佛教典籍的热潮。

藏传佛教诸教派陆续形成，经典的翻译整理已具成规模。同时，藏传佛教 僧侣人数的不

断增长，对佛教经典的需求量日益增加。此时原始手写刀刻方式远远不足人们对佛教经

典的需求。那么藏文木刻印刷何时产生，尚无统一确切的年代。 《西藏王统记》记载，

宋代汉译人吴江祖于临洮地方根据唐时的编撰的汉藏历史，特别把汉藏关系史译成藏文，

后来经喇嘛顾希仁青住内地时，对于其中之年代、人 名又加以订正，成为定本，在临洮

地方雕版流传，成为吐蕃历史的主要组成部分。【[1]

】

近年来对西夏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敦煌博物院对敦煌北区石刻发掘的展开，藏文刻本出现

的时间被大大提前。因为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的藏文刻本单叶护轮图版画、 《顶髻尊

胜佛母陀罗尼功德依经摄略》藏文刻本佛经有梵夹装和蝴蝶装两种，雕刊精细，是很成

熟的印刷品。”敦煌北区石窟中出土的藏文刻本和木刻版画,均产生 于 11 世纪至 13 世纪初

的藏文雕版印刷典籍，也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藏文雕版文献。这一发现清楚表明藏文

印刷技术在西夏时期就已经出现，并且其技术的应用 已经非常娴熟。【[2]】西 夏立朝于

1032 年，西夏发达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技术为藏文的雕版工艺和印刷技术创造了条件。

西夏在地理位置上与西藏毗邻，在文化、民族上有着十分亲密 的关系。藏文文献中有关

各个教派的高僧到西夏传法授徒的记载，其中一些高僧甚至还在西夏担任过国师。西夏

与西藏之间的来往非常频繁，因此西藏地区至少知道 这一技术。不过，学术界一般认为，

真正的雕版印刷工艺还是从 13 世纪由内地开始传入藏区的。【[3]】

第二、藏文雕版印刷术的传入与发展

关于藏文雕版印刷时间，最早的记录为 14 世纪初。元朝僧录管主八于大德六年（1302）

曾印装西番字《乾陀般若白伞》30 余件，经咒 10 余部，散放藏区等 处，流通通读。这是

元代较早地刻印藏文书籍的记录，但这些印刷品没有保留下来。目前发现最早的藏区藏

文雕版印书《时论释》收藏于美国学者史密斯图书馆。【[4]

】其 作者是大成就师哦坚巴

(1230-1309)，系噶玛派第二世活佛， 1292 年因元朝忽必烈之邀进京。据鉴定《时论释》

印刷于同时代。随着藏文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在西藏哲蚌寺、夏鲁寺、民族文化宫等

地发现一批元版藏文典 籍。其中《时轮摄略经》、《中观根本经》、《阿毗达磨集论》、

《阿毗达磨藏》、《庄严经论》、《量抉择量》、《量里宝藏》、《三律祥释》、《甘

露要义八支 秘密诀窍续(四部医典)》、《金光明经》、《本续密要释》、《时轮摄略经》、

《时轮经?无垢光广释》等。据可靠的年代记载和考证均在 1284-1351 年 间刊印。【[5]

】

据藏传佛教史书记载，自元始藏族僧人在京城往来频繁，且人数也多，他们有机会接触

到内地的雕版印刷技术。在《八思巴传》中就有过其弟子嘉央为他运送纸、墨进藏的记

载。1960 年，西藏萨迦寺发现金代刻本赵城金藏五百多卷和弘法藏汉文大藏经。【

[6]】另

外，八思巴的弟子汉僧胡将祖将《新唐书·吐蕃传》译成藏文，由仁钦扎国师于泰定二年

（1325）在临洮雕版印行，印本也未传世。《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记 载，仁钦坚赞次子

噶德公布曾七次到达内地，他将内地的雕版印刷技术带回到藏区，并建立刻印书坊。元

皇庆元年（1312），皇帝仁宗邀请纳唐寺的格西恰格巴 拔格什到蒙古地方传教。他为最

早的藏文纳唐版《大藏经》(史称“纳唐古版”)结集，从内地运回一大批笔墨、纸张等。据

纳唐新版的附属目录记载，公元 1312 年至 1320 年之间由僧伽嘉央主持。对此《西藏佛学

原理》亦记载说：“元初，世尊剑(即迥丹热赤)弟子软语隐福从汉土集得巨资，搜罗各地

藏本经 籍，悉奉置于那塘伽蓝，比较整理成一大藏，创刊版本，印刷流通。于是世尊剑

为之著《日光目录》。”此后，在藏族地区以那塘《大藏经》为蓝本，雕刻传抄之风 顿起。

木刻印版拉萨为中心后藏地区推广后，约公元 1390 年左右帕竹政权第五任贡玛扎巴坚参

（阐化王）还积极创造条件，扶植工艺，对印书事业，大力加以倡导鼓励，他亲自主持

把萨迦五祖师的论著刻印出书。【[7]】这项工程需要相当雄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力量才能完

成的。这标志着藏族本身的雕版印刷事业己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德银协巴（1384-1415）是藏区佛教史上重要的人物。1407 年 1 月奉旨

抵达南京，受到皇帝、皇后、皇太子、大臣及僧俗的盛大欢 迎。他将蔡巴《甘珠尔》手

抄本推广给永乐帝。永乐八年（1410）永乐帝为他刚刚逝世的妃子徐氏追求冥福，“遣使

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锌印施，以资为荐扬 之典。下界一切生灵，均沾无穷之福。”【[8]】

同 时，请德银协巴任永乐版《甘珠尔》刻本的总篡，这是目前所存最早的藏文《大藏经》

印刷品。此外还刻印了《丹珠尔》中的 6 篇著作。一些藏文史籍中说永乐版藏 文《甘珠

尔》的印版是铜版。永乐版的刻印过程中有不少藏族班智达和能工巧匠参与了这项工作。

永乐版《甘珠尔》印刷后送往藏区，先后赠送宗喀巴、大宝法王德 银协巴、大乘法王贡

嘎扎西和大慈法王释迦耶西等每人一套。这对于藏区佛教文化和雕版印刷事业的普及发

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宗喀巴逝世（1419）后不久，1426 年，仁蚌县官朗卡桑布作施主将宗喀巴论著刻版印刷，

全集十九帙，俗称“噶丹旧版”。“布达拉、色拉寺、哲蚌寺、角色楞寺、耿德寺等各存有

一套。雕刻技术写本一样细腻，首页版画佛像精美，与后期的雕版无法媲美”【[9]】

1605 年，由噶玛派红帽系第六世活佛曲吉旺秋校订，翻刻永乐版《甘珠尔》，并增刻

《丹珠尔》42 函，以黑字印行，称为万历版。

1608 年，云南丽江府土司索南热丹延聘第六世噶玛巴红帽系活佛曲吉旺秋前来主持编纂

的，以蔡巴《甘珠尔》的手抄本为底本，与其它版本校勘，历时 15 年雕 刻了《甘珠尔》，

共有 108 函。后因战火丽江版《甘珠尔》迁运到理塘寺印刷成书，故又称理塘版《甘珠

尔》。现在拉萨大昭寺里还珍藏有索南热丹奉献给该寺的 《甘珠尔》朱印版共 108 卷，

包括一千多篇文献，是大昭寺的珍贵文物之一。【[10]】理塘朱版是藏区刊印《甘珠尔》的

最早的版本，此印版毁于 1908 年的战乱中。

五世达赖喇嘛，博得精通各教派之显密教法，娴熟诸明之声誉，十六岁从卡仲曲则处善

习书法并编纂三百余函之经籍目录。著有很多光辉著作。创建拉萨布达拉印书院，召集

了一大批刻印工匠，刊刻了不少经籍，另外有造金写本甘珠尔经，宗喀巴文集、罕见医

典《医药十八支》等多种。

第司桑杰加措是政教事务之阅识广博，胆略过人，他二十七岁任命为第司，三十岁

（1682）时五世达赖喇嘛逝世，他遵五世达赖遗嘱，重担在肩，开始建造举世 闻名的布

达拉红宫。他造百余部珍宝写本《甘珠尔》以外，特别在穷秦哇达则，以布顿大师《丹

珠尔目录》为基础，在增加 219 种，新造《丹珠尔》215 函。藏 历第十二土蛇年（1689），

还主持整理五世达赖喇嘛之前的诸种文集。【[11]】第 五世达赖喇嘛全集刊刻时未收录旧目

录之珍本及旧译金刚乘类、别集、博唐宫藏本、兴饶祖师经籍、历代达赖喇嘛及学者文

集集成。著有《目录加持速降》。据《目 录加持速降》记载的数量看，共 89 函。一函按

三百叶、每叶五百字计，其刻版 27000 块，字数总计约有二亿七千余万之巨。建造布达拉

红宫之佛像、经、塔。 增删校正扎唐本四部医典，并于其他四部医典版本对勘后刊刻新

版。【[12]】

第三、藏文雕版印刷术在全藏区飞速发展阶段

公元十七世纪开始，藏族地区的雕版印刷事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形成了以寺院

和地域为主的若干大型印刷中心。除雕版印刷佛学典籍以外，有关藏族的历 史、文学、

语言、科技等方面的著述都是由印经院雕版印刷。比较著名的印经院有纳塘寺、德格、

拉萨、塔尔寺、拉卜楞寺、卓尼禅定寺等。

十七世纪末，六世仓央嘉措在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纳唐寺内修建了印经院，并命令第司

桑杰嘉措刻印《甘珠尔》，故刻印了以般若十万颂、二万五千颂和八千颂为主 的经典 28

函，历时 7 年。其后不久，仓央嘉措被废，第司桑杰嘉措也被杀害。刻印工作停顿下来。

颇罗鼐索南多杰修复印经院，调集全藏著名的书法家、刻工和画 师，集结一大批年轻僧

人学习雕版印刷技术，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刻印出大量的藏文典籍。此后不久，从

1731 年 3 月 26 日至 1732 年 1 月 26 日，由颇罗 鼐索郎多杰主持在第悉·桑杰嘉措刊刻的

基础上开始刊刻完成了《甘珠尔》部分，共计 107 函。此印版雕刻质量颇高，线条细腻，

字型美观，令人悦目。【[13]】从 1741 年 3 月 27 日至 1742 年 10 月 25 日近一年半时间刻完

了《丹珠尔》部分，共计 225 函，76883 叶。【[14]】其目录中记载此版本是照第司·桑杰嘉

措主持缮写的《丹珠尔》写本而刊刻的。此版不仅雕刻速度快，而且质量颇高，印版线

条细腻，字型美观，不论从任何角度去看，都非常漂亮。

1712 年，第十一世土司莫索贡保发源雕刻经典，以弘扬佛法，位于甘肃卓尼禅定寺内大

兴土木，创建了卓尼印经院。印刷总管由学识渊博的经师阿旺达吉和嘎本 才让等五十多

人担任，卷首佛像由画师华觉嘉措负责。负责校订者十人，雕版工人三百余人，还有木

匠、造纸、造墨等工人数百人。在土司莫索贡保德亲自主持下， 前后刻印经典数十部。

其中卓尼版《甘珠尔》于 1721 年阴历 6 月 4 日至 1731 年阴历 4 月 11 日全部刻完。《丹

珠尔》部分由卓尼第十四世土司丹尚才让(又 名杨声)主持雕刻，从 1753 年至 1772 年刻完。

此版文字秀丽，字迹清晰，内容完整。【[15]】

在藏区诸印经院中颇有声名的是德格印经院，它位于德格县更庆镇欧普龙沟口。该院于

1729 年由德格家族第十二代土司兼六世法王却吉·登巴泽仁创建。据《德格土司系谱》【[16]】和 《萨迦格言·后记》(德格版)记载，在德格印经院创建之前，公元 1704 年四月，由

土司松吉登巴出资雕刻印刷三文(藏文转写梵文、乌都尔文、藏文)合璧的 《般若波罗蜜多

经八千颂》，第十二绕迥木鸡年雕刻印刷了《萨迦格言》。此外，还有一些修法仪轨方

面的典籍也是这个时期刻制的。据有关资料证明，在德格印经 院创建之前，由德格土司

出资雕刻的印版数量大约有 1500 余块。

据德格版《德格版丹珠尔总目录》【[17]】等 藏文典籍记载，却吉·登巴泽仁继土司之职后，

便开始选择建造印经院的基址，经多方勘察和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后，认定更庆欧普龙沟

口的尼干普龙有祥瑞吉兆，于 是在 1729 年初破土动工。次年，一座存放《甘珠尔》的小

型建筑物落成，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同时，积极筹划印版的刻制工作，德格版

《甘珠尔》于在 1734 年完成。雕刻完《甘珠尔》印版后，继续雕刻了《萨迦五祖文集》、

《佛教源流》和《修法仪轨》等各种单行本六十多函。为了提高印版的质量，土司规定

实行三级审稿制度，即书法家们负责对写好的印版原文进行两次校核，以便及时修改错

漏。然后经编审师们复审和终审后，方可交刻工雕刻。刻完后编师们在清样上 还要进行

三校。版面改动较多的必须重刻，改动较少的进行补刻，规定的校次不准任意减少或变

动，雕刻工作由噶玛班珠和次白总负责。至公元 1738 年，德格印 经院所藏印版数量有近

10 万块。

此后，却吉·登巴泽仁又在已落成的小型建筑物旁建造了一座护法殿，这便是德格印经院

早期的雏形。却吉·登巴泽仁仙逝世一年后，其次子彭措登巴继任第十四代 土司兼七世法

王。他依照辖区内下属官员和高僧大德的建议，决定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印经院。于

1744 年在原址上破土动工历时三年零四个月，完成了主体工 程。次年，又调集 130 余名

画师耗时两年多，完成了印经院绘画、雕塑等装饰工程。1750 年 2 月，在新落成的印经

院大经堂里，为新建筑、壁画、雕像、所藏 印版举行了盛大开光典礼，将其命名为“西藏

文化宝库德格印经院大法库吉祥多门”。期间于 1739 年由彭措登巴主持继续雕刻《丹珠

尔》，1742 年竣工。这 个时期刻成的印版还有：《嘛呢文集》、《西藏王统记》、《佛

教史大宝藏论》、《五部遗教》、《莲花生大师本生传》、《玛尔巴和米拉日巴传》、

《诗镜注释旦 智意饰》、《四部医典注释·蓝琉璃》、《补充秘诀医典一百三十三章·补

遗》、《白琉璃》、《历算经典·除锈》、《白琉璃论献疑二百零八条》、《道果丛 书》、

《黑白花十万龙经》、《了义契经》、《贤劫经》、《般若经》以及部分著名译师的传

记等 50 余函。

1752 年，彭措登巴仙逝世，由洛珠降措接任第十五代土司兼第八世法王，他继续主持德

格印经院建设的后续工作，直至 1756 年左右，德格印经院的再建工程 才基本告竣。组织

雕刻《隆钦七藏》、《宇妥·医学十八支论》、《医诀精要·千万舍利》、《医学精要集》

等十多函。第十六代土司兼第九世法王德噶绒布执政期 间，由次旺拉姆出资刻了《旧译

十万续部集》、《晋林文集》、《隆钦精义四支》、《俄尔钦文集》和《衮论文集》等

40 函。第十八世德格土司当泽多吉执政时期 完成了《敦让巴文集》、《腰处文集》、

《绒丹文集》、《宗喀巴文集》、《达博文集》、《妥美文集》、《道果阐释》、《续

部总集》等六十多函的雕版。第二十 一代土司次旺邓都执政期间，雕刻了《米旁文集》

和《木雅·贡索文集》等部分文献三十多函。至 1981 年，全院所藏书版有 217500 块，一

块两页，一页按 六百字计，其字数总计约有二亿五千余万之巨。【[18]】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德格印经院一边进行维修，同时也着手对残缺印版和新版本的刻制工作。至 1999 年

3 月，已补刻和新刻印版 43599 块，87118 页。这个数量相当于 70 年代末院藏印版总量的

20％。

拉卜楞印经院和藏经楼虽然不是藏区最大的，但安多地区闻名遐迩。创建于第二世嘉木

样时期，历经扩建，规模宏大，雕刻印刷出了大批典籍。1959 年，甘肃《拉卜楞寺书目》

收录了 178 位大师的近万部著作，其中多半是该印经院雕版印刷。【[19]】这些典籍印刷精

美，包装华丽。据说原来的藏经楼藏经书 22880 余部，【[20]】藏文经版 62000 余块，可惜

在“文革”浩劫中印经院和藏经楼均被毁坏，经籍、经版散失无数。

1827 年，塔尔寺第五世赛多耶西土登嘉措创建了塔尔寺印经院。与当才活佛共同主管刊

刻印经诸事务。此后历经扩建，成为一座颇具规模、卷帙浩繁的印经院，藏有三万块各

种典籍的印版和部分佛画印版。

1919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令，因布达拉宫后门内侧印经院已十分破旧，日照少，地势高，

且十分狭窄，逐在布达拉宫下扩建成阁楼式印经院，称为“雪境福利宝 库州”。召集了一

大批刻印工匠，并制定了一系列奖惩制度。由于制度健全，奖惩严明，刻印出大量的书

版。格西喜饶嘉措主持校勘新刻的布敦仁钦珠全集二十六 函，后校勘《甘珠尔》拉萨新

版。该印经院现藏有 1926 年至 1936 年间雕刻的一套《甘珠尔》。另外，13 部《毗捺那

经》、21 部《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6 部《宝积经》、13 部《显宗经》、12 部《涅磐

经》、61 部《续部》和繁本目录 510 块、简本目录 49 块等经版。据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统

计，该院先存印版 10 万余条。【[21]】同 年，哲蚌寺印经院所存经版，在五世达赖喇嘛时虽

曾编篡一经版目录，但后来因未见于经版目录之书版甚多，因历时多年，刻版混杂散乱，

原有目录不足为据，选派 专人，清理出朽烂不堪印版，加以保管并补雕，其他显密经典

及其注疏之书版，为方便查找，在各存放室按字头标明所藏经版目录。【[22]】

除以上六大印经院外，还有各大较有规模的寺院设有印经院，这些印经院雕刻印刷了数

千部典籍。曾经有人做过粗略统计，如果我们将整个藏区印经院的刻版排列在一起，足

以环绕地球一周。从这些不同版本的图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藏区十分发达的雕刻印刷

术。

随着藏传佛教在内地和蒙古地区传播，藏文雕刻印刷在这些地区也盛行。蒙古地区较有

规模的五当昭寺设立了译经和印经处。呼和浩特附近创建的黄泉寺印经院刻印 无数，该

院刻印的《松巴耶西班觉全集》共八函，刻版大方，校勘精甚。1908 年，由八世哲布尊

丹巴和额尔德尼切仓雄努顿珠拉莫二人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 乌兰巴托主持刊刻了库

伦版《大藏经》，此版以永乐版《甘珠尔》为底本，同时也参照了德格版《甘珠尔》，

共计 105 帙。另外，蒙古地区刻印的仅存中国民族图 书馆收藏有四家，即《喀尔喀至尊

阿旺克珠全集》共五函、《喀尔喀阿旺白登全集》共三函、《阿旺耶西土登全集》共两

函、《夏仲法尊阿旺才让全集》共十二函 等。【[23]】内地除了明永乐版、万历版《藏文大

藏经》等以外，较大规模的藏文雕版印刷活动在清朝时期。1683 年，始刻藏文大藏经

《甘珠尔》，【[24]】1700 年四月末完成。1724 年续刻了《丹珠尔》。1711 年，章嘉阿旺洛

桑曲登（1642-1714）七十岁再返回北京，购置法渊寺及周围基地，赖诺门汗之资 助建寺

造像。次年，皇帝赐名嵩朱寺，百余喇嘛为之开光。该寺设有印经院。雍正二年续刻的

《丹珠尔》在此雕刻，另外该院雕刻印刷了大量的藏文文献，仅存中国 民族图书馆的藏

文古籍文献中有 13 家全集，达 70 余函。

结语

公元 13 世纪，雕刻印刷术传入藏区之后，藏区各地陆续建起了印经院，并不断地技术更

新，大规模地刊刻印刷，为藏文文献的保存和藏族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有 效的手段。

首先，它就成为推广知识、普及教育的重要工具。印经院大量印制降低了成本，廉价供

应，销行广远，使一般大众都能够买，对于普及教育和增进文字阅 读能力，对藏族文明

进步产生了一定作用。其次，藏文雕版印术的发展使得藏文书籍形式统一、版面标准化、

字体固定、校勘仔细，因而易可获得较佳的版本。第 三，随着藏文文献典籍的丰富，推

动了以五明分类为则准确地概括了藏文文献的学科管理，留传后世，对藏族文化遗产的

保存起到了重要的功能，据不完全统计现存 藏文雕版达十万余张，古籍数近百万余函，

民间收藏更不可盛举。

注释：

【[1]】皇奋生编著《藏族史略》[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年 12 月，169 页。

【[2]】史金波《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初探》载祁庆富主编:《民族文化遗产》第 1 辑[C]，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年。

【[3]】彭学云《试论藏文典籍文化》载《中国藏学》[J]2007.1

【[4]】土登彭措《藏史纲要》[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 年 9 月 313 页

【[5]】2008 年，北京藏学会论文集（会议交流材料）

【[6]】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 10 月，第 224—233 页。

【[7]】得荣·泽让邓珠《藏族通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8 月 636 页。

【[8]】周绍良《明永乐年间内附刊本佛教经籍》载《文物》[J]1985 年第三期。

【[9]】 东噶洛桑陈列《东嘎藏文目录学》（藏文）[M]民族出版社,2003 年 3 月， 88 页。

【[10]】杨福泉《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5 年，第 216 页。

【[11]】《目录加持速降》（写本）[O]藏于中国民族图书馆。

【[12]】中国民族图书馆编《藏文典籍目录》第二辑[W]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年 12 月，

466 页

【[13]】西藏策觉林原藏有一套那塘版《甘珠尔大藏经》，封面为雪青色，金色印字，装

饰颇精。

【[14]】此木刻原版在文革时期遭到毁坏，在那塘寺仅剩有百余张印版。此版本版面宽、

字体大，除佛像插图和个别篇目与北京版稍有差异外，在正字和编序等方面多数与北京

版相同。

【[15]】1928 年 12 月 1 日，河州马仲英扰洮，其部署马沿贤放火烧毁了印经院及所藏木

刻印版。1932 年，第十九世土司杨积庆召集许多寺院的僧人和地方头人摊派款项及募捐

财物，修复了此印经院，并雕刻印刷出大批的书籍。

【[16]】《德格土司系谱》[O]木刻本藏于中国民族图书馆。

【[17]】《德格版大藏经总目录》[O]木刻本藏于中国民族图书馆。

【[18]】德格印经院编《德格印经院》[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1 年 8 月

【[19]】《藏文典籍要目》（藏文）[W]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5 年。

【[20]】丹珠昂奔著《藏族文化发展史》[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 年 4 月，878

页。

【[21]】洛桑布赤著《中国西藏（藏文）》[J]2008 年.7 期,46 页。

【[22]】木雅公布《历代藏族学者小传》（藏文）[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年 5 月，

769 页。

【[23]】东噶洛桑陈列《东嘎词典》[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年 4 月，310-312 页。

【[24]】 关于此《甘珠尔》之母本，有说是西藏霞卢寺写本，但北京版《甘珠尔》著跋及

目录中无此说明，而可为佐证之材料未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在将 此

与永乐版《甘珠尔》进行比较，发现其经函数、页码、字行、字行之前后字词，及错别

字等有 95%均相同，因此认为，其母本可能是永乐版。版片毁于光绪二十 六年（1900 年）

康子之役。《＜甘珠尔＞版本及其对勘成果要述载《中国藏学》2005 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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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文章发表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9 年第六期